该书的第二、三编是作者贯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根据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以十多年来积累的研究和授课史料，总结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从“决议”出发，对若干革命历史史实进行阐述的。作者对大革命的历史综述指出：“中国人民曾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与组织之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次大革命中，担负了最埋头苦干的最实际的革命工作，他们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与农民运动，推动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与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与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出于当时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并在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以至于当反动派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共与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致使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由于共产党还是幼年的党，还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历史并没有来得及使毛泽东同志这种自觉的中国布尔什么维克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有组织的集中领导，便进入了十年土地革命国内战争的新时期。”
作者对土地革命时期所作的综述是：“从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大革命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与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与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苏维埃），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在这十年内，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总方针及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与必要的；无数共产党员无数人民和许多党外革命家（像鲁迅）等，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奋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他们的精神与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亦将因为没有一个积蓄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而不能坚持和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无数先烈的牺牲流血是可歌可泣的。其中牺牲了许多出色的政治家，如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张太雷等同志，许多出色的群众领袖人物，如苏兆征、彭湃、刘华、方志敏、邓中夏等同志，还牺牲了许多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如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等同志；他们作了许多重大的斗争，为中国人民留下不朽的光彩。他们的鲜血培植了我们今天胜利的鲜花！
“自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对于中国社会革命问题，能够在理论上正确的、完整的、而又实际的加以解决，并长期领导全部中国革命事业的前进的是毛泽东同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理论与政策，是继续了发展了大革命时代的革命传统，也是今天全国胜利的革命规模革命政策的由来。
“这十年里，一方面是国民党发动派的反动围剿——军事围剿与文化围剿，与中共和中国人民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与文化革命深入的时期；另一方面，又是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入，国民党反动派卖国妥协，与中共和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时期。
“在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企图独占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标志了国际帝国主义在华关系的新变化——从大体上仍是列强机会均等的局面，逐渐改变为日本帝国主义占优势地位乃至独占地位的局面，这就是预伏了以后各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
“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媚外，已远非满清与袁世凯所能及。它丢掉了东四省、‘特殊化’了华北，又破坏了‘一·二八’、‘察北’、‘长城’……以至东北义勇军的抗日。
“一二·九爱国运动，是全国人民在中共领导下掀起反日民族革命新高潮的标志。西安事变则成为历史时局的转折点，自此以后，历史便逐渐转入到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时期。
“没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推动和组织，没有中国人民红军的坚持团结抗日的模范行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神圣的抗日战争的实现是不能想像的，而就在这十年期中，一切重大的抗日运动，也都是在中共的领导、推动，或影响下产生的。”
而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而言，《中国近代革命史讲话初稿》一书从下限的时间上来说还不完整，因为它只讲述到全民族抗日战争前夕“西安事变”发生，以及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都还没有讲到。
担任了中国新史学会副会长（会长为郭沫若）的吴玉章校长十分关心胡华关于中国革命史的继续写作，在华北大学第一部第八区队学员毕业分配后，8—12月该部没有招收新生，吴老即要求胡华在给第三部和其他高校讲授中国革命史课之余，尽快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以适应新中国对这一学科进行教学与革命宣传的急需。这一时期，胡华每写出一编革命史稿，即送吴老审阅。吴老当时正在筹办中国人民大学，而且正值建国之初，国家大事、各种会议非常繁忙。
但是，吴老总是要挤出时间详细审阅这部革命史的初稿，并且认真核算了文中引用的数字，指出许多舛错之处。耳提面命中，胡华每每都十分感动，他的学养和精神都受到了陶冶，不断加深着对吴老的深深敬佩和爱戴。11月23日，吴老向胡华签赠自己迎接新中国的新著《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寄望和督促胡华革命史新作的进展。
1950年2月，胡华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初稿，吴老随即呈送中共中央宣传部审定。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田家英、《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中央编译局局长王惠德、中共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胡绳、中央出版总署编审局局长叶蠖生等许多教育、宣传、理论部门的领导进行审读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胡乔木认为，因为长期没有教本，这个稿子目前很需要。邓拓建议，因为各高校和中学很需要，一方面出这个课本，另一方面出个辅助学习的资料，先作为课本出版发行，目前有其一定的生命力。几位审读者均认为这只是个初稿，需要广泛征求意见，不断进行修改。
1950年3月，胡华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第1版第1次印刷2万册。胡华在“前言”中表示：
“这本书的内容是简略地叙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革命历史，从五四运动开始讲到抗日战争的胜利。编著者在这本书里企图简要地说明：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之日起，怎样领导了中国革命；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和毛泽东思想怎样在各个历史时期指导中国革命使之走向胜利；同时想通过对于最近二三十年的中国各个重大的政治事变的叙述，来说明关于政治斗争的某些规律和中国革命中的某些经验教训。至于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来到目前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因为时间仓促，未能补入，只好有待于将来，这是要向读者深致歉意的。
“这本书原是华北大学的讲义，是根据编著者在华北大学讲授《中国革命史》
的一部分讲义，加以简化而编成的。它的初稿，曾在校内印出，用作华大第一、第二、第三部万余同学学习《中国革命史》课时的参考教材。现在根据同学们和各方面同志的意见，略加修改，重印出来，目的是想供给高级中学、高级师范的同学暂作为一学期的历史教材，并且供作学习政治和历史的一般参考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