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在于：“五大”不但没有对险象环生的局势作出清醒的估计，反而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简单地认为资产阶级脱离革命，不但不会削弱革命，反能减少革命发展的障碍。这种观点，导致中共中央把希望寄托在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党中央身上，给以信赖和支持，到后来更是节节退让。“五大”
以后，党没有大力去抓武装，特别是不抓军队，而只是单纯地片面地强调纠正工农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以维持同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事首脑的联合。
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这种片面纠“左”的观点，从上年１２月中央特别会议起一直在继续发展。甚至到“马日事变”后还发出继续纠“左”的指示……
周恩来与陈赓：逃离之夜仍然坚守在上海的周恩来，不但经常变换住址，就连身上的衣服式样也要经常倒换。有时是西装革履，有时是中式棉袍，有时还要加上一副圆圆的墨镜。他是要离开上海了，但是邓颖超仍在广州，有消息说，广州的反动军队已经行动了，妊娠中的邓颖超定是雪上加霜。他越想越不放心，就给广东区委发了封密电，要邓颖超速速离粤来沪。
邓颖超接到电报时，还住在医院里。
她是４月初临产的，可惜又遇上难产，超重的胎儿生下便夭折了。她的母亲杨振德守在身边照料她。她从报上才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是周恩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４月１５日，反革命的风暴刮向广州，军阀出动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周恩来、邓颖超原来居住的南华银行二楼广东区委机关被军警搜查，住在那里的三位同志先后被捕。一个第二天惨遭杀害，另两个死于狱中。
周恩来的电报到达时，一位机警的同志赶在搜查前把它转到邓颖超手里。她听着街上不时呼啸而过的警车，心里焦急不安。这时，妇女部的陈铁军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告诉她党组织的决定：你已被列入通缉者的名单，火速离开这里。
陈铁军一走，邓颖超就试着下地。可医院人生地不熟，往哪儿躲呢？接产的老医生王德馨也觉出气氛不对，问邓颖超有什么需要帮助的。王是个善良的基督教徒，因为没有接活邓颖超的孩子，心里不免有些内疚。邓颖超也看出王医生是个好心人，便把她面临的险境告诉了她。
王德馨略一思索，拉上邓颖超母女俩：“走，我给你们找个地方暂避。”她把她俩拉到医院后面一间小屋，等到医院定期派德国人的采药船去香港时，找机会把她俩送走。
邓颖超如愿成行，在香港住了几天，搭海轮去了上海。
邓颖超和母亲到达上海时，正好是５月１日。轮船开到公共租界码头，大批印度籍的英国巡捕上了轮船的舷梯，好像要找什么人，堵了好长时间才放行。她俩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按周恩来在密电中暗示的接头办法，到《申报》馆去登寻人启事，大意是说：伍豪，你久已不要的妻子，现在我把她带来上海，你见报后，可来某某旅馆相见。母振德。
当时国民党还不清楚伍豪是周恩来的代号。
周恩来一看报纸又惊又喜。喜的是邓颖超已到上海，惊的是这家旅馆昨天刚抓走几个外地来沪找党中央的干部。他马上派交通员赶到旅馆，把邓颖超送进一家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让杨振德住在一个可靠的同志家里。邓颖超在那里养了两个星期，身体已经复元，伤心的是，因为这次生产损伤了子宫，很可能再也不能怀孕了。
她顾不得这些，每天出去找房子，终于找到一间，比较隐蔽，周恩来搬来同住。
风声越来越紧，第二十六军二师师长斯烈也证实，上海敌人正悬赏２５万元缉拿周恩来。周恩来决定先动身去武汉。
陈赓拿出一条黑色细呢裤子、上衣、领带和棕色尖皮鞋。
“试一下吧，我看尺寸差不多。”陈赓擦去帽檐上的灰尘，递给周恩来。陈赓是黄埔一期的共产党员，一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军事工作。不久前他去苏联学习了三个月的“契卡”（秘密保安人员），回来就赶上蒋介石的大屠杀。他在苏联学会的化装术正也派上用场。他已经化装成水手，将把周恩来打扮成船长或大副。
“等一等，”周恩来拿出一张两寸的照片，让陈赓辨认，“你看这是谁？”
照片上的人梳着中间开缝的分头，戴着一副眼镜。陈赓回忆着，好像从来没见过。
“黄埔军校的。”周恩来提示一句。
“不认识。”陈赓摇摇头。
“哈哈，是我！”周恩来笑起来，“这是我化装后照的，办出国护照怕敌人认出来。现在放心了，连你这个在我身边的大特务都没认出来，可见万无一失了。”
周恩来对着镜子，照照片上的模样打扮起来，又让陈赓检查一遍，两人悄悄溜出门去。
在虹口码头，他们被跟踪上了。这种被跟踪的感觉陈赓很熟悉。海参崴受训专门有一节，怎样摆脱盯梢——关键是阻断视线。他不再躲躲闪闪，而是在码头门口溜达，在小摊上买东西。等下船的人流奔涌而出，他便一把按下周恩来，蹲在地上，装作系鞋带，七转八拐进了货运处。
货运处看门的收下钱，便让开一条通道。
晚上１０点多钟，英国轮船起锚了。周恩来躲在三等舱里，两天没有出来。陈赓装作睡觉，手里握着裤兜里的枪支。船过芜湖时，军警上来搜索了一番，虚惊一场。
到了九江，周恩来换上便装，到甲板上同别人见面了。到汉口时，恽代英开汽车到码头来迎接。
周恩来打量着面前这位戴着１０００度大近视眼镜的战友，指指他的头，开了句玩笑：“代英，不错呀，老蒋出了５万元在悬赏它呢！”
恽代英也逗笑道：“你这颗头比我的值钱，听说老蒋出了２０万！”
周恩来挺严肃地纠正：“哪里，斯烈告诉我才２５万元。”
“那１８万大概是被哪个贪官私吞了吧？”
俩人又朗声大笑起来。恽代英把周恩来和陈赓送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居住。
这时已经是５月下旬了，党的“五大”已在十天前结束。但周恩来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表现出来的才能，已得到全党的了解和重视——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因为他还没有到达武汉，秘书长一职就由蔡和森代理。周恩来到武汉后，立即列席了第九次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三天后又列席了第十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中央秘书长一职改由李维汉担任，周恩来转任中央军事部长（当时又叫军人部长）。会上还规定，军事部长在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那时的中央常委只有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三人。李维汉还在湖南，没有回到武汉。张国焘不久又要去河南。２９日，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这段时间内，常委会议几乎每天都要举行一次，处理各项紧急事务。６月３日，增选瞿秋白为常委。４日起，中央常委由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四人轮流值班。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６月下旬。
莫斯科争论中产生的文件
在遥远的莫斯科，共产国际已被蒋介石的叛变弄得有些慌乱失据了。
４月１５日《真理报》上一篇题为《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的文章说：“……当然，中国共产党并不希望加速事变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任务，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中尽可能地利用资产阶级。党的战略路线是，在聚集足够的力量以前，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组织获得巩固以前，避免同资产阶级开战。现在斗争来临了。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对革命发动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中国共产党将帮助国民党驱逐民族解放事业的反革命叛徒和内奸，并将继续进行改造国民党的工作，使之成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群众性组织。”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莫斯科共产党人还在坚持他们理论上和策略上的正确性；同时也显示出他们对国民党左派的革命性寄以轻率的信赖，而对自己影响国民党左派行为的能力作了纯属天真的估计。
５月中旬，莫斯科又召开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讨论中国问题。托洛茨基激烈地抨击斯大林中国政策的“不成功”，说斯大林“完全虚伪的论文，事实上被宣布为是不可侵犯的，但是中国革命毕竟不能被塞进瓶子，贴上封条”。托洛茨基宣称：“共产党同真正革命的国民党之间的联盟不但必须保持，而且必须在群众性的苏维埃基础上加以扩大和加深。”
斯大林早已感觉到托洛茨基是个一不做二不休、善于耍手腕的斗士，他立即反唇相讥：“我将尽可能在论战中排除个人的成分。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对联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个别委员的个人攻击是不值一谈的。看来，托洛茨基同志想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把自己扮成一个英雄，使执委会把讨论战争危险、中国革命等等问题变成一个讨论托洛茨基的问题。”斯大林接着又说：“我想，托洛茨基同志是不值得予以这样大的注意的（从座位上发出喊声：
‘对！’），况且，与其说他像个英雄，不如说像个演员，把演员和英雄混为一谈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这样一些被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揭穿了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人，痛骂布尔什维克，这对布哈林或斯大林并不是什么侮辱，这一点我就不讲了。相反地，要是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这种半孟什维克赞扬我而不骂我，那对我倒是最大的侮辱。”
可以想见，在失去冷静的双方的对攻中，如何能对中国问题做出精确的判断和对策。辩论者往往按照自己的语言逻辑，为了和对方针锋相对，而使自己偏激。
斯大林反问道：现在的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呢？
不是。但是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这样的机关的。所以他认为：“托洛茨基看问题则完全不同。他认为武汉是‘空架子’，而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对于左派国民党现在代表什么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回答说：‘暂时还不代表什么，或几乎不代表什么。’”
斯大林认为，只有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近完全胜利的时候，到了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显露出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就必须成立当做两重政权的要素、当做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当做新政权即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托洛茨基自然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他在第二次发言中反驳斯大林：“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政策承担责任，正如他多次要为蒋介石的前‘国民政府’的政策承担责任一样。反对派同这种政策没有共同点。我们不想为武汉政府的政策及国民党的领导承担丝毫责任。”他的设想是，只有通过农民和士兵的苏维埃才能把大部分蒋介石的士兵争取过来。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建立这种苏维埃，并杀掉那些决意反对苏维埃的将军、官僚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斯大林很少举起烟斗来帮助他的讲话，但此时他的烟斗在面前画了一个圆：
“空谈，完全是空谈！”
就在这段时间，武汉的形势越来越险恶。
５月１７日，驻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趁武汉主力军队第二次北伐河南之机叛变，进攻武汉抵达距武昌仅４０里的纸坊，被叶挺部队击退。５月２１日，驻长沙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叛变，一夜间搜捕共产党工农群众三千余人，杀百人。中共湖南省委决定３０日发动长沙附近十万农军，围攻许克祥。
鲍罗廷本来脾气就大，遇上这样的事，便不住地拍桌子跺脚：“一切错误来源于工农运动过火，领导湖南农运的不是地痞就是哥老会！”
于是陈独秀下令取消了进攻长沙的计划。
毛泽东也被调离湖南，到武汉任农民协会会长。５月３０日，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的浏阳农民军，孤军进攻长沙，失败了。
汪精卫见到陈独秀时，话里有话：“不是说有十万大军吗，怎么连许克祥一个团也打不赢？”
陈独秀气得直瞪眼，无言以对。
共产国际又是如何对待呢？
问题提交给执委会中国小组委员会讨论。
布哈林将情况告诉他的两位同事——意大利的陶里利蒂和法国的特兰，说中国农民正在夺取土地：“农民夺取土地吓坏了武汉政府。如果我们不限制土地革命，我们将失去我们的左派同盟者，并且将不可能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
如果限制土地革命，我们将扩大在国民党中的影响，而当我们变得更为强大时，或可不顾现在的同盟者。”
特兰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问题不在于是否牺牲无产阶级的所有同盟者，而是要确定牺牲哪个同盟者——是起义的农民还是资产阶级。共产国际以国民党的合法决议为武器来指挥中国革命，它今后的地位不会比眼前更有利。
当辩论进行时，布哈林建议请示斯大林。布哈林出去打电话，陶里利蒂和特兰继续讨论。
斯大林在参加中国小组委员会时，支持布哈林提出的论点。他坚持认为，除非共产党人制止农民暴动，否则资产阶级左翼要转到敌对方面，而这就意味着内战。
他说：“大多数武装的中国人是雇佣兵，我们不能筹办大量足够的资财，把他们争取到我们方面来。”
特兰争辩说：“然而这些雇佣兵大量的是破产的农民，只要提出土地纲领，他们就会开小差似地跑向共产党。”
斯大林出示鲍罗廷的电报，以证实他的观点。电报说，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土地革命，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同共产国际的破裂。斯大林坚持说，“资产阶级左翼很强大，它的军队不会在一瞬间散掉，在暴动的农民能够同工人起义协同行动以前，我们就将被打败”。斯大林的意见就是两者择其一：目前的问题是战斗还是使用策略？
特兰答得很干脆：“我们必须战斗。”
斯大林接上一句：“战斗意味着失败。土地革命使国民党害怕，仅仅是由于它直接损害到了国民党员和军官们的利益。我想给鲍罗廷送发指示，叫他反对没收和分配国民党员和国民党军官的土地……我们有足够的权威使中国群众接受我们的决定。”
陶里利蒂赞同斯大林。他同时认为，共产党人必须加紧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为达到这个目的，重要的是要在革命的基础上重新组织整个军队，清除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并补充共产党员和可靠的国民党左派分子。
自然，斯大林一派的观点占了上风。特兰让步说：“你们是多数，你们决定吧。”
布哈林画蛇添足，又缀了一句：“少数必须服从多数。”
一句多余的话触怒了特兰，他几乎是叫了起来：“这件事关系重大，世上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我提出自己的保留意见，并公之于众。难道你们要对我使用武力吗？”
斯大林磕他的烟斗：“不要过甚其词了。”
于是在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上便有了这样的决议：
农民革命（没收土地和国有土地包括在内），这是中国革命中新阶段之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
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全力直接保持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同时，中共必须保有自己工人阶级先锋的政治面目，和那最急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面目划分清楚才行……
所以，中共的任务是把国民党转变成包括城乡劳动群众的真正群众性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