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大使在日内瓦会谈，蒋介石极为不安。他在接见美国合众通讯社社长时，说道：“本人坦白认为：自由世界在亚洲冷战中，正遭遇失败。在亚洲赢得冷战之主要措施，为美国应有一坚定反共政策之表示。”
中共决心调整对台政策
毛泽东喜欢两手做事，做起来一手轻，一手重。在台湾海峡炮声隆隆之际，毛泽东已经在考虑对待台湾的另一手。1954年7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日内瓦会议后的形势。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放台湾的运动，以粉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在毛泽东的运筹下，周恩来于1955年3月在人大常委会上首次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这一主张标志中共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
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参加由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
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参会的印、缅等七国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讨论缓和远东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严正指出：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但任何谈判都丝毫不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解放台湾的行动。并表明我国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方式与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此次会谈后，周恩来接受了美国《民族》周刊记者访问，表示：“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提议和美国坐下来谈判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政府的态度博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同时也使美国政府作出了迅速反应。4月26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愿意同中共举行双边会谈。后经英国穿针引线，开始了中美大使级会谈。会谈虽然没有在台湾等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对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促成中美双方的相互了解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美大使在日内瓦会谈，蒋介石极为不安。
有一次，他在接见美国合众通讯社社长时，说道：
“本人坦白认为：自由世界在亚洲冷战中，正遭遇失败。很不幸的，至少在亚洲，自由世界的外交已造成一种支持与鼓励中立主义的印象。今日所谓中立主义，一方面使共产集团之收获益臻巩固，而另一方面使俄、共政治经济的邪恶势力之渗透发展，较前更为容易。而其最大作用，就是可使自由亚洲人民对于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所持之最后意向究竟如何，更感惶惑。故在亚洲赢得冷战之主要措施，为美国应有一坚定反共政策之表示。”
蒋介石的话既表示了他对亚洲一些国家的不满，也表示了他对美国反共政策不坚定的不满。蒋介石敢怒敢言，却不敢造次，不管怎样，台湾小朝廷还得靠美国活着。而要让美国去跟一个已有八亿人的共和国作战，美国也就不称其为美国了，它是宁做警察，不当士兵的，更不会让战火烧到它的后院。
美国就这样撑着，蒋介石也就这样忍着。
海峡这边的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却从不肯等闲。要么打，不打那就谈，僵持不是毛泽东的性格。
1956年上半年，中共对台湾的国民党，发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巨大的和平攻势，频频向台湾发出了和谈信息。195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
“台湾那里的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
不久之后的1月30日，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对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指出：“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什么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
4月，毛泽东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主张。
同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阐述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指出：
“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9月30日，来中国参加国庆活动的印尼总统苏加诺，与毛泽东就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进行了长谈，在谈话最后，毛泽东表示：“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要有两条，一条不行。第一是坚持斗争，每天都要叫，这是你的办法。
第二是不要着急，这一条是不登报的。我们同蒋介石也是这样微妙的关系。我们要同他恢复友好和合作的关系。我们过去合作过两回，为什么不能合作三回呢？但是蒋介石反对。他每天反对，我们就每天说要同他合作。这样就使我们的蒋委员长很难处，他的内部正在分化。”
10月，毛泽东会见有关朋友，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现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定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又讲道：“我们在会上印发了艾森豪威尔给蒋介石的信。我看这封信主要是给蒋介石泼冷水，然后又打点气。信上说需要冷静，不要冲动，就是说不要打仗，要靠联合国。这是泼冷水。蒋介石就是有那么一点冲动。打气，就是说要对共产党继续采取强硬的政策，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出乱子上。在他看来，乱子已经出了，共产党是没有办法阻止它的。
各有各的观察吧！”
3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又说：“台湾的情况现在有变化。美国现在想搞垮蒋介石。它正在扶植一派人，想用这派人来代表蒋介石。现在我们需要帮助蒋介石来反对美国。因为问题是：蒋介石好些呢，还是美国所扶植的更亲美的势力好些？
台湾像目前这样作为美国半占领地好些呢，还是台湾成为美国完全的占领地好些？
美国、英国这些国家要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它们想一方面承认我们，一方面又承认台湾。我们的方针是：承认我们就不能承认台湾。我们不怕它们不承认。美国愈晚承认愈好，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清理内部。”
毛泽东说的一些事，曾在台湾引起骚动。
蒋介石整肃“亲美派”
吴国桢与孙立人事件最为引人瞩目。
吴国桢是湖北人，生于1903年。他早年考入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毕业后越洋留学美国，饱学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后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返国后，吴氏历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汉口市市长、重庆市市长和上海市市长等要职，是蒋家小朝廷官场红得发紫的人物。
蒋介石之所以器重吴国桢，固然是由于吴毕业于美国，与美国政界有相当的联系，同时也由于吴从不结党营私，对蒋绝对忠诚。据说他到外交部当次长时，只随身带了一位秘书，用了几星期后，就打发他走了，几年下来，不用一个私人。吴国桢做事特别讲求效率，令出必行。由于他强调法治，在上海市长任内就有“民主先生”之称。他个人能力极强，能为蒋独当一面，又有着漂亮的仪表，能用英语流利演说，很有一股洋派神气。
国民党退台之初，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争取美援。1949年12月15日，蒋介石尚未复“总统”职就以台岛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对此，吴本人开始也摸不着头脑。因为陈诚掌管台湾省主席大印还不足一年，正当风雨飘摇之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且在吴上任省主席之职不久前，陈诚曾约吴谈过一次话，陈邀吴屈就台湾省主席秘书长一职，遭吴婉谢。吴对蒋说：“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我当恐怕不合适，最好由俞大维担任。”
蒋则毫不避讳地说：“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合力争取美援。”
吴国桢出任台湾省主席的第三个月，蒋介石宣布复“总统”职，同时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吴国桢心里明白：“为了他把省主席的位置让给我，他一直耿耿于怀，老是卡着我。”吴国桢向蒋介石提出辞职。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职”。
蒋介石依然不避讳他：“辞修和我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
蒋介石有说假话如同真话的本领，吴国桢飘飘然了，并暗地里发誓：“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
既然蒋介石对吴国桢宠爱如此，为何他又遭蒋抛弃呢？吴国桢自己认为是因为蒋经国之故。
早在1948年8月，蒋经国奉父命以督导员身份赴上海“打老虎”。当时蒋经国持尚方宝剑，雄心勃勃，想在上海一显身手。他当时手法严峻而急切，但效果不佳，演变成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局面。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除了不同意蒋经国的做法之外，市长权力被架空，亦使吴颇为不悦。蒋经国与吴的矛盾由此发端。
蒋氏父子退守台湾后，一切以巩固这最后的立足之地为核心，由此，蒋经国又奉父命独揽了整个台湾岛的安全、情报与特务系统大权。蒋经国虽名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却能一手遮天，躲在幕后发号施令。只要戴上红帽子，想抓谁就抓谁，想杀谁就杀谁。吴国桢对蒋经国能忍且忍，对他手下的特务打手的横行霸道却难以容忍，直接告到老蒋：“非改革不可，任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不能随意拆抓人。逮捕后14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
蒋介石打起哈哈，顾左右而言他。
吴国桢还向蒋介石进言：“国民党党费应不用国家经费而向党员筹募，且应鼓励反对党之成立，俾能奠定两党制度。”对于蒋经国领导的许多不在编机关、特务组织预算外的经费要求与请托，吴往往不客气地予以婉拒。吴后来告诉蒋的另一反对派雷震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
吴国桢因恃宠而骄，以为蒋介石真把他当做心腹，竟天真地向蒋介石说：“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蒋介石不言，脸色有变。
直到此时，吴国桢才明白蒋老先生“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
而蒋介石也渐渐明白吴国桢“不识相”，并暗下除心。
1953年10月30日，蒋介石为过65寿诞，与宋美龄去台北郊外草山避寿，特邀吴国桢夫妇上山吃晚饭，并留他们过夜。第二天吴氏夫妇返归台北时，发现开汽车的司机不见了，派人找也未能找到，只得由蒋氏另派一名司机开车下山。那天该吴氏夫妇走运，正巧吴夫人腹泻，开车不久就停车到路旁一老百姓家方便。等吴氏夫妇回到汽车旁，发现司机脸都吓白了。原来汽车的三个车轮的螺丝钉都早已被人拧掉了。如果不是吴夫人闹腹泻，汽车飞速开到某转弯处，车轮必飞脱车身，吴氏夫妇也将粉身碎骨了。
吴国桢死里逃生后，大彻大悟：现美台关系已好转，他完成了使命，蒋不必再通过他来向美国拉关系。蒋介石怕吴与美国的关系太深，会埋下顶替蒋氏的后患。
想到这一层，吴国桢认为不能再待在台湾了。回到家里，又发现家中电话有人窃听。
心乱如麻的吴国桢忽然想到美国好友美联社记者阿瑟戈尔，他找到阿瑟，对他神秘地说：“阿瑟，把手放在圣经上，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要发誓，帮我保密。”
阿瑟戈尔吃惊地瞪圆了眼睛：“什么事这样严重？”
吴国桢递给阿瑟一些文件：“有几封信，请你带回去交给《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和《时代》、《生活》的亨利鲁斯，假使我不幸去世，请全文公布，没有事，请代为保存。”
吴国桢与阿瑟戈尔会面之事，逃不过蒋氏父子的眼线。当阿瑟离台返美时，宋美龄亲自为阿氏送行，并邀他为其私人秘书，但阿瑟不肯背叛朋友，婉拒宋氏邀请。
1953年4月，吴国桢迫于各方面压力，向蒋介石请辞台湾省主席一职。5月，吴国桢夫妇得到美国邀请，准备赴美。蒋介石欲扣留，经宋美龄从中周旋，最终放行。但吴年近八旬的老父及次子吴修潢不准同行，留作人质。
吴国桢初到美国，顾及老父和次子的安全，谨言慎行，没有半句对蒋氏父子的不满之词。来年元月，台湾传出“吴国桢携资外逃”的风声。吴国桢立即写文辟谣，但台湾各报无人敢登。这年2月，吴国桢毅然向台湾当局发难，对台发表不同政见。台岛内许多忠于蒋家的要员们纷纷指责吴国桢“反动”、“狂妄”。在一片无中生有的谩骂声中，吴国桢在美刊出《上总统书》，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国之心为重，且又故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吴将攻击的主要矛头直指太子蒋经国，说他是台湾政治进步的一大障碍，应该将他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之前，不必重返台湾。至此，吴国桢与蒋氏父子正式决裂。
蒋介石心胸狭窄，不能见谅于吴国桢，使吴成了蒋氏父子权力重新组合下的牺牲品。1984年吴国桢病逝美国，葬于佐治亚州滨海小城。他终生遗憾的是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完成揭露蒋氏父子统治内幕的著作。有幸的是，蒋经国的老部下刘宜良（即江南）在美留学期间，多次访问吴国桢，并从吴氏手中收集大量资料，著成《蒋经国传》。然而正当此书出版之际，江南便遭枪杀。事后查明，枪杀江南的主谋便是蒋经国的二公子蒋孝武。江南命案与吴国桢案一样，不仅招致整个社会关注，也引起美国不满，在美国干预下，蒋经国被迫放弃传子部署。
正当吴国桢案在台岛余波未尽之际，又突发了所谓孙立人“兵变”案。
孙立人有吴国桢相同的出身，比吴大两岁，也是清华毕业，后被保送赴美，进入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获工程学学位，后转入弗吉尼亚军校，和美国的马歇尔元帅是前后期同学。毕业回国，先入国民党常务学校任军训队长，后调“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副总队长。
在中国对日抗战史上，有一段精彩的“异域”篇章，这就是孙立人所率新三十八师远征缅甸时的“仁安羌大捷”：以不满千人的兵力，击败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救出数十倍于己的友军。此战之后，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抗战胜利后奉调东北，因与杜聿明不和，被解除兵权，只身南下。
孙离开东北，心情抑郁，意兴阑珊。最不甘心的，是受黄埔系的排挤欺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