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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海峡吹起和谈风(3)

1945年,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有一次毛泽东找章士钊叙谈,问他对当时局势作何估计。章士钊想了片刻,在纸上写下一个“走”字,并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诚恳地向毛泽东谈了对当时形势的分析,认为蒋介石对和谈并无诚意,正在背后准备内战。他认为,应趁蒋尚未准备就绪,毛泽东应迅速离开重庆,以防不测。尽管毛泽东没有马上离去,但很重视他的这一建议。毛泽东说,章行老真正是共产党的朋友才能提出这样直言不讳的中肯意见。

上海解放的时候,军管会派了四名解放军战士轮流24小时在章士钊在沪家宅门前守卫值班,以防国民党在上海的残余势力伤害章的家属。为首的那位军人说:

“章士钊先生在北平一切都很好,他是毛泽东主席的朋友,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们奉命保护章先生在上海的家属。”

章士钊定居北京后,先是住在朋友家里。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后让他搬进史家胡同那所带大院子的宽敞明亮的住宅,一直到他去世。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设法保护了章士钊,还帮助他将那部显然属于“四旧”范畴的《柳文指要》线装书破例在1971年公开出版。而章士钊还是老脾气,仍是肝胆相照,不顾个人安危,在社会出现了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狂风巨浪时,斗胆向毛泽东直书自己的意见:不要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重视他的意见,在三四天后亲笔回了信。告诉他:

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3月10日

所以,以章士钊如此独特与丰富的资历,作为促进国共两党和谈的代表,是最适合不过的。

其实,在1949年的国共北平和谈中,章士钊已经当过代表。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由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上任后想与中共和谈,找谁从中斡旋呢?想来想去,想到章士钊头上。于是,李宗仁委派邵力子到上海请章士钊出面。当邵力子说明来意后,好管“闲事”的章士钊二话没说,即刻答应下来。代表团原定2月8日飞北平,因中共通过新华社广播宣布,拒绝代表团中美国人走卒甘介侯赴北平,致使代表团未能成行。消息传到南京,李宗仁极为不安,怕和谈大门打不开。于是,李宗仁亲赴上海,找到章士钊等人,商量解决办法。最后决定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为代表,邵力子以个人资格前往。在征得北平军管会同意后,2月13日他们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名义飞赴北平。22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石家庄接见了他们。毛泽东在接见章士钊时,章向毛泽东陈述了李宗仁的愿望。其他代表也分别受到接见。和平之门是打开了,他们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信,于24日离开北平。同年4月1日,解放军渡江前夕,章士钊又作为代表参加了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飞抵北平。经过多次谈判,双方代表在北平达成国内和平协议。后因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致使和谈破裂。章士钊此时对国民党已完全失望,决定不回南京,先去香港。但他不闲着,给李宗仁写信,劝其继续和谈,无奈李宗仁受制于掌握兵权的白崇禧,未能幡然悔悟,接受劝告。他又给湖南省主席程潜写信,劝其起义……

1956年春天,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的信件,到香港会见了台湾派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与章士钊是同乡,抗战期间,在重庆和章士钊同为国民党参政员,交往密切,关系甚好。这次两人在香港会面,分外亲热,感叹不已。章士钊便向许孝炎谈了中共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和诚意,并拿出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委托他亲手转交。事关重大,许孝炎不敢耽误,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蒋介石的“总统府”,亲手将中共的信交给了蒋介石,并将与章士钊的会谈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中共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许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蒋介石也曾有意伸出和谈之手

蒋介石像是面对着一副摆满了黑白子的围棋,长虑了近一年,才下了决心,要往北京投下一颗棋子。

1957年初,蒋介石将许孝炎召回台北,在“总统府”密谈了很长时间。

蒋介石先递给许孝炎一本本年1月号的香港刊物,上面有篇署名“衣爵”的文章,题为《解决中国问题之途径》,已被蒋介石用红蓝铅笔画了许多道,有的地方还狠狠地打了几个问号。

许孝炎接过杂志,粗略一看,文中有叫蒋介石退休的字样,便细看起来,文中写道:只要胡适先生登高一呼,提出请蒋退休的要求,“海外华侨必定群起响应,台湾同盟及三军人员受外来的鼓励,必定有所表示,美国友人对于中国人民的一致要求蒋介石退休的运动,势必重视”。

许孝炎表态说:“太不像话!竟然如此放肆。香港那个地方就是太自由。我离开香港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份东西。”

蒋介石听到了安慰话,心情比较平静:“你回去查一查,是不是我们这里那伙《自由世界》杂志的人化名去香港造舆论。”

许孝炎答应:“我一定照办,尽快搞清楚。”

蒋介石转入正题:“今天找你来还不是为这件事的。”蒋介石咂吧着嘴,讲得很慢,“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因,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往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正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他让许孝炎推荐人选。

许孝炎本无准备,说要想一想。考虑再三,他提出三个人,他们是:曾任“立法院院长”的童冠贤、秘书长陈克文、现任“立法委员”的宋宜山。

“你认为三人中谁最为适宜?”蒋介石继续发问。

“宋宜山更合适一些。”许孝炎讲了几条理由:

第一,宋宜山对国民党的忠贞,已经经过长期考验,是蒋介石的黄埔学生,自南京中央党校毕业后,被派往英国留学,归国后一直在中央党部工作,南京撤退前夕,尚出任中央组织部人事处处长。第二,宋当时为台湾“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身份比较灵活,官式意味较轻,蒋介石曾表示不愿派一个官式身份过重的人前往。第三,宋的兄弟宋希濂为国民党名将,当时正关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改造。万一宋的大陆之行被人发现,可以说是探亲。第四,宋为湖南人,而当时中共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担任中共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以及中共派往香港活动的章士钊,都是湖南人,便于以同乡名义接触,对话比较方便些。

蒋介石同意这样的分析,遂决定派宋宜山前往。

宋宜山自觉身负重任,极想将此事办成。经过认真准备后,于1957年4月成行,自香港,经广州乘火车到达北京。事先得到消息的章士钊约上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到车站迎接。宾主到了新侨饭店,安顿下来后,唐生明告诉宋宜山:“这两天,周恩来总理要请你吃一顿饭。”

宋宜山虽说是公事,却难断血缘之情,他试探地问唐生明:“我想探望一下胞弟希濂,不知……”

唐生明是个直性子,马上说:“我看可以。”但转念一想,又说,“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周总理提出来。”

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有名的饭店东兴楼宴请宋宜山,并与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宋先生,欢迎你到北京来,我特地让生明兄来接待,他和你是老乡,前几年在香港又见过面,他跟你做朋友的历史已经不短了。”

宋宜山说:“抗战时期,生明兄忍受了误会与委屈,执行‘特殊任务’打到汪精卫汉奸政府里去,为国家与民族做了许多工作,不但蒋先生与国人赞赏,连我也十分敬仰。”

周恩来笑道:“我们共产党人也忘不了他。1927年大革命受挫,我们党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生明兄的同情与支持。我们举行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得到了他给予枪支、弹药和物资的支援,一些伤员也得到他的营救和保护。”

宋宜山第一次听说唐生明的这些旧事,流露出一些惊奇:“生明兄的经历真是丰富多彩。”

周恩来对宋宜山说:“宋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今年该是你希濂老弟50岁的生日。”

宋宜山直点头:“周先生记忆力真好。你不提起,连我这个当兄长的都想不起。”

周恩来对宋希濂这个当年突出的黄埔学生比较熟悉:“希濂兄是黄埔一期嘛!

他跟你们湘乡同乡陈赓一起在长沙应考合格后,绕了一大弯,经武汉、上海来到广州的。抗战时期,他在大别山和滇西通惠桥,重创日军,立下了卓著战功,人民都不会忘记。”

宋宜山听得心里热乎乎的,没想到一个在战犯营里的人,还被如此夸赞。他顺势提出想去看看弟弟。

周恩来一口答应:“50岁是人生的大日子,你来看他正是时候。”

宋宜山很受感动:“感谢周先生关心。”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总的来说,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抗战胜利在重庆谈判的时候,蒋先生说过,大革命的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我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的。具体的问题,李部长跟你谈。”

随后,李维汉出面,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与宋宜山协商。李维汉提出:

“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这些方针,自然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敲定的。

李维汉还表示:“国共两党可先在香港进行谈判,如能实现,我将率团前往。”

宋宜山考虑了一下:“我愿回台湾后,为促成两党谈判而努力。”

李维汉:“你不必急着回去,你可以在北京的工厂、农村转一转,也可以去看看你的弟弟宋希濂。”

宋宜山同意后,就在章士钊、唐生明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工厂、农村,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并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了他的胞弟宋希濂。宋宜山见弟弟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生活都很不错,也就放心了。宋希濂也感慨万端,当年他报考黄埔军校入了第一期,他的哥哥是后来入黄埔的,所以弟弟的军衔反而比哥哥高许多,宋宜山曾对此很不高兴。可如今,还是哥哥的前途光明……当时,反右斗争尚未展开,大陆正广泛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又加上号召和平统一祖国,整个政治气氛和社会面貌显得很有生气,给宋宜山以欣欣向荣的印象。

5月份,宋宜山回到香港。根据自己此次大陆之行的印象,写了一份长达15万多字的书面报告,由许孝炎转呈蒋介石。在这份报告里,宋宜山陈述了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详情及中共提议,还把各种见闻和北京一派龙腾虎跃的气象描绘了一番。宋宜山真是一介书生,他根本不了解蒋介石骨子里的想法,天真地在报告里说道:“我以为,中共意图尚属诚恳,应当响应。大陆从工厂到农村,所到之处,但见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民众安居乐业,犹如鱼水相依。以前提的‘反共复国’,似已无望。”

最后这句话像刀子一样割在蒋介石心上。蒋介石越看越生气,将报告往桌子上一摔,以他晚年难得再用的“娘希匹”狠狠地骂道:“他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好,半个月就被赤化了!”吩咐人告诉宋宜山,不必再回台湾了,就留在香港算了,将“立法委员”的薪饷每月寄给他。1972年,宋宜山与另外三个立法委员在香港参加了章士钊逝世的追悼会,国民党台湾当局便以“附共”的罪名,宣布撤销他的立法委员职务。

就这样,蒋介石派往大陆的第一个和谈密使被他搁浅在香港,蒋介石也拒绝了中共中央一系列和平统一祖国的提议。一次本来很有希望的和谈刚起步便又中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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