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一再逼迫共产党人退让，令中间奔波的张冲急得要下跪。蒋介石只想让共产党人出席参政会为他捧场。可是直到会议开幕，并没出现任何一个共产党人的身影。
圣诞之宴，蒋介石不悦
１９４０年２月，周恩来从苏联治疗右臂回国，苏联政府派专机将周恩来及随行人员送到兰州。
周恩来乘坐的飞机刚刚降落机场，一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已经带着一批人虎视眈眈地准备登机检查和进行登记，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周恩来仍然平静地坐在机舱里，命随行的师哲先下去看看。师哲走下舷梯，告诉那位上校：“机上是周恩来先生和他的家眷及随员。”
那个军官一听，顿时腰板一挺，态度大变，马上声明：“我是周先生在黄埔时的学生，我对周先生的到来表示欢迎！”
师哲回机舱将这个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才慢慢地走下飞机。那个上校立即趋步上前，举手敬礼，连连表示他的所有汽车都归周恩来指挥。
周恩来一行从西安到延安途中，曾在洛川县城休息了一个晚上。因为劳累了一天，大家都想早些歇息。到半夜１１点钟，洛川的县长前来拜访周恩来，他自称是黄埔的学生，非要见老师不可。因为周恩来已经睡下，他等了好久才见到。在和周恩来的交谈中，他回忆了当年在黄埔的情景，为感谢恩师，非要替大家付房钱、饭钱不可，经一再解释，说钱已经付过了，他谈了一个钟头，才不无遗憾地告辞。
周恩来从延安重返重庆后，１９４０年的圣诞节，蒋介石特意邀请周恩来来吃晚饭，说是感谢周恩来在四年前的西安救他一命。他双手紧握周恩来的手，一向沉默寡言的委员长此时异常激动：“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得见面谈话为好。”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２５日来电，说道：“项英说顾祝同忽令新四军改道繁、铜渡江，而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又有国军暗中包围之象，这样一来，新四军须有两个月时间，才能分批渡江；皖南军队不能包围，不得阻碍交通，尤其是李品仙的袭击，还有弹药和开拔费，也请委员长从速发下。”
蒋介石端起杯子，没喝，又放下：“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搞太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你要我发饷我发了，军政部也要发的。我弄得没有办法，天天向他们解释。”
蒋介石说的他们是指何应钦系统和ＣＣ派，都是亲日派，都指责新四军“不听命令”并想以武力解决问题。周恩来对此也很生气：“这些人抗日抗日，大吹小打，胡宗南全无战意，其他中央军可知，如果白崇禧再软下来，整个军队非自己转弯不可。”
蒋介石力图使气氛缓和一点，在称赞周恩来是他所认识的最有理智的共产党人之后，又表示：“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
愿意弄坍台吗？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十六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打，一面也很难过。”
蒋介石越说越动感情，掏出手绢擦起眼睛。
周恩来说：“中共诚意拥护抗战，也拥护委员长。但是实行反共溶共剿共政策，只能帮助敌伪。如果把新四军调防河北……”
不容周恩来说完，蒋介石便抢着说：“你说河北太小，其实我为你们着想，在现在的地域争夺，实在是太小了。要开到河北去，在照划定的区域，多么大！在那个地方，你们可以发展，可以实施你们的抱负。现在你们分兵四出，指挥训练不好，河北也没弄好，如果集中起来，对内对外都可做得好。现在你们这种做法，简直连军阀都不如了。”
“你这种说法太不合实际。我们是希望你能有所发展……”
蒋介石竟露出威胁口吻：“我是发展，可你低落了！你们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绝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如果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蒋介石放低声音，“我这些话，没有向外人说过，我可以向你说，你可以告诉你们中央同志。”
“我们已经顾全大局，将江南正规部队遵令北移，对于江北部队还是拟请免调。”
“只要你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１月底，绝不进兵。”
“问题不会那么简单。”
“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政治问题都好解决。只要八路、新四执行军纪，一切都好讲。一切待遇如有丝毫不公，你可找我。”
“我总不能事事都找你吧，你的那些下级根本调不动。”
“这可不是事实。我看主要是你们中央还没下决心。你应该把我的话全部告诉你们中央，不然你们不失败，也会弄得大家反对你们，你们自己队伍里也会有不同意见。”
“你这是指张国焘喽？”周恩来眉毛一挑，一股寒光箭似的逼过去，“你们把他弄过去，又反过来研究我们，打击我们，使人不得不怀疑你们究竟是抗战，还是反共。”
“张国焘的事情好解决，他不是已经公开发表了文告吗，过些时候，我再想办法解决。”蒋介石不愿多说这个话题。“我现在处的环境与你一样，困难是一定有的，不过你一定将我的话转告你们中央。否则我们见面也说不出什么结果来的。”
“你这样未免太不民主了吧？”
蒋介石目瞪口呆：“我不是民主派？难道你认为我不民主？”
周恩来很清楚，蒋介石策略的变化，直接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９月２７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协定，正式结成三国同盟。在这前后，英、美也签订了协定。
这两大集团都在争取蒋介石。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继续得到苏联的援助。国际上的三大力量都在拉蒋介石，使得蒋介石自感身价陡增，冲昏了头脑。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曾分析说：“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
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是蒋大喜之时，故蒋于日军退出南宁、斯大林复电之后，立往成都，此行绝非偶然。”“蒋现在处于三个阵营争夺之中，他认为以一身暂时兼做戴高乐、贝当、基马尔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科）、冯（玉祥）亲苏，让何（应钦）、白（崇禧）反共，以便他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
宴会之后，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了蒋介石的态度：“昨日蒋因数日来心绪不佳（军何跋扈，夫人不归，粮价日涨，我们无复电），不断骂人，而于冷淡的圣诞节的背景中见我，蒋以极感情的神情谈话。我将毛主席２４日意旨告蒋。蒋所谈的要点如下……我对蒋的挑拨及攻击我们的话，均当场答复了。……蒋的承诺是靠不住的，其实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
的确，蒋介石策划的阴谋正如汇聚的乌云，雷电也亦炸响了——血写一段历史
圣诞宴会过后不久，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九千余人，从皖南云岭等地，按蒋介石的限令，开始向北转移，６日行至茂林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顾祝同、上官云相所部七个师八万人的袭击。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几乎一日一电，向周恩来通告新四军情况。１月１３日，他们又发来了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
希夷（叶挺）军部率六个团仍在泾县以南茂林地区围困中，并没有出来，现粮尽弹绝，处境极危，有全军覆没之可能。虽有傅秋涛两个团突出至宁国山地，亦未突出大包围线外，请严重向重庆提出交涉，并向全国呼吁求援等语，请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交涉，如不立即解围，我们即刻出兵增助，破裂之责由彼方担负。我们今日发出之通电，望立即散发。
周恩来接电后，当天就打电话找顾祝同交涉，并且动员办事处干部向蒋、何、白等提抗议。军委会次长刘为章在何应钦家里，接到周恩来的电话，立即赶来面见周恩来。事情紧急，不及寒暄，周恩来便严正提出：
“请你转告蒋先生、何总长，即令顾祝同解除对新四军的包围，并让出去苏南的道路，否则被围部队势将被迫分散，江南局面仍不能解决。我可以告诉你，我八路军将士得知新四军的遭遇，无不气愤填膺，如果事端发展下去将意味着什么，你应该很清楚，我们不想看到抗战军人自相残杀的悲剧。”
“一定转告，一定转告。”刘为章直点头。
周恩来：“只有迅速解除围攻，才能挽救危机于万一。”
刘为章：“蒋委员长已令侍从电告顾长官，只要新四军北渡，不应为难。”
周恩来：“北上必经苏南，皖北绝对走不通，你一定要给蒋先生、顾长官讲清楚。”
刘为章：“你放心，我回去马上再给顾祝同发一电，嘱其执行。”
刘为章匆匆告辞，不久打来电话：“我已将你的意见报告了蒋委员长。”
“他怎么说？”周恩来紧握住耳机。
“蒋委员长的答复是——”从耳机喳喳的声音判定，刘为章是在打开笔录本：
“蒋委员长说，他１２日晚已下了停打的命令。对新四军今后走苏北，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过江后不得打韩德勤，二是不得继续盘踞，要遵命到黄河以北去。蒋委员长还让我今晚即向顾祝同传达他的意见，请中共方面即电告前方。”
刘为章的电话刚挂断，张冲的电话又到了，听得出，他也很着急，呼吸声吹得耳机呼呼作响：“恩来先生，我告诉你，何总长已与顾祝同通过话了，告以委员长已允新四军假道苏南渡江，令各军不要阻止。”
周恩来将话筒抓得再紧些，问：“顾祝同怎么讲？”
“他答应照办。但声明现已与新四军电台失去联络，要中共立即催新四军与之联络。”
周恩来放下电话，静思片刻，立即给毛泽东拟电：建议令叶挺、项英、饶漱石立即据此同顾祝同恢复电台关系，要顾依蒋令解围让路。还建议告叶、项万勿再向顾打长他人之志、灭自己威风的电报，今后给蒋、何的电报，必须经延安转。
毛泽东接到电报，光火了，回电说：现在不是走何路线问题，而是救死问题。
如不停止攻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叶、项、饶主力尚在茂林原地，被数万大军围攻，现已血战八天，十分危险！
被迫还击的新四军，血战七昼夜，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七千多人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封锁消息，掩盖事实真相，颠倒黑白。１月１７日，蒋介石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并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当“皖南事变”最后的消息通过延安电台传给周恩来时，周恩来正在开会，庆祝《新华日报》创办三周年。这张报纸连夜把周恩来关于这个事件的文章赶印出来，但却被国民党查扣了。周恩来抬头望了一眼屋顶。楼上住着叶剑英。因为顶楼没有窗，在这样闷热的夏天，叶剑英挪开了几片瓦，在屋顶开了个洞透气。后来一场倾盆大雨从洞口直灌室内，透过满是缝隙的地板，流进周恩来的卧室和办公室。
那一天，他在屋里打着伞会客。现在这一场政治风暴来临，刮来的是腥风血雨……
《新华日报》以开天窗表示沉默抗议。其中一处是周恩来奋笔疾书填上的：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他抓起电话，直接打给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随即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再返回红岩。
一些知名人士如侯外庐、翦伯赞等心急火燎，登门去看周恩来，担心地问：
“国共会不会从此破裂？抗战会不会因此而夭折？”
周恩来笑了一下，气愤地说：“党的方针，就是争取时局的好转，但同时还要准备更坏的局面出现。至于抗战能不能继续下去，那决不是蒋介石一人所能决定的！”
事实果然如此。
就在蒋介石绞杀新四军时，他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狈境地，这是他根本没有料想到的。更加出乎他意外的是，连日本军队也没有因为他发动反共内战而停止进攻。１月下旬，日军发动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队１５万人包围在平汉铁路以东，两军发生激战。他开始尝到了自己酿造的苦酒。
他万分焦灼的是：原先定于３月１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迫在眉睫。许多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表示，如果中共参政员缺席，会议也没必要开了……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留在重庆不走，据说是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开会。他突然挺直腰，向弯腰曲背站着的陈布雷布置：“一定要把共产党人拉进参政会来，你和周恩来联系一下，我要与他好好谈谈！”
张冲急得要下跪
２月１８日，重庆传出一条爆炸性新闻：周恩来声明，在中共所提１２条善后办法未得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参政会。
这无异于意味着中共表示决裂！
接到公函的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浑身紧张，立刻去找张冲商谈。
张冲在得知“皖南事变”后，为之震惊，痛心疾首地对部下说：“生死存亡之时，还做这等兄弟相煎之事，可耻！可悲！”他看了国民党《中央日报》关于事变的报道，对其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做法非常不满，当众将报纸摔到地上，来回踱步，许久不发一言，气得饭也不吃。但是张冲又是党国要人，虽不满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同情中共的处境，又不得不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中共代表周旋。当王世杰将中共拒绝出席参政会的事情一说，张冲也是脑袋发木，没等约见，就闯到周恩来办公室，要求将这封公函暂行收回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介石出面与周谈话。
周恩来一口拒绝：“十天中，政治压迫之严重和接连不断，无理至极，实属忍无可忍！”
张冲赔笑道：“你知道，蒋这个人是吃软不吃硬，结果必致大家翻脸。”
“脸已经翻到一半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下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我们已经准备着了！至于见蒋，必不能得到什么结果，无非是‘撤过黄河’那一套！”
离国民参政会开会只有四天了，谈判仍处于僵持状态。２月２５日一大早，张冲又跑到周恩来那里，一坐就是三个小时，喋喋不休地重复前次的话。周恩来不住地摇头：“七个共产党员的公函不能撤。”
张冲拱手哀求：“为了国家计，我跪下都可以。”
周恩来仍是摇头：“这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事，而是政治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后，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的确已无让步的可能。”
张冲挠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嘛，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全大局，他们是不顾全大局的。我看这样，前函可称文字有错，拿回校对一次，以便委员长能见你一次。否则在公函压迫下，委员长会把火发到大家头上，他会说他是被迫而见的。”
“我不管他是被迫还是自愿，反正见不见都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不一定。我根据各方面可能的意见，提出一些具体办法，请你报告你们中央好吗？一、军事上，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的名义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部队全部留在华中，配合友军作战。二、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议会，毛泽东不能来时，指定别人来，另外成立分区调查委员会，可以蒋为主席，你为副主席。三、目前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要总解决，需请委员长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事件。”
“谈判具体条件我可以报告中央，但没有必要取回公函，更无必要见蒋。”
“如果你们不出席参政会，已表示破裂，则一切无从谈起，如在公函不撤情况下，政治方面仍坚持１２条，委员长无法接受，国民党亦将大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