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屠杀之惨，共产党人牺牲之多，除上海之外，以广州为最甚。李济深由沪返回广州后，于４月１４日晚间，召集上层军官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反共计划，决定于翌日开始对共产党人采取行动，由钱大钧出任戒严司令，负责指挥一切。４月１５日凌晨２时，广州城实行戒严，市内军警密布。他们仿照上海“四一二”同样的伎俩，先由伪工会组织的地痞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驻地和各革命的工会团体驻地，钱大钧、李福林则派出军警随后协助。工人纠察队借助两辆机车作堡垒，坚守在住所内，开枪还击，一直持续到中午，终因寡不敌众，被迫缴械。据事后所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及政治部宣传科长杨其纲，于４月１５日被捕，不久即遭枪决。
黄埔学生被捕者数百人，被杀者不计其数。政治教官萧楚女患肺病，正在东山医院养病，被军警提出挂在汽车后面活活拖死。共产党人韩麟符后来向武汉中央报告广东“清党”情况时说：李济深由上海返粤，就传布１６日共产党将攻击沙面的谣言，我们就知道１６日必有大大的变动。不料１４日夜２时，就把罢工委员会、广三工会、广九工会都解散了，中山大学、执信中学、第一中学，他们也尽量破坏。他们是用学生抓学生，工人抓工人，一直大肆逮捕。至次晨，总计被捕同志２０００余人，都被禁锢在南关戏院。广东的反共清党，对于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战略极为重要，它切断了武汉对外的海上联络。广东的共产党人大部被捕牺牲，工人武装纠察队被摧毁，只有海丰彭湃领导的农民军及北江罗绮园的农民自卫军及时撤离，并成为中共后来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基本力量。
福建：是蒋介石在全国发动“清党”的突破口。４月３日，在蒋介石的直接命令下，蒋介石在福建的代理人、临时政治会议主席方声涛和东路军后方代总指挥、新编第一军军长谭曙卿等，在福州南校场举行拥蒋“护党”大会，提出“驱逐鲍罗廷”，“惩办”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徐谦、邓演达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恽代英、于树德；会后重组了福建省党部筹备处。４月４日，谭曙卿就任全省戒严司令官，宣布一切集会、结社、群众运动概不举行，如有违反戒严办法及暗中破坏者，即从严惩办。武汉初闻福建掀起反共浪潮，乃于４月６日由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中共党员江董琴、许苏魂为福建党务指导员，以挽回危局，但为时已晚，江、许尚未动身，福建的中共党员不是锒铛入狱，便是被逐他乡。
浙江：蒋介石的老家，江浙财团的发祥地，自然不甘落后。张静江亲自前往部署“清党”。４月１１日清晨，杭州市公安局局长章烈率领大批军警，袭击了省市党部、总工会，搜查了着名共产党人的住宅，逮捕革命者，是为杭州“四一一事变”。
离蒋介石老家更近的宁波，是在上海的陈群、杨虎带着一班打手到来之后遭难的。他们审问革命人士时，施用残酷的肉刑和野蛮的斩刑。共产党员杨眉山（国民党市党部常务委员）、王鲲（总工会主席）被斩首，女共产党员胡焦琴先被刺胸再枪杀。成千的人被投入狱中，很多农民被地主挖眼割舌，火烧和活埋处死。南京政府成立后，由张静江、蒋介石、何应钦、周凤岐等出任政治会议浙江分会委员，４月２７日浙江省政府宣布成立，并推张静江任省政府主席。宣中华、安体诚等着名中共领导人均被捕牺牲。
安徽：反共清党，于３月１９日蒋介石自九江进驻安庆即已开始。“三二三事件”乃安徽全面“清党”的先声。经此事变后，中共在安徽的力量损失殆尽。“四一二政变”后，安徽的反共势力更是穷凶极恶，于４月１４日晚紧急开会，第二天便开始行动——绸布业工会召开成立大会，第十军部队与反动组织鲁班阁总工会按事先部署冲入会场，逮捕共产党人，击伤与会者无数。据安徽总工会常务委员、共产党人舒传贤向武汉中央报告：该会会员江益裕左臂中弹，受棒伤者无数，失踪者１０余人，被捕者７人。
四川：３月３１日，重庆工、农、商、学各界三万余人在打枪坝召开大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四川军阀卖国。中共在四川的主要骨干均参加了大会。四川军阀刘湘奉蒋介石的秘密电令，指使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派兵包围会场，向集会群众开枪扫射，一时血流遍地，呼声震天，惨不忍睹，痛不忍闻。这就是重庆的“三三一惨案”。着名共产党人杨公、陈达三、张思古、漆南勋、程兼渊等均被捕遇害。幸免于难的共产党员杨道融报告：死者在４００人以上；工人的纠察队几乎全军覆没。
北京：跌至穷途末路盘踞北京的红胡子张作霖，在蒋介石的公开叛变后，看到了一线生机。在日英帝国主义居中牵线后，他们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在４月６日派军警袭击了苏联驻中国使馆，逮捕了苏联外交人员和正在西院屋内伏案工作的李大钊，国民党左派路友于等人亦被跟踪逮捕。４月２８日上午，经警察厅仓促“军法会审”，即将李大钊等２０人押送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刑场。４月３０日的《申报》报道：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内有两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１８分始绝命。计自２时至５时，２０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行刑既毕，尸身２０具并列于绞台之侧，男尸１９具，女尸１具即张挹兰也，面皆俯向下，皮肤惨白，颈或有红痕者，头发无不蓬乱，衣多布衣，履多革履，一望固知其为青年学生也。
对共产党人的清洗甚至波及海外。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民党巴黎支部的反共人士闻风而动，于４月２４日首先发难，召开紧急大会，发表反共宣言，驱逐共产党人。翌日，德国支部亦照此办理，反诬共产党人“叛党叛国”。４月２８日，沙都古、青田、比映古、马赛、匈牙利、西班牙、土耳其、古落梅等支部的反共人士宣布赞成“驱共”。４月２９日，巴黎、青田、沙都古等地的反共势力相互勾结，组织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改组筹备处”，并发表改组总支部意见书。截至５月初，里昂、比国、哥城、蒙伯里等支部的反共势力开始了“清党”行动，约有５０名共产党人被驱逐。６月１４日，南京中央清党委员会议派出五人，组织海外清党委员会，开始对海外的共产党人步步紧逼……
一名参加过“清党”后来又于心不安的国民党员，对“四一二”大屠杀曾说过这样的话：
整个国家政治就从此颠倒矛盾，一切灾祸亦接踵而至……呜呼，不知多少万热血青年，就在这“清党”明文的“停止活动”四字之下，断送了最宝贵的生命！国民党为“救党”而屠杀了中国数百万有志有识的青年，这个损失是中国空前绝后的损失，即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亦不至于此。
国民党之最大犯罪为清党，剿灭民族生命力之“清党”为此后国民党一切犯罪之总根源。
回想龙华倒下的一排排尸体，回想钉进李大钊指甲缝的竹签子，和那些被活活扔进火车头锅炉里的纠察队队员们，一个“参与者”尚能认识如此，共产党人还有什么话说？
历史已经到了最后的抉择。
１９２７年的“倒春寒”比哪年来得都狠都长，共产党人在料峭的寒风里，浑身像被冰雪之甲紧箍得透不过气来……
高语罕出党和恽代英入狱
在上海华德路余庆里一间客堂里，坐着两桌麻将客。洗牌的声音哗啦哗啦传得很远，“小伙计”宋季仁跑进跑出，又是买烟又是打开水，两只眼睛警惕地打量着门口走动的人。
看得出，人们的心思不在打牌上。这是华德路街道支部一次党的重要会议，议题是开除高语罕出党。参加会议的除高语罕外，还有李克农、钱杏、严启文、章朗卿、侯鲁史和他的爱人老梅等。支部书记侯鲁史宣布了党的决定，高语罕拿牌的手抖了一下，又疑惑地看了看主持人，推推眼镜问道：“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呢？”
“因为你参与了陈独秀的托洛茨基取消派，你们以中共反对派自居，公开组织托派小团体，这违背了党章。”主持人打出一张很重的牌。
“我不承认我是托洛茨基分子。”高语罕眼睛已经不看牌，“你们知道，我与陈独秀不仅是老乡，而且是多年的至交，但我并没有参与他的治党方针，我不过一介书生而已，把他开除出党，又何必牵连我呢？”
“实际上你们都接受了托派的观点，参加并领导了中国托派组织。”
“我不同意。”
“那就表决吧。”主持人挨个看着与会者的脸，拿下巴点着数，“同意开除高语罕出党的举手。”
全体都举了手。李克农问警卫宋季仁：“你呢？”
宋季仁放下水壶，也举了手。
主持人宣布：“一致通过。”
高语罕呼啦一下推开面前罗成一串的麻将牌，把嘴角歪扭了一下，做了个敌对的怪样子，失声地叹气。
他找到已经来到上海的恽代英，样子很沮丧。他两眼盯着房门，粗声粗气地说：
“我抗议中央把我开除出党！”
“你可以抗议，”恽代英温和地说，“但你必须表示你的政治态度，抛弃小团体，支持中央。”
“政治态度我已在支部表过，但我不同意中央的方针。中央是彻头彻尾的官僚主义！”
高语罕的大嗓门引起了恽代英的注意。恽代英慢慢走过来，坐得靠近些。因为高语罕一跟人争辩往往都会变得激烈起来。
“我不同意中央有官僚主义。”恽代英说，“如果有，我也和你一样反对。”
“你不是对中央有意见吗？怎么又不反对了呢？”高语罕口气缓和了些。
“我只是不同意李立三同志的意见，不同意他对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观点的斥责。真的！真是一件大了不得的事，闽西农民反了！什么朱毛红军便是来帮助他们造反，什么土共便是指的那些本地造反的农民。你真以为闽西现在只是一种普通的什么革命，好比蒋介石革命便打倒了张作霖、吴佩孚，自己做起国民政府主席，好比汪精卫不要革蒋介石的命，亦想来抢一个国民政府主席做做？闽西完全不是这一回事情，他是造反，他是闹一个天翻地覆，把全世界翻转过来！”
“我看你也是头脑发昏！”高语罕深深吸了一口气，胸脯把短外套顶得膨胀起来，“看来我只有跟着‘老头子’走了！”
高语罕转过身子，钻出门不见了。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老头子”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表示拥护托洛茨基的主张，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高语罕在上面签了字。１５日，他和陈独秀、彭述之等在上海成立了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公开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恽代英的内心也很苦恼。在几次党的会议上，他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李立三不能接受，认为他是右倾调和，撤销了他中央宣传部秘书的职务，调任沪中区行委书记。不久又调到工人集中的沪东区任行委书记。
恽代英回到家里，告诉沈葆英马上搬家。沈葆英想不通。代英说：“有意见以后再说，党的决定必须执行。”于是他们把儿子送进托儿所，自己换上工人装束，搬进了闸北的贫民窟。
５月来了。李立三下达命令，为了迎接“红五月”，要工人举行罢工，好乘乱占领上海。
沈葆英的心时刻都悬着。她知道，代英是蒋介石切齿痛恨、被国民党重金悬赏缉拿的人，现在却天天在敌人鼻尖下抛头露面，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回到家里，她看到代英闷声不响地坐在那里，便低声问道：“今天你也上了街？”
代英点点头。
“那么，大马路上的惨剧你都看到了？”
他还是点点头，没有吱声。
“你明天还去工厂吗？不能不去吗？我真是不放心啊，党要我保护你的安全，可是，我……”葆英喉头发涩，说不下去了。
沉默了好久，代英抬起头来，对葆英说：“四妹，困难，困难啊！党的事业现在处在最困难的关头。群众在受难，在流血。为了让群众尽量少流血，我不能临阵脱逃。死，我早已看透了。”他望着窗外，无限感慨：“有的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把群众推入冒险主义的血海。眼前，是蒋介石用血手制造的人间地狱。要摧毁这座地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血是不会白流的，但愿人们能够从血的代价里很快地醒悟过来！”
５月６日，妻子久久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恽代英穿上短衣，一副工人打扮，带着一包传单到杨树浦韬明路附近的老怡和纱厂门前等人联系工作，突然遇上抄靶子（即搜查行人）。巡捕见他穿短衣、又戴眼镜、水笔和手表，遂起疑心，随后又在他身旁搜得传单一包，便将他作为共产党嫌疑犯押到巡捕房。
邓演达谋求联合反蒋未成就在恽代英被捕的同一个月，邓演达回到上海。回国前夕，邓演达向宋庆龄告别。依依惜别的气氛笼罩着聚会。宋庆龄把一卷时局通讯交给邓演达，嘴角微微一笑，说道：“看你写的东西，像看小说一样，希望这个小说永远不完地能看下去。”
邓演达举起酒杯，朝宋庆龄示意了一下，嗓子变得喑哑了。他说道：“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而且又是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此在军政两方面全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从不能阻挠我们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以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
宋庆龄噙着热泪，想说话，但嘴角抽搐几下，说不出一个字。
邓演达回到上海，昼伏夜出，常常穿着一身中式长袍，约人在偏僻的马路上边散步边谈话，交谈时用德语或是英语、日语，以便瞒住密探。
深夜，他戴上礼帽、眼镜，匆匆来到新亚酒店一间房间。一进屋，他冲着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喊着：“京育，你不认识爸爸了？”
孩子看看生父邓演存。邓演存把孩子送到弟弟演达面前，禁不住落泪了。
邓演达把京育拉到怀抱，从口袋里摸出一枚从国外带回来的小提琴图案的别针，别在京育胸前，握住她的小手、亲着她的小脸，嘱咐着：“好好听伯伯、伯母和妈妈的话，好好读书，长大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孩子拨弄着别针上镶嵌的彩色小珠玑，使劲点点头。
邓演达看看表，对哥哥说：“竞生，环境恶劣，我不能久留，你也带着孩子早些离开吧。”
京育握住邓演达的手，嚷嚷着：“爸爸别走，爸爸别走！”
邓演达捧着孩子的额头，又亲了一下，在身后带上门。孩子在屋里哇的一声哭了，邓演达心口上像是有一把锋利的刀子，一阵刀剜，一阵发热，两只眼睛立刻被一层雾似的东西蒙住了。
邓演达开始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企图在国共两党以外寻找一条出路，形成第三势力，人们称之为第三党，（这个组织于１９３５年改名为中华民族行动委员会，于１９４７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并亲自主编《革命行动》期刊。
邓演达找中共中央领导谈判联合反蒋，李立三“左”倾错误统治的党中央认为他代表“小资产阶级”，拒绝了。他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去了苏联。失意中碰上了高语罕。
高语罕倒是热火热肠，一把拉住邓演达：“你们是第三党，是从国民党分化而出；我们也算是‘第三党’，是从共产党分离而得，你们反蒋，我们也反蒋，何不我们联合？”
邓演达搔搔头皮，有些不解：“你们托洛茨基派主张中国革命属于无产阶级性质，但提出国民会议口号；他们斯大林派主张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但提出苏维埃口号——两方面的人不都是自相矛盾么？”
“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就应当组织苏维埃；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应当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可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