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后，周恩来仍然关注着国民党将领的动向。当解放战争形势逐渐明朗，最犹豫不决、进退维谷的要数傅作义了。中共将其列为战犯，个中另有原因。
“佩剑将军”在行动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上，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于1948年11月初刚刚打响之时，前线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两万多官兵，在中共地下党员、第三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沣（都曾得到蒋介石的中正佩剑，被人们称为“佩剑将军”）的策动下，宣布起义，造成国民党军上下混乱，惊恐万状。蒋家王朝的根基开始动摇了。
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3万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倒戈。
其实，周恩来在重庆、南京时，就已注意国统区“第二战线”的工作。
1946年夏天，原西北军旧部张克侠得知冯玉祥要出国考察，便以送行为借口，从徐州到达南京，住在冯玉祥的寓所。他知道周恩来也住在南京的梅园，十分想见到他，就通过曾在冯玉祥处工作过的王冶秋，请他代为与中共办事处联系，要求与周恩来见一次面。第二天，王冶秋就来告诉张克侠：“周副主席约定在次日傍晚时分，在冯玉祥寓所附近一个偏僻去处的公园外面相会，注意保密。”
那一晚，张克侠半夜都没睡好。在中国即将进行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决战时刻，能够当面向周恩来汇报，并听取他的具体指示，的确是件令人激动的事情。
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傍晚，张克侠便按时来到那座公园外面，焦急地四处张望。
不一会儿，一辆黑色小汽车开到他的面前，缓缓停下。车门打开了，司机示意他上车。他往车里一伸头，便看见久违的周恩来坐在后座。虽然已是傍晚，南京的夏夜依然闷热。周恩来仍穿着一身中山服，向探进身来的张克侠点点头。张克侠便跨上车坐在周恩来身旁，汽车一加油，沿着马路开动。
张克侠看了一下，车上除司机外，还有一名警卫员坐在司机旁边。不及寒暄，张克侠就抓紧时间汇报徐州地区的情况。周恩来听得很仔细，目光时而转向他，时而沉思点头。张克侠谈到今后工作打算和组织起义的问题时，周恩来浓眉弹动了几下，指示道：“现在，要多向国民党军官兵，向那些高级将领和带兵的人，说明共产党的政策，指明他们的出路。蒋介石是一定要打内战的。他要打我们就也打。我们不但在战场上狠狠回击他们，也要从敌人内部去打击顽固派。要争取策动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这样，可以造成更大声势，瓦解敌人的士气。”
张克侠表示：“我所在的部队和我相处很久，彼此均很熟悉和信任，在作战中，他们肯定会服从我的调动。现在，大多数官兵都认识到跟国民党走没有出路，起义是有条件的。只要下命令，我可以保证随时起义。”
“好，你们的工作很有成效，这对于配合我们的总体行动很有帮助。”周恩来偶尔插几句话，“但要充分估计到困难。”
张克侠继续汇报：“是的，现在部队中的斗争仍很复杂，有不少反动的国民党军官，还有一批特工人员，这些家伙随时都可能破坏我们的行动。为了预防敌人的破坏，保证将来起义的顺利，我请求咱们的部队在发起进攻前，派联络人员到我那里去，以便很好地配合。”
周恩来赞许地点点头：“你考虑得很周到，到时会有人与你联络的。”
这时车速已经减了下来，周恩来朝车窗外巡视一番，又抬腕看看表，忽然握住张克侠的手摇动起来。
张克侠明白，这是中止谈话的信号。而且当时正值国共谈判濒于破裂之时，特务密布，四处打探周恩来的行踪。
汽车在一个僻静地点停下，张克侠迅速下车，汽车立即疾驶而去。
第二天，王冶秋向张克侠传达了董必武的指示：你在车上的谈话很重要，很有价值，但当时干扰太多，还有一些问题不十分清楚，最好写一个详细的书面材料。
张克侠遵照董必武的意见，把徐州敌人布防情况和他的要求，写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材料，转交给周恩来。
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后，全国解放战争快要进入第三年了。周恩仍然关注着国民党将领的动向。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兼六十军军长的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的第二天，周恩来就向毛泽东建议，困守长春的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系黄埔一期学生，可争取。毛泽东同意由周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指出：“郑现已动摇，可努力争取之。”周恩来还给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写信，希望他能毅然举义：
洞国兄鉴：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
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20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先后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
望与我前线萧劲光、萧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周恩来
10月18日
信中提到的吴化文是国民党第三十六军军长。1946年夏天，经冯玉祥、李济深、章伯钧搭桥，周恩来与吴化文建立了联系。周恩来通过章伯钧告诉吴化文，欢迎吴先生站到人民方面来。随即密电陈毅和吴化文取得联系。1948年秋，济南战役打响后，吴化文摆脱王耀武的指挥，率三个旅两万多人起义，为解放济南做出了贡献。周恩来深知，争取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起义，不是一件立竿见影的事，往往不很顺利，非到时机成熟，解除了他的顾虑才能成功。这需要长期工作和耐心等待。
郑洞国在得知第六十军起义后，立即停止突围行动。他召集新编第七军师长以上军官开会，研究今后行动。到会的人都哭丧着脸，默默无言。他再三要他们发表意见，只有一个老部下、第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站起来说：“目前情况，突围已不可能，我建议暂时维持现状，以后再徐图别策吧。”郑洞国只好采纳他的意见。但自己更感彷徨，毫无办法，苦闷得度日如年。
当天晚上，他到新编第七军军部看军长李鸿，李军长虽在卧病，看来并不那么严重，但故意装成不能多说话的样子。军部的高级人员也有意无意地回避他。郑洞国感到情况有些异样。（后来知道，他们已在同解放军接洽了。）当天夜里，郑洞国回到兵团司令部，忽然接到曾泽生的电话，郑洞国还想劝他回来，但曾泽生只是说：
“有人和你讲话。”接着有一位自称姓刘的对郑说：“我是解放军的代表。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考虑，不要再做无益的牺牲。”
郑洞国说：“既然失败了，除战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
第二天，蒋介石派飞机来轰炸，当空军向郑洞国联络时，他告诉他们：“现在轰炸已无意义，徒使老百姓遭殃，我的意见还是停止轰炸吧。”
18日——也就是周恩来给郑洞国写信的那个早晨，新编第七军的参谋长龙国钧来见郑，他说：“新编第七军官兵已决定放下武器，解放军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司令官和我们一道行动。”
郑洞国说：“你们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已决定放下武器，那么，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好了。”龙国钧无可奈何地离开了郑洞国。当天下午新编第七军放下武器。
到了此时，郑洞国已感到山穷水尽。正在焦急中，接到杜聿明的电报，他拟请蒋介石派直升机来接郑出去，问郑有无降落地点。郑洞国答复说：“现在已来不及了。”但是他仍不肯改变“宁可战死也不投降”的顽固态度。他还把情况报告蒋介石，并对蒋说“来生再见”。据说蒋介石接电后，眼泪汪汪，连声说：“桂庭司令真不愧是党国英雄、黄埔精英，黄埔学生如果都像桂庭那样，党国的江山有救了！”
但郑洞国也没有像蒋介石判断的那样“成仁”。当天夜里，郑洞国的司令部附近仍响着剧烈的枪声。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杨友梅和司令部的幕僚们想出来的办法，要直属部队向天放枪，佯装抵抗后再放下武器，造成事实，使郑洞国跟着他们走。
第二天一早，郑的司令部也就放下武器，离开了作为司令部的伪满中央银行大楼。
看来郑洞国没有收到周恩来的信件，或者收到了没有表态。总之，他虽然没有起义，但总算放下了武器。当周恩来信函中提到的萧劲光和萧华（他们是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的司令和政委）来到他的面前，和他紧紧握手，并得到优厚待遇时，他才相信了周恩来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很受感动，但却表示：第一，不愿广播；第二，不愿参加公开宴会。只想做个老百姓……
傅作义终于撞了南墙
解放战争的形势逐渐明朗的时候，最犹豫不决、进退维谷的大概要数傅作义了。
傅作义与知识分子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驻节北平后，每隔几天都要请三五位学者教授到他的华北“剿总”便宴，以“炉边闲话”方式，海阔天空地交谈。
时而纵论上下古今，时而就某一具体问题即席求教。尽管他军书旁午，日理万机，但这种“炉边闲话”几乎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一直延续到时局紧张也未改变。同他谈过的人士，既有老年，也有中青年；既有激进的，也有思想保守的。
所以当时有人形容说：“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谈笑左中右，往来老中青。”谈话时，傅作义有他的独特风格，一般他说话不多，只倾听大家讲。这样他可以随时掌握知识界的动态、民众的呼声、社会的舆论。朱光潜、费孝通、胡适、许德珩、朱自清、郑天挺、何思源等都在他的客厅坐过。但是到了1948年冬天，战局紧张，平津已是山雨欲来之势，傅作义的“总部”已经没有多少闲话的机会了。在解放军对北平形成合围之后，傅的华北“剿总”匆匆从西郊迁进城内中南海。
形势急转直下，究竟走哪条路，傅作义举棋不定。他整天在办公室里独自踱来踱去，时而以手击额，时而仰天长叹。他的矛盾心理在于自己身处蒋介石集团的高级指挥职位，而内心又极不愿意继续为蒋所役使。这种矛盾的心理时常表现出来，比如蒋要他援助锦州，他拒绝了，但事情并没简单地过去，作为条件，他又答应蒋介石，组织部队袭击石家庄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他小心翼翼从事，一边派了蒋嫡系九十四军配备骑四师和骑十二旅出发，一边由政工处给各部加派专员为监军，以便随时掌握。临行前，傅作义和少将政工处处长王克俊召见政工处上校督察员王越，任他为第一线联络员。王克俊告诉王越：“共产党的要人都在阜平，你跟队伍的任务就是接管各部队的重要俘虏，这对我们很重要。”王越不解：“八路军跟咱们一样，也是官兵不分，哪能认出谁是大官？”傅作义忽然转过身来，说：
“哼，那很容易，那不难。共产党的高级人员南方人多，先听他是什么口音。”然后他伸出指头说：“再就是看手指头，这些人最爱吸烟卷，左手的指头总熏得黄黄的，这些都是可以识别的。”说着，傅作义向外走去，跟在后边的王克俊拍着王越的肩膀说：“任务交给你了，就看你们这一下哩。”傅作义似乎有些稳操胜券的乐观情绪。他如此充满信心，是他过于相信他的这种“掏心”战术。据解放后董其武回忆，在许多重要的战役和战斗中，他最惯于使用远距离奇袭和“掏心战”，常常歼敌于措手不及之时。
他没想到这一招今天已经不灵了。
让傅作义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其实已经钻进了他的“心脏”。
就在华北“剿总”布置任务的会议散会不久，北平《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就得知了消息。他以老同学、小老乡的关系，找到骑十二旅旅长鄂友三，推杯换盏之中从他嘴里套出了这次会议的详情。随后又进一步弄清了傅作义部出动的部队番号、行动时间等，迅速报告给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地下党冒着生命危险，破例在上午开机发报。这份十万火急的电报，飞越千山万水，传到了西柏坡。
两天之后，特急电报送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周恩来手里，周恩来立即转给军委主席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手中。他们来到作战室的地图前，研究了对策，最后把兵力部署和下达命令等具体工作交给周恩来处理。
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名义，立即起草了发给华北军区聂荣臻、薄一波，华北第二兵团杨得志、罗瑞卿、耿飙并告第三兵团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的急电。
1948年10月29日晚23点，周恩来又三次急电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部，命令他们派部队进入冀东、平东的玉田、蓟县、三河、宝坻地区，威胁平汉、平津、平榆三铁路线，主要是威胁北平，迫使南下敌军一部回师北平及平东一带，起到配合华北野战军保卫石家庄、保卫西柏坡中共中央的任务。晋中华北第一兵团也已得到命令，加紧围攻太原，不使阎锡山东进，以免威胁石家庄和西柏坡的安全。
除了军事部署之外，周恩来与毛泽东商量后，还展开了一系列宣传攻势。这主要是由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拟了三则电讯稿，告诉蒋介石、傅作义，解放军已经充分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情况，若敢进犯，等待他们将是可耻的下场。
傅作义每天都要听秘书给他念新华社的电讯稿。听过第一、二则电讯，他皱起了眉头：共军如何知道得这样具体？他赶紧和他的助手研究是否还搞下去。不过，他又觉得这不是一般常见的新闻稿，中共莫不是在搞“空城计”？是否在放“试探气球”？是不是在缓兵待援？于是，他失去了平衡，下决心按原计划继续进兵，无论如何不能放过这个好时机。
这时，毛泽东又草拟了一则评论。周恩来看到稿子时，一边看一边笑：毛主席写得太辛辣了。
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