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1日，党中央做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号召党内外广大群众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7日政务院举行第114次政务会议，周恩来作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精简节约、增加生产、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重要发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同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8日党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
可以说党于1951年12月开始的“三反”运动和1952年1月发动的“五反”
运动，是前后交错，同时在两个战场上展开并使两者互相配合、互相推动，给予当时的资产阶级的进攻以一次沉重打击，同时也是改造国家机关、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
1951年12月13日凌晨，毛泽东在一夜的批阅和思考后，在给各大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写下：“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中央方面委托薄一波同志负总责，北京市由彭真同志负责，现已全体动起来了。”
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毛泽东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薄一波的汇报，甚至坐镇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导工作。毛泽东要求每三至五天，薄一波要与各大区负责人通话一次，检查各区“三反”
进度。
毛泽东确立的“三反”方针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
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问题的另一面
进入1952年1月，毛泽东对“三反”的内容更加具体，进程更加急迫。要求各级党委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习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
中直总党委召开干部会议，宣布运动进入集中打“老虎”阶段。所谓“老虎”，即指贪污犯。贪污旧币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1亿元以下，1千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当时的1万即后来的1元。
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务会议上作了报告，9日又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的大会上讲话，对“三反”运动的方针、政策、步骤等问题作了明确指示，号召全国人民和国家工作人员，从自己的社会生活和工作岗位上，迅速地、彻底地、无保留地开展一个“三反”运动，反对资产阶级的侵蚀，来洗净旧社会遗留下的污毒。
2月1日，北京市召开公审大会，对7名大贪污犯进行了公审审判。原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因非法所得旧币23亿元被判死刑，原中央公安部行政处课长宋德贵因贪污6.4亿元亦被判处死刑，另有3人被判有期徒刑，其余2人免于刑事处分。
中央带头处理了一批人，其中一些人如宋德贵，毛泽东、周恩来都熟悉，也算是老革命，有过战功，杀了他们，对领袖们来说真有点“挥泪斩马谡”的味道，但又不得不如此。
中南海内的人们也不能不有所震动。
江青从延安时期就不喜欢参加整风运动。在“三查”“三整”运动中，她还跟毛泽东发生一次大争吵，从那以后，凡是运动，她能躲就躲，很少参加。这次“三反”“五反”运动起来，她又躲出去一段时间，不参加组织活动。机要秘书徐业夫很纳闷，就问李银桥：“为什么运动一来，江青就走？”李银桥顺口说了一句：“躲风呗。”不知这话怎么传进了江青的耳朵。她就趁打牌的机会，把恼火发泄到李银桥身上。
群众运动一起来，总会有过火的行为。尤其毛泽东发出有关限期和指标的指示后，就有些“草木皆兵”了，连周恩来身边一些工作人员也惹起嫌疑。
有人怀疑到总理的厨师桂怀云头上，说他家高级瓷器不少，又精致又漂亮，一个厨师哪来的那么多精瓷，肯定不干净。众人议论纷纷，被周恩来听到了，他对大家说：“解放前一个名厨师家里有点高级瓷器算得了什么？你们太不了解情况了。”这样，对桂师傅的猜忌才被制止。
还有一个“受到保护”的是何谦。
何谦是走过草地的红小鬼。从延安跟随周恩来到重庆办事处，当周恩来的警卫。解放后，任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周恩来访问苏联时，何谦随代表团到了莫斯科。何谦长得英俊，在苏联，毛泽东戏称他是“拿破仑”。中央给驻苏大使馆捎去一笔巨款。钱装在一个大箱子里，一天，周恩来把他叫去，嘱咐他：“何谦，你把这笔款子送到苏联大使馆。”按照周恩来的叮嘱，何谦把箱子交给了大使馆专门负责接收的同志。款子送到，何谦心里也就放松，没把它放在心上。没想到，过了挺长时间，外交部向总理反映，说何谦送的那笔款子，他们没有收到。
这下“拿破仑到了滑铁卢”，急得何谦嘴上起泡：这么大一笔款子，说没收到，不是等于说我私吞了？那几天，何谦吃不香睡不安，一闭上眼，就是装钱的那个大箱子在眼前晃，明明交给了大使馆……
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他让何谦在他面前坐下，静静心，说道：“何谦，你不要着急，好好回忆回忆，你交给谁，在什么地方，怎么交的……”
正在搔耳挠腮的何谦，被周恩来的一句话提醒，眼前似亮起一盏灯，当时送钱的情景重又浮现。他回到屋里，静下心来，一步一步地回忆，把来龙去脉写个清清楚楚。根据何谦的回忆，外交部查清了款子的下落，何谦得以解脱。这事要放在“三反”中，何谦岂不成了“大大老虎”？所以，直到今天，何谦说起这件事，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叹：“总理真是很会做工作，既不打保票何谦决不会干这样的事，也不暗忖何谦说不定干了这事。总理对此心中没有疙瘩，而是设身处地地替我们着想……”
不过，有些事情周恩来心里也有些着急。有些地方的“三反”运动已经影响到正常经济生活。
1952年2月14日，天津市委就“三反”期间维持正常经济生活问题，曾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在不影响“三反”运动的条件下，公营部门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和干部照顾业务；请中央各经济部门继续拨给加工订货任务；给资本家中问题轻微的都作结论，使他们好做买卖；市政建设中该办的事要照常进行。2月15日，毛泽东复电天津市委并转各中央局，指示各地在开展“三反”和“五反”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鼓励守法的工商户照常营业，对半违法半守法的工商户应分批做出结论，安定他们，以孤立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资本家。
据周恩来与陈云、薄一波交谈，发现许多地方的业务停顿现象仍很严重，毛泽东有关指示还有值得补充的地方，周恩来于当天又给毛泽东写了信，说明自己的意见（周恩来信函见《党的文献》、《周恩来经济文选》）：
主席：
今日政务会议散后，我与陈云、一波两同志谈到“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我们认为照中央级“三反”
斗争的目前情况看来，每个机关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留下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人继续“打虎”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这里所指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是每个机关的各级领导同志，并非指一般科员和勤杂人员而言，但各部门业务如果没有各级领导同志来管是无法进行的。
回后，读了主席复黄敬（天津市委书记、市长）的电报，觉得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主席所指示的办法是主要的一面；同时，机关业务的恢复，也是必须解决的另一面。没有这一面，黄敬所提有关经济工作的四点意见，便有三点因与此相关而得不到解决。这正足以证明国家经济的领导作用。顷又与彭真同志通电话，他认为目前各机关抽出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是可能的，到二十五日以后便可抽出二分之一的人来。我想，在中央及京津两地的各机关，从现在起就可这样做，在全国至迟三月一号也可以这样做了。我们这种想法，如主席同意，请予批示，以便先在中央及京津开始执行。
周恩来
二月十五日
而毛泽东则希望中国的革命化进程快些，再快些。在“三反”、“五反”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又提出许多有益的设想。比如，他在1952年6月的一封信中说：
周总理：
（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毛泽东
六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