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安排后，大约晚上１０点，四人踏上了新雇的渔船，船夫解缆，驶向香港。
许多人都像李立三他们这样，通过甲子港逃往香港，再转各地。
撤离晚些的，就更困难了。
郭沫若一行四人摸黑从墓碑旁逃出，找不到路，就在茫茫田野里凭感觉朝海口方向走。一会又和一队有三十多人的武装队伍碰上了。郭沫若躲在树丛里一听他们说话，才知是叶挺的部下。忙着钻出来，跟着他们一块走。
连遭惊吓，已经有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他们走近一座村庄，想找个向导。
不料，还未沾着村边，“轰轰”爆出两土炮，队伍又是一哄而散。
纠集起一些人，再走。总算找到个愿当向导的人。向导引着郭沫若他们跨沟跳坎。有一次，跳过一条宽沟时，大家都跳过了，唯有郭沫若扑通跌进水沟里。人们七手八脚把他从水中拉起来，已是里里外外全湿透了。没有衣服换，郭沫若只好打着赤膊，把湿衣服套在别人给他找来的一根竹竿上，就像扛着一面旗。夜来天气渐凉，郭沫若已是上牙下牙打战，只好一边走，一边用手在浑身上下使劲摩擦，发出点热量。
走到一个瓦窑场，士兵们拖着饥饿疲倦的身躯在场外空地歇下了。郭沫若四个人睡在场内的草堆里面。太疲倦了，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士兵和向导早已走得连影子都不见了。四个人好一顿懊丧，无法，只好就近找人买了一些旧衣服，换掉身上显眼的军服，装成当地老百姓，继续向海口方向走去。最后在进步青年农民和农协的帮助下，到了酒泉，再由酒泉上船去了香港。
从潮汕逃出的起义军将领，尤其是像陈赓这样的伤病员，处境更加困难。他是卢冬生和一名工人用行军床把他抬上货船底舱的。他们刚刚坐稳，就有一个黑影跳进货舱，东张西望。陈赓不免紧张起来。在这个铁匣子里，有情况很难逃脱。只见那人捡起一张烂席子，看看没有空地，便往陈赓脚下一铺，倒头便睡。呼吸声显得特别粗。
陈赓本来装作看报纸，拧过脸借着微光一看，差点笑出声来：这不是他的老同学、三师师长周逸群吗？
陈赓不甘寂寞，生出个玩笑念头。他拿报纸遮住脸，大声念道：“这报上的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就登出来了！”
躺在席子上的周逸群一愣，翻了个身，支棱耳朵，想听听清楚……听着听着，扑哧笑开了：“是你这个鬼呀！”
两人高兴地放声大笑。周逸群告诉陈赓，他是被黄绍的部队抓住了，但士兵没认出他，他逃了出来。汕头有个慈善团体给了他一张船票，他才上了船。他们决定一起到上海去找党。他们都担心：不知周恩来、叶挺、贺龙现在何方……
领袖们暂避香港
流沙撤出的时候，一片混乱。
跟贺龙一起撤退的是刘伯承、林伯渠、彭湃夫妇等。跟追兵打过几次小的战斗后，只有二三百名士兵了。到了神泉港附近的一个村落，贺龙要部队与当地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坚持斗争，慢慢再转回湖南，等他到上海后再与他们联系。
贺龙等几个领导人与部队分手后，即由彭湃带到一个地下关系人家，换装扮成广东的老乡和中小商人模样。当时一起走的徐以新还是小孩，他舍不得丢掉红领巾。
刘伯承见了，对他说：“我的小老弟，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留这个？”这是很危险的，徐以新只好丢下。
彭湃对这一带很熟，他领着贺龙一行人到神泉港后，又通过地下关系，租到一条可载百十人的大渔船，在海上又走了三四天到达香港。进港前，贺龙他们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把枪支都扔到海里去了。那一刻，他们的心里都在流血。
聂荣臻和叶挺则没有贺龙那样顺利，他们始终跟在周恩来旁边，混乱之中，抬担架的也跑了，只剩下两个卫士，他们轮流背着周恩来，有时由叶挺或聂荣臻搀扶着走。情势非常危险，因为这五个人中间，唯一的武装就是叶挺腰间的那一支小手枪，其他人都是赤手空拳。
周恩来仍在发烧，连稀粥都吃不下了，有时神志不清，嘴里时时在喊。
他们尽量避开大路，可是小路又不熟，走走停停。好在彭湃在这里工作多年，群众基础好，农民明知他们是起义军下来的，仍热情接待，给吃给喝。在农民的帮助下，他们找到逃到这里的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杨石魂是当地人，曾在中央工作过，与周恩来、聂荣臻都很熟。聂荣臻也就不客气了，当即提出：“石魂同志，你对本地情况熟，可不能离开我们，我们几个连本地话都听不懂，你得想办法把我们护送到香港，沿途的关系你也熟悉，对吧？”
杨石魂很痛快，没有推辞：“你们放心，只要我在，就丢不下你们。”他又俯身摸摸周恩来的额头：“哟，这么烫，赶紧找个地方！”
当晚，他们转移到离流沙不远的一个叫黄厝寮的小村，隐避在区委书记黄秀文家中。点亮灯后，黄秀文才看清周恩来有些发黄的脸，和高高耸起的颧骨，他已经瘦了一圈。房子里只有一张大床，地下临时准备了一张草铺。黄秀文有些不过意：
“地方太狭了，请首长们在这床上休息。”
周恩来坐在床沿上：“没关系，这就很好了。”
第二天，风雨大作，海里浪涛翻涌。黄秀文进来时，发现周恩来没有吃饭，脸红得厉害，便不安地问：“周恩来同志，你病了吗？”
“有些不舒服，但不要紧。”
杨石魂焦虑地说：“周恩来同志发烧很久了，昨天过度疲劳，今天发热得更厉害了。”
正在房子里徘徊沉思的叶挺，突然转过脸问黄秀文：“你能找得上陆丰县委的关系吗？”
“找得上。县委设有秘密交通站。”
“那么秀文同志，请你一面向县委报告，设法请个可靠的医生，替恩来同志治病；一面派人雇船只，等风浪稍停，就启帆去香港。”叶挺说完，回头征求周恩来的意见，“你看好不好？”
“雇船很好。不过请医生问题，我看不要麻烦县委了吧。我的病并不要紧，行军打仗都能挨过来，何况现在的环境总算安定得多了。”周恩来说着坐了起来，好像是要证明他的身体满可以支持。
“不行，你已给病折磨够了，应赶快诊治！”叶挺毫不改口。
一旁的聂荣臻、杨石魂也都劝着，周恩来只好同意黄秀文给县委打报告。
下午，周恩来的高烧稍退一些，他就叫黄秀文找县农协的负责干部，和一位工农革命军的中队长到他的住房来，他要了解这里的农运及武装斗争情况。县农协的同志告诉他，几天前，二十四师余部在董朗同志率领下，甩开了敌军的追击，经过新田、河口，现已安全抵达海陆丰的碣石溪和中峒了。
周恩来略感欣慰：“这就好了，革命军队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南昌暴动的革命火焰又要在海陆丰点起来了。”也许这是周恩来此次领导起义的切肤之痛——１９４４年３月，他曾提出南昌起义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病中的周恩来在诊治这场风暴。
第四天，黄秀文得到县委的通知，要他护送周恩来到革命基础很好的溪碧村去医病，那里有一个可靠的中医先生。这天晚上，他备了一乘轿子，送周恩来到县委早已布置好的接头地点。聂荣臻、叶挺等人也都跟着去了。过了四五天，天还没有亮，他们又回到黄秀文家。但是周恩来的病状并未见好，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早点到达香港就医。可天公不作美，暴雨虽然停了，狂风却依旧卷着巨浪，猛烈地扑打着海岸。没有办法，只好再住几天。
黄秀文的父亲是个一辈子受苦的人，看到这些人背井离乡，心里很不落忍。一天，他去买了一条三斤多重的鲜鱼，高兴地做好端进房子里。叶挺一见笑起来：
“哟，老大爷，怎么买鱼呢？你家并不宽裕，再说，咸菜已经很好吃啦！”
老父亲说：“你们工作担子重，这位同志又害了病，不吃点鱼壮壮身子哪能行呢！”
周恩来很不过意：“你年纪大了还要照顾我们，我们身体并不坏，你太关心了。”
他指了一下鱼盘，说：“菜做好了，那就请你送一盘给老太太尝尝，你也来这里吃。”
老父亲拗不过周恩来和叶挺，只好坐到饭桌旁，但筷子总是夹咸菜。周恩来就夹起一块鱼放在他的碗里。叶挺也对两个警卫员说：“怎么，你们也拘束了，打它一个冲锋吧！”惹得大家都笑起来。他们走后黄秀文的父亲才知这是两个“大官”。
大约住了半个月的时间，船工来通知说可以出海了，大家都很高兴。傍晚时分，黄秀文又雇了一乘轿子将周恩来抬到船上。动身前，他们向他父亲道别，千谢万谢。
老父亲也为之动情，祈祷着：“老天爷保佑你们一路平安！”
开船了。天空灰蒙蒙的，海涛在咆哮。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五个人将小船挤得满满的。他们把周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
风浪之中，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聂荣臻怕被晃到海里去，找了根绳子将自己的身体拴在桅杆上。
叶挺直笑：“亏你想得出。”
小船在海上整整颠簸了两天一夜，终于在一个晴朗的早晨驶进了香港的鲤鱼门，在铜锣湾的海面靠了岸。
下船后，杨石魂说：“你们在这里照看恩来同志，我去找省委联系。现在广东省委在香港办公。”
周恩来危难时刻
“四一五”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向广州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一些参加了共产党、共青团的进步学生，被反动派通缉，一批批地投进监狱，又一批批地被杀害。也有一些进步学生事先得到党组织的通知，及早走脱了。
中山大学附属师范的学生范桂霞就是上了黑名单又逃出来的。她在邻居的帮助下，到了一个织布女工家里（她原来也是织布女工），女工帮她买了去香港的船票。到了香港，人地生疏，她在街头流浪了两天，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后来在莉园书店见到了中大同学何志坚和朱英娥。他们问了范桂霞的情况和住址后，就让她到朱英娥家等候消息。
第二天，省委秘书处派人来找她，将她调到省委招待所工作。当时的招待所是按革命需要租赁房子的，发现问题立即搬走。她在招待所的几个月，已搬过几个地方了。董必武、瞿秋白、林伯渠、彭湃、李立三、杨殷等中央领导都在这里住过。
这一天，省委秘书长给范桂霞一个新任务，要她单独护理一个重要病号。省委秘书处管总务的赖谷良已将一切安排好了，他将范桂霞带到油麻地广东道一间小洋房里，说：“前面一间是杨石魂同志的住处，你住在后面这个家，你就是这个家的主妇。”
“我护理谁呀？”
“老周。”
老周？范桂霞不知“老周”是谁，但按组织原则是不能打听的。于是她就静下心来等候“老周”的到来。
一天下午，一部黑色小轿车在门前停下，杨石魂从车上背下来一个病人。范桂霞一看，病人穿着一身绸缎的长衫马褂，一副上海富商的打扮。范桂霞急忙上前帮助杨石魂将病人迎进房里，扶上床，替他脱去外衣，盖好被子。病人仍在发高烧，神志不清，消瘦得很。她问杨石魂：“什么病？”
杨石魂小声说：“急性疟疾。”
范桂霞这时才仔细端详起病人。她看着看着，眼睛一亮，差点叫出声来：这不是周恩来吗？她以前见过周恩来，也知道周恩来担任的职务。杨石魂示意她不要暴露病人的情况，吩咐她：“你的任务就是为他探病，协助医生做好诊治工作，为病人打针，喂药。”
一量体温竟４０度。医生来看过后，范桂霞就服侍周恩来吃了药，睡下了。
当晚，范桂霞每隔一小时就给周恩来量一次体温，整夜守护在他的床前，观察他的病情，并按医嘱为他喂了第二次药……第一晚就在安静中度过了。
第二天，周恩来的病又反复，烧稍退了又高烧起来，谵语、颤抖不止，处于昏迷状态。杨石魂急了，赶紧将医生接来，进行急救。杨石魂和范桂霞紧张地站在一边，望着周恩来满脸胡茬，两只眼睛紧锁，嘴层紧闭，颤抖的身子紧挺直着，生怕周恩来的病情恶化。
按医生的嘱咐，范桂霞整整三天守护在周恩来身边。
紧张的三天终于过了，到了第四天，周恩来惨白的面颊开始有了血色，渐渐睁开眼睛，轻轻喊了一声。范桂霞和杨石魂闻声过来，一看周恩来清醒过来，范桂霞惊喜地叫了起来：“呀，老周醒了！”
周恩来抬起手，示意他要起来。范桂霞和杨石魂赶紧用胳膊搀住周恩来。周恩来脚落地后，慢慢地自己走动。杨石魂惊喜若狂，一把拉住范桂霞的手，和她跳起舞来，嘴里叨叨：“我说老周命大，不会有事，怎么样？”
被杨石魂一闹，年轻的范桂霞顿时面红耳赤，手足无措。周恩来慢慢坐回床沿，笑道：“小杨，你真调皮，看，桂霞姐要生气了，快道歉吧！”杨石魂这才发现自己闹过了头，连忙拱手向范桂霞道歉。这反而逗得她哈哈地笑起来了。
为了帮助周恩来尽快恢复体力，范桂霞想办法弄来一只鸡，熬了鸡汁给周恩来喝。周恩来心里很难过，说道：“党的经济这么困难，我想起和我一起战斗的南昌暴动患病的战士，我怎能吃下去？……”
范桂霞宽慰道：“这是党的决定，你是病号，得听我的安排。”
周恩来接过鸡汤碗：“好吧，这次我服从你，但以后还是要节约才好。”
１１月初，广东省委召开会议研究广州暴动的事，周恩来决定参加，就由范桂霞陪着他去。范桂霞和杨石魂要雇车，周恩来不同意，坚持步行至码头，上岸后，他靠在范桂霞的肩头慢慢拾级而上。他的身体仍很虚弱，脚步飘浮，不一会儿额头就冒出一层冷汗。范桂霞掏出手绢给他揩干又继续走路，终于到了坚道的会场。开会回来，他笑着说：“你看，我今天不是挺好吗？还锻炼了身体，真是一举两得。”
这期间，周恩来除了经常谈起南昌起义中的事情，也时常问起范桂霞平时学些什么，爱好什么，会不会抽烟、喝酒、跳舞、打麻将？范桂霞直摇头：“这些我统统不会，我就讨厌这些东西！”
周恩来说得很认真：“桂霞同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不应染有这些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嗜好的，但在复杂的地下斗争中，应该什么都懂，因为这是斗争的手段，而不是拿它来消遣，这是我们和资产阶级人生哲学的区别所在。”这段话给了范桂霞很深的印象。
再说杨石魂送周恩来到油麻地时，匆忙中聂荣臻和叶挺都没问清与省委的联络暗号。他们去省委机关接头时，说不出暗号，又穿得脏兮兮的，机关的人员不晓得他们是什么人，不与他们接头。他们又不敢在街上活动，连饭馆也不敢进，就找了一个小饭摊，买了两碗饭和一点广东腊肠，吃完就走。到哪里去呢？没办法，只好找了个小旅馆先住下。
他们上街想买点衣服鞋子，换下这套叫化子似的外罩。到了一个商店，看准几样东西，聂荣臻想买，可身上分文没有。叶挺上前一步：“我来。”他有经验，撤退时别人不要的钱，他都缠在腰里。他一下抽出一张一百元的港币递给老板。老板看这两人的打扮不像是有钱人，疑惑起来。将钱对着太阳照了半天，生气地将钱丢回叶挺手中，说：“先生，这是一张假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