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我去吧，人家老远来的，不要怠慢了。”毛泽东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子，乘车赶到傅作义的住处，周恩来先回来，已经陪同傅作义、邓宝珊在招待所门口等候着。
毛泽东热情地与傅作义握手，并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傅作义连说：“主席，我半生戎马，除抗战外，罪恶不小。”
毛泽东摆动着手：“不不，我已经让林彪同志给你讲过，把你列入战犯是想保护你哩。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劳很大。”
毛泽东对着一同来到西柏坡的各位人士说：“你们诸位共同做了一件好事！你们保护了北平城内数百万居民的生命安全，你们保护了我们的千年古都，保护了古都珍贵的文物，历史会给你们记下这笔功劳的！”
谈到绥远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的是要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等就好过了。”
傅作义等在西柏坡住了两天。临走时，他一再向周恩来表示：“你对我的帮助很大，我非常感谢你。”
周恩来说：“咱们从现在起，都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意见和想法，不要有顾虑，都可以提出来商量。可以找我谈，也可以找毛主席谈。毛主席忙，你可以多找我谈，找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谈也可以。”
傅作义回望西柏坡这一片并不丰腴的土地，望着站在坡上向他招手的中央领导人，突然觉得自己渺小，也觉得年轻了……脑海里浮现出当时自己最苦恼时，爱女傅冬菊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情景：
“爸爸！”冬菊亲昵地喊着，站在他的面前。
他的目光里掠过一阵惊疑：“告诉爸爸，你是军统还是共产党？”
冬菊脖子一仰，显出一股女孩子的英雄气：“共产党。”
“你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毛泽东派来的。”
“派你来干什么？”
“劝您停止抵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刹那间，他发现女儿长大了，而自己老了。如今站在黄土地面前，他才明白女儿当时为何如此坚定，而后又为何分析得头头是道。原来女儿背后站着这样一群民族的精英。伟大出自平脊，如同这沟沟壑壑的黄土高坡一样，新的中国和他的主人将从这里走来！
策反程潜
国民党在战场形势江河日下、内部倾轧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于1948年春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总统这把交椅是蒋介石坐定了的，别人不敢染指；而副总统这个宝座则为多人翘首以待。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六人榜上有名。蒋介石支持孙科，美国人则支持李宗仁。经过一番激烈的明争暗斗，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蒋介石想到李宗仁的伙伴白崇禧就在身边任国防部部长，两人搞在一起，哪还有自己的天地？“国大”刚收场一个月，蒋介石就任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而以何应钦取代白崇禧当了国防部部长。
在解放战争战场上，桂系军队没有受到解放军歼灭性打击。李宗仁当了副总统，白崇禧又坐镇九省通衢的武汉重镇。历史上蒋、桂素有睚眦之怨，蒋介石心想，如果再让白崇禧把湖北、湖南和广西连成一片，后果不堪设想。湖南是通往广西的咽喉要道，必须物色适当人选来掌握，于是他想起了程潜。程潜系国民党元老，在湖南有威望，和新桂系又有宿怨；这次竞选副总统又败在李宗仁手下，让他到湖南最为合适，既可拉拢程潜，又可牵制桂系。蒋就于1948年6月20日，任命程潜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管辖湘、赣两省兼湖南省主席。但因蒋介石与程潜在历史上也曾兵戎相见，所以又有些放心不下，于是又委派李默庵、黄杰、王劲修、刘嘉树、1943年9月13日，蒋介石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10月10日就职典礼后，蒋介石与宋美龄步出会场。
杨继荣等一批湘籍黄埔亲信随程回湘掌握实权。
刚到长沙时，程潜也曾信誓旦旦：“我这次来湖南，很多老朋友将我比作‘家长’前来当家，我听到这句话非常不安。我们这个大家庭，多少老兄弟、小兄弟在家里受苦受难，叫我这个当家的，怎么去安慰他们的悲痛，满足他们希望呢？想来想去，不管我是不是家长，这里总是我的家，我不当家则已，既然来当家，就要设法兴家，至少也不要败家。”
而且并没有放弃“戡乱救国”的老调，声称：“我今年六十有七，但我决不惜任何牺牲与‘共匪’拼命，纵然我有100岁了，我也还有勇气和‘共匪’拼命。”
程潜上任的消息很快通过地下党到达中共中央。
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对程潜上任的这种态度多少有些反感，对是否能策动这样的人没有多大把握。
周恩来认为，对于国民党高级将领，有些过去反对过我们，现在也可以争取，以最大限度地孤立蒋介石集团。湖南是国民党政府粮源、兵源的主要基地之一，能争取程潜（以及后来的陈明仁）起义，对解放军渡江之后解放湘、粤、桂等省会起重要作用。指示要多做其部下和亲属的工作。
而毛泽东对他的湖南老乡程潜更是“情有独钟”。重庆谈判时，他曾鼓励程潜积极参加竞选副总统，“如果搞成了，你可以主持和谈；如果搞不成，你就只要一个湖南。你如果有了湖南，可以帮我们好多忙咧……”程潜实际就是按这个路子走下来的。
而且周恩来也了解到，程潜有些话是说给蒋介石听的。
1948年夏初，程潜任武汉行辕主任时，他的原部下李明灏由江西九江到汉口，专门会晤了程潜，直率告以周恩来的关怀，说他决计投奔解放区，准备先去香港接洽，研究进入解放区的路线。程潜专心致志地听着，并且极表赞成。并嘱咐李明灏，请当面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致敬，还把他一贯不满蒋介石倒行逆施和痛恨蒋介石挑起反共内战的心情告诉李明灏。李明灏到香港后，通过连贯联系，得到周恩来的三次复电指示。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他只身秘密进入华北解放区，到了石家庄华北军大学习。他曾两次到西柏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临招待所看望他。李明灏将程潜和陈明仁的心情如实汇报，三位领导人都很关注，周恩来问得更详细。李明灏告诉周恩来，在前一年他就曾在东北秘密会见陈明仁，促其弃暗投明，但是没有成功。
李宗仁于蒋下台后当上了代总统。1949年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并声言：“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承认可以此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均可在谈判中解决。”于是国共双方立刻为筹备和谈而积极动作起来。
突然变化的形势大大推动了程潜向人民靠拢的步伐。他在1月中旬，曾在省府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我认为和谈是大势所趋。中共所提八条，如果惩办战争罪犯系指和谈对象而言，则和谈无从谈起，其他七条，我以为是可以磋商的。”秘书将他的谈话整理成文，发往南京，并在当天的《长沙日报》上发表。电文发表后，在省政府任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程星龄（与地下党保持联系的人物，程潜的族弟）对程潜说：“颂公，各界对你23日所发电报反映良好。”程潜听了，苦笑一声说：“可我已被中共方面列为战犯了啊！”在新华社播发的第一批43名战犯中，程潜名列第26名。对此，程潜迷惑不解，又焦虑不安。程星龄将程潜左右不定的状态告诉地下党代表余志宏，余志宏向程星龄保证：“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只要颂公站在人民这边来，共产党不仅不算旧账，而且还会给以应有的礼遇。”程星龄把这些转告程潜，程潜仍是将信将疑。
程星龄见程潜仍无法摆脱困境，又请省政府顾问方叔章先生劝说程潜，方叔章说：“颂公，如果共产党的军队打来了，你准备走哪条路？打吧，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打垮了，白崇禧那二三十万人更打不赢，为湖南人民着想，也是不能打的。跑吧，是去美国，还是去香港、台湾？你一家二十多口人，你又只有那点钱，到美国不够用，到香港去也花不多久。到台湾去，蒋介石不要你，你和白崇禧也搞不来。
怎么办呢？”程潜说：“我总不能投降呀！”方叔章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说不投降，日本天皇还投降呢！何况可以讲和，这又不是投降。”虽然方叔章的话很打动人，但仍然没有拂去程潜心头的阴影。方叔章忽然想起程潜的儿子程博洪。程博洪在复旦大学教书，见多识广，让他们父子一谈，或许能有门道。经方叔章一提醒，程潜恍然大悟，忙给儿子拍去一封电报，让他快快回长沙来。
程博洪回来，父子见面，一番家常话后，程博洪掏出一封信来，递给程潜，程潜接过一看，非常惊讶：“啊，原来是行严兄的信！”
程潜所说的行严，即湖南人士章士钊。信中有这样几句话：
历史雄辩地证明：清王朝敌不过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敌不过国民党。现在国民党更敌不过共产党。吾辈唯有顺乎民心，改弦更张，慎终追远，以敬将来。回溯辛亥时间赞襄黄兴的革命经历，借古鉴今，令人不胜叹惋之至矣！此番感中共相邀，得以会晤毛泽东先生，周恩来先生。开诚相见，交浅言深。周先生说：“忘记过去，咸与更新。”毛先生则估计颂云贤弟决非久困之士，终归会投向人民的怀抱，时不我待，望颂云贤弟好自为之，莫负厚望……
读完此信，程潜凝立，久久不动。
程博洪见父不语，又以自己的经历对程潜苦劝再三，终于使程潜相信共产党是说话算话的。
此后程潜采取了许多措施，推进和平进程。1月下旬，电令在湖南境内停止征兵；2月，又开释关押已久的八十多名政治犯；扣押了中央银行长沙分行的黄金、白银等。
地下党组织也密切注意程潜这段时间的言行。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接着挥师南下。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张轸在贺胜桥、湖口率部两万余人投向人民，白崇禧于5月16日仓皇逃离武汉，武汉遂告解放。5月26日，周恩来专门起草电报，交第十二兵团正、副司令员萧劲光和陈伯钧转张轸将军：得来电欣闻你于5月15日在金口率部举义，脱离反动阵营，参加到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庭来，这是值得庆慰的。希望你团结所部，学习人民解放军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努力协同渡江大军在前进中更多为人民立功。
张轸过去和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打过交道，他对周恩来最钦佩，曾对他夫人说：
“周恩来能言善辩，有胆识有才学。”在他起义的动摇时刻，他还对夫人说：“要是有毛主席和周恩来的亲笔信，还有点把握。”所以起义后他见了周恩来打给他的电报格外欣喜。毛泽东代军委起草的给华中局的电报中，专门要萧、陈问张轸，他与程潜是否有电台联系，或有其他通讯方法叫程潜率部起义，配合我军行动。
白崇禧从武汉退至长沙，在长沙大搞白色恐怖，并且在多种场合指桑骂槐，攻击程潜。程潜只好忍气吞声，郁郁不乐。
中共湖南省工委认为策反程潜起义的时机已经到来，决定向程潜递交一份备忘录，向党中央、毛主席正式表明态度。程潜欣然同意，立即让程星龄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表示响应毛主席1月14日的八条声明，决心脱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投向中共。
当周恩来了解到程潜派人到香港和党的组织联系，立即致电在香港工作的乔冠华，要他认真进行争取程潜、陈明仁、李默庵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5月间，周恩来将正在华北军大任总队长的李明灏调出来，通过电话指示李明灏速赴武汉，参与策划和平解放两湖事宜。李明灏接电后，将在北平教育傅作义起义将校级军官的工作移交他人，于6月中旬由石家庄到达武汉，会见了中共中央华中局和第四野战军的负责同志，他们把疏通程潜、陈明仁、宋希濂的任务跟他做了研究。
这时程潜的备忘录已经抵达党中央，很快收到毛泽东复函勉励。程潜捧读再三，心情激动不已，他以手抚额，高兴之情溢于言表：“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盖，顾虑很多，现在有了这封信，真是湖南人的喜讯啊！”8月1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通电起义。次日，湖南耆宿唐生智、仇鳌等百余人通电响应。湖南境内避免了一场恶战。
陈明仁惠州识周公
策划调陈明仁来湘，是促成湖南和平起义带关键性的一着。
程潜虽有和平起义之心，但他缺少实力。蒋介石和白崇禧对他不断压迫，使他处境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可以依靠的实力，很难抵挡蒋、白对湖南和平解放的破坏。从哪里去找支持程潜的实力呢？1949年春节，程星龄找地下党联络人余志宏商谈这个问题，程潜认为现在湖南掌握兵权的李默庵不大可靠，如能从武汉把陈明仁调来湖南就比较合适。一是因为陈明仁和程潜的关系很深，他是程的学生和同乡，如能调陈来湖南，既可稳住程潜，又可通过程潜策动陈一道起义；二是因为陈明仁是一向主张和共产党打到底的人，蒋介石、白崇禧对他的反共深信不疑，把他调到湖南可以起到麻痹蒋、白的作用；更主要的是，因为陈明仁和蒋介石已有明显的矛盾，四平街一战之后，蒋反而撤了他的职，他很不满，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形势下，他想找条出路。通过程潜和其他人士做工作，是有可能策动他跟随程潜起义的。但也可能有不成功的一面，那就是陈明仁不仅一贯反共的，而且作为第一兵团司令，他手中还有几个军的兵力，不会轻易放下武器，或者调转枪口。
在西柏坡，有关陈明仁的交谈正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进行。
就像毛泽东熟悉程潜一样，周恩来对陈明仁也很了解。甚至可以说周恩来曾是陈明仁的“救命恩人”——随程潜起义后，陈明仁曾对记者发表长篇谈话，专门提到：“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对我的开导，从政治思想上挽救了我的一生。”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攻打惠州。当时，黄埔一期毕业的陈明仁任东征军第四团三连上尉连长。东征军总指挥是蒋介石，总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10月12日，国民革命军扫清了惠州外围之敌。13日蒋介石亲自在飞鹅岭炮兵阵地上指挥攻城。陈明仁接到攻城任务后，带头冲锋，奋力拼杀，但攻击还是受挫。蒋介石的鲁莽指挥，使成千成百的革命军战士倒在惠州城下，但他固执己见，仍然坚持这种硬拼战术。入夜，师长何应钦奉蒋之命，限四团当晚必须攻下惠州，否则军法从事。代理阵亡团长指挥的副团长将此任交给陈明仁。陈明仁认为：其一，指挥官太多伤亡，兵散无人指挥；其二，力量不能集中，攻城的梯子也扛不上去；其三，即使攻入城内，晚上亦无法肃清残敌，不便坚守巩固阵地。副团长听后觉得有理，却不敢向上复命，嘱陈明仁自己呈文报告何应钦和蒋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