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田又提到“防共”问题，称日本对西北及内蒙的“赤祸”极为重视。广田说得漫不经心，但用余光注意着蒋大使的表情：“四川的共产党已进入陕甘内蒙，并将延及山西，中方又将其逐入内外蒙，对‘满洲国’造成威胁。驻苏颜大使及中国要人风传有与苏联合作对抗日本的计划，不知中方究竟意图如何？”
蒋作宾闻言大惊，慌忙辩称：“这全非事实，中央剿共是要将他们包围加以歼灭，或迫其遁入青海，决不会北出威胁满洲。所谓对苏合作云云纯属虚构。”
广田不满地摇了摇头：“中国的答复空洞无物，其措辞巧妙，仍欲收复失地，与日本讨价还价，如坚持这种主张，则与日本政府之意愿大相径庭。”
蒋作宾答称：“如此则可以安定中国人心，增加与日本亲善情绪……”
也就在广田与蒋作宾说话之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腊子口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网，翻越六盘山，于１０月２０日前后抵达陕西省的吴起镇，和刘志丹所部汇合；接着，于１１月７日到达延安，结束了历时三年多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１９３６年成为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
在上海目睹了１９３２年淞沪战争的美国新闻记者斯诺，隐约地感到：中国将发生我们时代的“大新闻”。在随后的几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见过蒋介石和宋美龄。在那些场合，他认出了宋庆龄，并很快觉出她的真诚，由她，他认识了许多未来的历史创造者——年轻的作家、艺术家和军人。当蒋介石在抗战和“剿共”之间跳来跳去时，宋庆龄曾深沉地说：“除了孙逸仙博士以外，我从来就不信任中国的任何政治家。而他的思想并不是中国人的思想。他考虑的是整个世界。”
“你现在还是不相信中国的任何政治家吗？”斯诺很吃惊地问。
她摇了摇头。然后又说：“比起他人来，我对毛泽东还是信任的。”
毛泽东的名字第一次装进斯诺的脑海。
另一位有远见的美国将军、驻华武官史迪威，有一天对着斯诺冲口而出：“蒋称红军是土匪，也许是的。但是，是土匪也罢，不是土匪也罢，反正他们是游击战的能手。我不知道他们宣传些什么，但是，我看，他们似乎已经有了能克敌制胜的指挥官了。我是指那些不是对士兵说，‘你们打呀！’而是说，‘跟我来！’的指挥官。如果情况真是如此，而且有很多这样的指挥官，那就够日本人受的了，就可以把日本人送上西天了！”看来，红军抗击蒋介石的战绩，给史迪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那时他们俩都不知道红军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甚至不敢肯定，他们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九年内战使“红色中国”成了一片“未知之地”。斯诺已经被那个富有吸引力的名字“毛泽东”折腾得寝食不安。他试着向《纽约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秘密提议（他是这两家报纸的特约撰稿人），让他突破对西北共产党控制区周围的封锁，进入红区。两家报纸都很赞成他的计划。《每日先驱报》答应负担他此行的全部费用，并且如获成功，还将支付他一笔可观的奖金。当时在兰登姆出版社的哈里森·史密斯也向他约稿，并预付了少量稿费。得到这些支持，斯诺便到上海去，再次拜访宋庆龄，请她帮助。他希望红军起码把他作为一个中立者，而不是当做间谍。宋庆龄愉快地答应了。１９３６年春天，斯诺从上海回到北平，宋庆龄为他作了安排，通过她，斯诺与北京的一位教授取得了联系，他给斯诺写了一封致毛泽东的介绍信，还告诉斯诺同西安的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办法。
１９３６年６月，正当蒋介石宣布准备第六次对西北的红军进行“围剿”的时候，斯诺肩起简单的行装，由北平出发，开始了他此后震惊世界的神秘之旅。
斯诺对毛泽东夹住飞蛾的联想
“哈罗！”当斯诺走进陕北安塞一间窑洞时，一位身材瘦削、颇有军人风度的人迎接他。他用手碰了一下头上褪了色的红星帽为礼，浓眉下的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端详着斯诺，绽开了笑脸，斯诺发现他蓄着一把中国人少有的浓密的大胡子。
“哈罗，”他用英语说，“你找哪一位？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我叫周恩来。”
斯诺上前握住他的手。他知道，这就是蒋介石曾经悬赏过的红军首脑。周恩来将斯诺邀到自己的窑洞里。
“我们接到了报告，说你是个可靠的记者，对中国友好，相信你会如实报道。”
周恩来用不太熟练的英语说，“我们只要你真实地把你的见闻报道出去。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了解情况。”
斯诺和周恩来谈到深夜。有时，红军通讯部长李克农和参谋长叶剑英也出来坐坐。周恩来坦率地回答了斯诺的大部分问题，还给斯诺画了一张红军占领区的草图，讲了近期的军事、政治计划。这两个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结束内战，同其他军队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这么说，你们放弃革命了？”斯诺不解。
“绝不是的，我们在促进革命，而不是放弃它。也许革命会通过抗日取得政权。”
“如果南京政府不抗日，一味求和怎么办？”
“共产党人将北上和日军直接较量。”周恩来说，“我们在华南，仅仅靠农民的支持就成功地开展了对蒋介石的游击战；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对日本的游击战会更成功。”
会见结束时，周恩来在他手画的草图上给斯诺指出一条路线，标出了每个地方要访问的人名和机构名称。行程大约九十多天。于是，在周恩来的挥手之下，斯诺在一队士兵的保护下，去保安见毛泽东，路上又走了三天。
对于斯诺的来访，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特为在６月１５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专门研究。当时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洛甫、博古、王稼祥、吴亮平等，会上明确中共当前主要的目标是反日。从反日统一战线出发，需顾及到其他帝国主义及其人民之利益，并把这些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所以，中共在确定对外建立反日统一战线方针后，积极寻求国际援助，并准备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方面向英美做出让步，对美国可能支持中国抗战抱有较大希望。
所以，斯诺一进入保安，就受到了红军的列队欢迎。他们高举着用英文和中文写着“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喊着口号。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出来迎接。
在这个尘土飞扬，条件艰苦的小城里，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国家机构，包括外交部、财政部、农业部、卫生部等，还有个“窑洞出版社”。“外交部招待所”是一个有四间小砖房的院子，其中一间就成了斯诺的临时宿舍。过去不远就是毛泽东居住的单间窑洞，只有一扇窗和一道通向小路的门，门口站着一个哨兵。
以后斯诺经常出入那间窑洞，不是早晨，就是晚上。毛泽东时常邀他去吃馒头夹辣椒，或者吃贺子珍用当地的酸梅做的甜食，然后一连谈上几个小时，有时差不多得谈到第二天黎明。
毛泽东也以浓厚的兴趣观察斯诺。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以便跟他交谈。他知道，斯诺毕竟是一种媒介，通过他，世界将了解红区。特别是他的看法一旦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到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耳朵里。
其实这九年里，中华苏维埃已多次对外发过公告，或在苏区内做出过决定：
“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等口号；９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民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一·二八”事变后的第五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央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号召工人阶级“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的《对日战争宣言》。在为多数人尚不熟悉的南方小镇，一个高亢的湖南口音在大刀和梭镖的密林中回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同时，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签署了《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
此后，临时中央政府对《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土秦协定》等发出了反对的通电；１９３４年４月２０日，毛泽东对《天羽声明》给予严厉驳斥，指出“这一声明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
１９３６年５月５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发出《停战议和和一致抗日通电》，史称《五五通电》，开始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关于这一点，而且听说驻西北的张学良部队与红军相安无事，都是促使斯诺独自闯西北的动因……
时间已过了晚上９点，熄灯号已经吹过，多数窑洞里的灯火已经熄灭。毛泽东的窑洞还亮着灯，灯光是插在方桌上的一支蜡烛发出的。毛泽东盘脚坐在窑洞的炕上，吸着一支“前门”牌香烟。斯诺坐在一张没有靠背的方凳上，旁边是翻译吴亮平。
斯诺边问边在本子上记着。问题很多，第一个问题斯诺是这样问的：“如果日本被打败了而且被逐出了中国，你是不是以为‘外国帝国主义’这个大问题总的来说也就此解决了呢？”
“是的。如果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像日本这样的行动，而且如果中国打败了日本，那就意味着中国人民大众是觉醒了，动员了起来，而且确立了他们的独立。因此，帝国主义这个主要问题也就解决了。”
“你认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人民才能够消耗和打败日本的军队？”
“三个条件可能保证我们的成功，”毛泽东回答，“第一，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第三，目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的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在这三个条件中，主要条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
……
斯诺将话题转向国际：“你想苏俄和外蒙古是否会卷入这场战争？是否会来帮助中国？”
毛泽东伸直压酸的腿肢，看着窑洞地下铺的青砖：“苏联当然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它不能不顾远东的事态。它不能保持消极被动。它是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作为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还是帮助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争取独立，同俄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呢？我们认为俄国会采取后一条途径的。”
“苏维埃是否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
毛泽东笑了一下：“许多不平等条约实际上已为日本所破坏，特别在满洲。那些援助中国或者并不反对中国独立和解放战争的国家，应该请他们同中国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那些积极援助日本的国家，自然不能给予同样的待遇：举例说，德国和意国，他们已和伪满洲国建立了特殊的关系，是不能算作中国人民的友邦的。”
斯诺已很疲倦、眼皮打架了。但他还是听清了毛泽东似乎越来越兴奋、发出的挑战式的宣言：“要抗日成功，中国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但这不是说，没有外国的援助，中国就不能抗日！”
毛泽东不知什么时候下了炕，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一会儿坐下来，一会儿躺下来，一会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瞌睡的斯诺突然被一声巴掌响惊醒。抬头一看，原来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看见一只飞蛾在蜡烛头上飞来飞去，毛泽东用一本书将它“啪”地一夹，说要做一个标本。
这个镜头总在斯诺眼前飘舞。他似乎看见一个朦胧的象征：那只扑火的飞蛾，是日本侵略者？书本是中国——封面是国民党，封底是共产党？
延安聚集着一群男女“老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