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是警惕的。那段时间，毛泽东也是满脑子这方面的问题。就连散步的时候，他也会突然问李银桥：“你有贪污没有？”
当毛泽东的目光再一次盯在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材料上，他几乎是震怒了。
在“夏天送瓜、秋天送蟹”的背后
1951年前后，是共和国的初春季节。但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以及中央的许多领导，都同时感觉到一种寒气自四面袭来。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忧虑。这种忧虑既有来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它像白蚁一样迅速繁衍，啃噬着共和国的房梁。在党内，人们把它叫做“老虎”。
到了1950年下半年，特别是进入1951年，共和国的财政经济好转，不仅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有了巨大发展，领导地位大大加强，而且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一次改组，初步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渡过了困难时期，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获得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那些曾被国民党统治压弯了腰，又被解放大军隆隆炮声震得不知所措的民族资产阶级，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共产党“并不吃人”，“也不抢粮食”，还和蔼可亲地将他们搀扶起来，重新送到柜台前。他们的眼睛重新放光，喘过了气，直起了腰，又抓起了算盘、秤杆和账本……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的户数增加了11％，生产总值增加了39％，私营商业的户数地增加了11.9％，批发额增加了39.9％，零售总额增加了36.6％。到了年尾，当资本家依然有些惶惶，夜深人静，轻轻地拨拉算盘，小心地点钱的时候，他们惊喜地发现，手中的高额利润竟是国民党统治22年间任何一年从未有过的。
这一年是资本家大发横财的一年。
仅上海市资本家的账面纯利润就高达6亿元以上。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通过偷税漏税、盗窃等不法手段所牟取的暴利。
面对这一切，资本家中的一些人开始晃膀子了，开始感觉到不满足，那永无止境的发财欲望变得更加贪婪，那唯利是图的本性开始暴露，并加倍地增长……偷税漏税是资本家中最为普遍的违法行为。部分调查表明，天津市在1807家纳税户中，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占82％；老牌商业城市上海，更严重，在351家纳税户中，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占99％。偷税的税额也相当巨大，一般占负税款的50％，有的甚至高达80％。不法资本家偷漏税款的手法有：设置假账、后账，伪造单据，少记营业收入，多记开支，进销货不记账，以物易物等等，总之是千方百计隐瞒经营实情，躲避或少纳国家税收。
盗骗国家资产是资本家直接进攻的手法，他们有的骗取、盗卖国家资产，有的买空卖空、“白手起家”，有的虚报成本，提高价格，有的隐匿应由国家没收的敌伪财产。
偷工减料也是资本家常用的一种赚黑钱的办法。仅以承办抗美援朝军用物资为例，他们有的把用废胶次胶制造的一穿就断底的胶鞋、用方铁涅铁制造的一刨就断裂的铁镐、用油桶皮制造的一铲就卷刃的铁锨卖给志愿军；有的丧尽天良地用臭牛肉、坏牛肉、死猪肉制成罐头，用坏鸡蛋、胡萝卜粉制成蛋粉，用发霉的面粉制成饼干，在咸菜中掺进砂子，供应朝鲜前线，使志愿军不仅不能吃饱吃好，甚至中毒致死；还有的制造劣质青霉素，有的用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的腐烂棉花制成急救包，以高价卖给志愿军。这些劣质药品和带有病菌的急救包，在抢救伤员时，非但无效，而且造成不该致残的致残，不该牺牲的牺牲了。所以当时彭德怀对后方的供应大发脾气，有些就是因此而生。这些不法资本家利欲熏心，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说，他们是用志愿军的鲜血和生命喂肥了自己，在几乎使人难以置信的强盗式的肮脏交易中装满了钱袋。
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也是资本家惯用的手段。为了获取经济情报，资本家先是通过交朋友，称兄道弟、捧场拍马，拉拉扯扯，请吃请喝，请看戏打牌跳舞，建立“感情”，施“美人计”，然后送东西，开始“夏天送瓜，秋天送蟹”，逐步发展到送珍贵药品、衣料服饰、成套家具、钞票、佣金、回扣、股票，一步步地将一些国家工作干部腐化成为资产阶级在政府机关里的代理人。以上海大康药店反动资本家王康年为例，他专门在自己的商店里建立一个腐蚀、勾引干部的“外勤部”，指使他的“外勤部长”对国家干部和采购员“投其所好，送其所要”，先后将25个机关的65名干部拉下水。王康年摇晃着安乐椅，得意地宣称：
“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人们把这些违法行为简称为“五毒”。
许多清醒的国家干部也已意识到这一点。在1951年秋天，上海市工商界开全市代表会议时，工商局长许涤新在大会上做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不法行为的报告。经陈毅市长肯定，这篇讲话在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全文刊登。这年11月，许涤新去中央开统战会议，周恩来的秘书面告：“总理要找你谈话。”
许涤新赶到西花厅已是下午4时，周恩来立即在办公室接见他，询问上海工商界的情况。周恩来抱肘仔细听着，听完基本情况，他语调沉重地说：“上海资本家的这种情况，是不能忽视的。我同意你对他们的批判，但觉得不够，必须从脱离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破坏市场的正常活动，去加以批评。现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正在进行，你今天就应坐夜车回去，向陈总汇报后，把我的意见明明白白地在大会上说一说。”
许涤新遵嘱急急忙忙赶回上海，立即向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做了汇报。
陈毅是个直性子人，一听许涤新传达的周恩来的话，淡淡的眉毛一竖，拍了一下桌子：“总理的指示来得正及时。明天你就在大会上放他一炮，统战统战，不应只统不战。”
第二天下午，开会时起先还七嘴八舌，交头接耳，当许涤新一说话，全场顿时静了下来。后来他自己都为之一惊，因为自从进了上海，他还是头一次用这样大的声音讲话，用这样尖刻的言辞批判了工商界的种种错误。一位熟悉许涤新的资本家严谔声侧身对旁边的人耳语道：“许涤新是一个并不随随便便放炮的人，他突然放出这么一炮，这很可能是不祥之兆。”
原先松松散散的会议，被许涤新一炮轰紧了弦，敏感的资本家们已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到会议结束的那一天，陈毅市长自己揭开了谜底：
“许涤新放的这一炮，是相当厉害的。现在我把真相告诉你们。他的那一番话，是周总理要他来说的。周总理希望上海工商界服从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君子爱人以德’。许涤新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你们要仔细思量，这对你们是有好处的。”
所以，后来的“五反”运动开始之后，严谔声等人暗中说：“我说的吧，去年许涤新在市人大的那一炮，就是‘五反’的照明弹。”
中央的两条关键性指示
反对“五毒”的斗争已经摆在中南海的议事日程上。
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三十四次会议上，严肃指出，对资产阶级的“五毒”，“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由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不能容许行贿、欺诈、偷税漏税、盗窃、引诱等犯法行为的继续发生，听其侵蚀人民政权，损害国家财产，腐蚀国家人员。凡有犯者必须惩办，坦白自首从宽处理。”
1951年的冬天，当北京落下第一场雪，天亮时，批阅了一夜有关资本家“五毒”报告的毛泽东放下笔，伸伸懒腰，搓几下脸，朝门口走去。
刚跨出门槛，他猛地收住脚，仰天凝视，久久一动不动。
外面好大雪。院里的7棵古槐和房檐上，都挂着白茸茸的积雪。卫士正要扫雪，被毛泽东制止。他走出廊檐，在雪地上小心翼翼地走着，走出两步，又回头望着自己的脚印，他开心地笑了，他喜欢这白净的世界。在他的潜意识里，他希望整个党，整个国家都是这般纯净无瑕。也是想到这一点，他又急急回屋去，将刚才批改过的文件，又加上了一段话。
毛泽东的雪中之作，很快变成了红头文件。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由此正式拉开了“五反”运动的序幕。
有一次，毛泽东在谈到中央为何做出这一决策时这样说：
“进城时，大家对资产阶级都很警惕，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变化？这可以从进城三年的历史来看。1950年上半年，党内曾有一个自发、半自发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妥当的，也是错误的。因为当时有台湾敌人的轰炸、封锁，土改、镇反工作亟待去做，应该团结资产阶级去向封建势力进攻，而不是全面出击，全面出击是很错误的。所以，七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一错误，提出调整工商业。到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形成，更需要国内的团结一致，一直到今天。
在这一年多时间内，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警惕了。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到资产阶级方面去。”
毛泽东清醒地看到：现在出现了一种很严重的情况。一部分，人家打进来；一部分，叫人家拉出去。1950年自发地搞社会主义，想搞垮资产阶级，是不对的；后来，又自发地搞资本主义，资本家向我大举进攻，也不允许。……要整党内那些买房置地、入股、当董事经理的人；同时也要搞不法的资本家。这是一场恶战。
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随后迅速扩展到全国各中小城市。
上海是民族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城市。从揭露的材料看，上海的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也是相当严重的。毛泽东、周恩来对此十分关注，特派财政部长薄一波到上海去，考察和推进上海的“五反”工作。
他是2月25日到达上海的。他去之前，上海的“五反”已经开始，而且火力极为猛烈，逮捕了200多人，报刊宣传仍在升温，空气很紧张，发生资本家自杀事件48起，死了34人。梅林罐头厂在斗争不法资本家时，出现了戴高帽子和体罚现象，有的资本家受不了折腾，跳楼自杀了。薄一波到达上海的当天，即传达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上海推迟发动“五反”的指示，将抓起来的人分别处理，或取保释放，以缓和紧张局面。27日，薄一波将上海的情况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了报告，说现在的情况是指挥官未进入阵地，散兵式的各自为战，领导上自顾不暇，运动是在没有领导或半有领导的情况下进行着，工人、店员的每一斗争，报纸上的每一宣传鼓动，都使领导的被动性愈陷愈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很危险的。29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上海将“五反”推迟到3月20日以后。
其他地区也先后遇到类似问题。
3月1日，毛泽东将西南局有关“暴利的提法不妥”的电报批转各地。他附文写道：“西南局的电报是正确的，发给你们参考。当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提出反暴利的口号时，大资本家即迅速接受，因为这个口号可以被他们利用去威胁中小资本家，说他们的利润中也有暴利。就目前时期来说，真正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暴利，已包含在‘五反’的各项对象中，故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隐匿侵吞敌产、逃走外汇两事，国家已有法令，又可包括在‘盗窃国家财产’一项内。倒卖金银、偷卖鸦片白面两事，国家亦有法令，可依法办理，不必于‘五反’外另立项目，变成‘六反’、‘七反’。”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来自旧社会，他们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特定环境中养成了许多恶习及其资本主义的经营作风，使得“五毒”行为在资本家中相当普遍。因此党和政府派出检查组，对私营工厂、商店进行检查。这一来，不仅违法者害了怕，连那些守法户也胆战心惊。如上海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他的全部企业都受到检查，心中甚为不快。他告诉他的儿子：“如今国家有了前途，共产党在经济问题上也很有办法，不要我们资产阶级朋友了。你们各自想办法吧！”他自己也是唉声叹气，担心早晚也被清除掉。
群众运动不搞则已，一搞起来，轰轰烈烈，难免锄杂草而伤了禾苗。
中南海里，毛泽东和周恩来时常收到一些知名民主人士对“五反”担忧的信件。因为有些地方已经闹出了人命，一些没沾“五毒”或刚沾了点边的资本家也被列入了“五毒”分子。
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办公室，谈了有关“五反”中出现的问题后，向主席建议：“现在广大群众十分拥护‘五反’运动，大胆地、彻底地揭发控诉不法资本家的罪行。”
毛泽东赞同：“什么事情群众发动起来了就好办。很有些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味道。”
周恩来分析说：“我看对私人工商户要分类排排队，区别对待，发现问题，确定重点。”
“具体地说呢？”显然毛泽东对此十分关注。他闭起一只眼，躲开香烟的熏烤。
“对基本守法户，以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为主，指出他们的错误所在，要求他们以后不再重犯，一般不予追究，并采取团结和保护的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减轻他们的思想负担，鼓励和支持他们照常营业。对问题不大的违法半违法户，除令其补税一年，退回侵吞盗窃的财产外，宣布免于罚款，并尽快做出结论。这样，可以安定绝大多数的资本家，使罪大恶极的少数资本家陷于孤立。”
“我大致算了一下，有五种类型。这样吧，关于处理违法工商户的五条基本原则，由我来起草，你们再做补充。”
周恩来告辞时，毛泽东没有起身相送。一般党内同志来往，毛泽东都是足不出户，只有党外人士或国外来宾，他才会起身到门外迎送。而今天，他的思路还在“五条原则”里，周恩来一走，他就一手夹烟，一手擎笔，写下了在“五反”
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1951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毛泽东还将过去所定的划分私人工商户的四种类型改为五类，即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这个指示由党中央在3月5日发出。
经过准备，上海的“五反”斗争，于3月25日正式开始。这一天，举行了全市动员大会，由陈毅市长作报告。他是个演说的天才，外加川味，把党的政策讲得又生动又全面。这次会一开，上海的资本家稳住了，跳楼事件的影响也很快消除了。
从划分的结果看，就大城市而言，前三类约占95％，后二类约占5％。如北京市5万私人工商户中，守法户约5000户，占10％；基本守法的3万户，占60％；半守法的12500户，占25％；严重违法户2000户，占4％；完全违法户约500户，占1％。上海市163400私人工商户中，守法户约占15％，基本守法户约占50％，半违法户占30％左右，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户约占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