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白天太累，还有两份外调材料没有写完，实在支持不了，便上床睡了。刚闭眼就听到大门外有汽车停车的声音，接着又听到有不少人下车直奔我住的地方而来。我估计是来抄家的。因我每天接待不少从各地来的红卫兵，一些前来抄家的人都被正在排队要和我谈材料的红卫兵劝走了，因怕影响到他们谈材料。有一天，一群政协机关干部的子女（他们比许多红卫兵更熟悉战犯们的情况）走到我家门口，准备像对别的特赦战犯一样，掀开锅丢一把沙子，在床上踏上几脚泥巴，再骂上几句。不料孩子们刚一进门，就被同院的赵大娘喊着他们的名字撵走了。我真有点莫名其妙，这位老大娘怎会有这等本领？后来她才告诉我，她曾在政协机关的幼儿园工作过，这些孩子她都带过，知道他们的名字，所以我免了一场小小的灾难。
今晚上估计免不了要来破破“四旧”，抄抄有没有反动的东西。一个相当熟悉、经常爱训我们几句的声音，叫我快开门。我哪敢怠慢，立刻披衣起床，我妻子也急忙穿衣，女儿也跟着从里屋走出来。门刚打开，那个常训我们的副科长首先冲了进来，接着，穿警服的几个彪形大汉也如临大敌一样，快步进来把我团团围住。我暗自好笑，他们把我估计得太粗心大意了，这种场合，我知道只要我有反抗的表示，他们就可大显身手，直到以“公然拒捕”而开枪射击。但我竟毫不在乎，没有半点恐慌。其中一位怕我听不清，还一字一句宣布我已被逮捕，要我在拘捕证上签字，并要我带上日用品和换洗衣裤立即跟他们走。我签好名字后便向那位副科长说：“我有两份外调材料没写好，还有两份没有盖章，等我一会写好就走。”副科长以为我在耍什么花招，用一种很难说是什么神情的眼光斜看着我，很怀疑地问一声：“你还能写东西？”
我真想笑他太少见世面了，这在我一生中算得了什么。
也许是想看看笑话，他们同意我写，并让开一条路让我到办公桌旁，我打开抽屉，拿出纸来，一字一句地写了起来。两份材料写完，签名盖章后，还把另外两份写好没有盖章的也拿出盖好章，交给我妻子杜雪洁，告诉她，明天什么单位的人来取材料时，问清后交给他们。我在那种情况下还要这样做，是因为这四份材料是四个单位要我证实某某人过去和军统有过工作关系，我得负责证实根本没有这回事，不能冤枉他们。我把这一切办好之后，才把手表、钱包、自来水笔等都交给我妻子，她和我女儿都眼泪汪汪地望着我，我只说：“你们放心吧，我没有做什么坏事，不会有什么问题。”民警再一次提醒我带日用品，我表示什么都不带。我知道，如果去处决我，带东西没有用，如果坐牢，按狱中规定应当供应犯人日用品。我已成了坐牢的老犯人了，还操这种心干什么。
临出门，我强忍住眼泪，回头看了一下女儿和妻子，心想，不知今生还有相见的可能否？心头一阵酸痛，再也说不出话来。我不敢再看她们，怕她们看出我的痛苦表情，使她们更难过。人生最悲惨的是生离死别，此时此刻，已到了最凄凉的境界，谁会料到明天将怎么样呢？刚走出大门，妻子又和女儿追上来，把一件厚棉衣给我披上，这件棉衣还是七年前特赦时发给我的，没想到今天我又把它穿回监狱去。
坐上汽车，他们防范之严，使我感到好笑。我在他们心目中，可能比江洋大盗更可怕，一边来一个还不算，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位直把脸朝着我，一副沉重的手铐把我双手铐着，左右两手臂被用力抓住，我扭动一下身子都使他们三个人立即紧张起来。我估计还不是去处决我，一定是去坐牢。要是处决我，我手上的镣铐便是最好的反抗武器，虽逃不了，我也可以在汽车飞奔向前，有车迎面而来时，弄一个车毁人亡，同归于尽。这一套办法，我想了一下，完全可以做到。由于汽车直奔德胜门，向我熟悉的去秦城监狱的路上驶去，我才规规矩矩一动不动平平安安到达了我过去住过的监狱。
我回答说，我是湘潭人。只听他们用力在桌子上一拍：“你怎么会是湘潭人，胡说！”
这次是住一间小小的单人房，我坐在小木床上等候提审，我想如果发现我有什么现行罪行，抓去一定马上就会提审我，不料坐到半夜，除了看守的士兵几次催我快睡觉外，一直没有人来问我。一连两天都这样。我感到有点奇怪了，抓进来为什么不提审呢？第三天，铁栏杆外边一层木门打开，我立即走到门边，以为这次是提审我了。不料一位穿军服的干部，手中拿着一支笔、一个墨水瓶和几张纸交给我，只说了声：“照提纲上的问题，一个个如实详细写，我明天来取。”啊！原来还是写外调材料。我想问他为什么抓我来，他把木门一关就走了。我气得把接过的东西看也不看就向床上一扔。第二天，他打开门向我要材料时，我回答他没有写，并问他为什么抓我来。这位干部态度还算好，他只回答，为什么抓我来，他也不知道，只知道让我写材料，不写就不行。我一听就火了：你还能把我怎样？不是已坐牢了？再不行就杀头了事。他一听也火了：“你不写材料会有人来治你的，你就等着瞧吧！”说完他把门一关就走了。我还是不写，看把我怎样？一会他又来催我写，并说别人等你的材料去处理问题，你不写耽误了案件的处理，要负一切责任。一听这话，我才想起来：又是要我诬赖好人，不能不看看究竟他们想利用我去整什么人。我把材料提纲拿起一看，果不出所料，提纲中指出的几个所谓叛徒，我根本不认识，从何说与我有过工作关系呢？一想到这些材料关系到一些人的命运，我不得不写明白，他们没有叛变，更没有与我见过面，我愿负一切法律责任证明他们是被人诬陷的，我抱定决心，在这场所谓“大革命”
中，一定要是非分明，一定不能受人利用，干陷害无辜者的事。
从我被捕进牢到释放的５年时间中，我一共写过１０００多份材料，我是用洗脸盆塞子上一片小铜片，在卫生间的墙上把材料份数刻画下来的，搬房间时，记着一个整数又继续刻画。所以到释放我时，让我收拾行李，我以为又是搬家，便跑到卫生间看一下，才知道一共有１５４０多份。被调查者中有不少是过去只听到名字没有见过面，在蒋管区公开担任驻各地的中共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人，有的是解放后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有的完全不知道，只能从提纲上了解是曾在蒋管区工作过，而外调人员却要我把这些人写成是叛徒和军统特务。我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曾经出生入死为党工作的人，几乎天天冒杀头的危险，幸而活下来，怎么硬要我来证实他们是叛徒特务呢？有时我不肯跟着他们乱说乱写，就把我提出去拳足交加，或者用一些使人受不了的“坐飞机”、“两腿半分弯”等刑罚来对付我。我青年时期常锻炼，没有想到现在能派上用场。不过我懂得用刑的人的心理，是要让对方痛苦以达到他们刑讯逼供的目的，所以决不能满不在乎，要表现得很痛苦，要惨叫，以满足他们整人的一种优越感。如果我若无其事，他们便恼羞成怒，更加厉害的办法都拿得出来。所以他们一对我上刑，我总是装出受不了的样子惨叫起来，甚至装成要晕过去，尽管我完全承受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何况我并非好汉，就更不愿吃眼前亏了。不过遇到几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他们认为我不老实时，用擀面杖敲打我两腿下肢，那真是钻心的痛，我还是坚持，打死我只死一个，怕打而乱说乱写就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问题，是一大串。所以我抱定打死我也不跟他们去乱签名的主意，我懂得这个名签下去固可减轻自己眼前一点痛苦，而被诬陷的人就不是皮肉之苦了。当时最不易说清的是一些打入国民党机构工作的地下党员，他们为共产党立过汗马功劳，为了工作能深入，加入了国民党。而国民党在许多机关中设立了特别党部，所以发的党证字号是特字第某号。这些同志被打成叛徒特务真是有口难辩。我一再说明党证字号不代表特务机关，真搞特务的反而不会有特字，正如国民党军队的特务连，是担任警卫或其他任务，特务长是管伙食生活等工作，都不是像军统一样专搞特务。
在这些被外调、提审过程中，也有不少苦中有乐，令人发笑的事。有次提审我的一对“童男童女”（中学生红卫兵）问我什么地方人。我说：“湘潭。”
只听到他们用力在桌上一拍：“你怎么会是湘潭人？胡说！”真的，我怎么能说是湘潭人？那不是和领袖攀同乡吗？我想，说是湘潭上面某县人更危险，说是湘潭左右某县人也是想和领袖平起平坐吧，灵机一动，我便口是心非地说是湘潭下面一点点——长沙的人，总算过了关。还有一次，几个提审人叫我当庭写一份有关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的全名称和简称，他们一看我写的国民党前面没有加“匪”字，便大声斥责我没有放弃反动立场，不愿称国民党为匪党。
我如果说我在崔万秋家认识的江青和张春桥，就会被他们杀掉，我不能不说假话
在几百次提审中，只有两次是真正涉及我和要我考虑的问题。那是我被捕后的半个月左右的一天，木门和铁门都打开了，看守说有人提审我，要我把衣服整理一下，我以为我这次糊里糊涂被捕可以弄清楚，马上就可回家了，心里很高兴。当我跟着两名管理员走向审讯室时，一看几位穿军服的干部都屏声静气肃立在门外，平日烟不离嘴的两个常来巡视的干部也不抽烟，还半立正站在门口，就知道今天提审我的是有相当高地位的什么大首长了。管理员把我带进去时，恭恭敬敬地说了声：“沈醉已带到。”就马上鞠躬而退，还轻轻地把审讯室的门关好。我是见过大风浪的，所以满不在乎，先打量一下这几位要审问我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原来三位都身穿军服，中间那一个头发已花白，两旁陪着的也是四十上下，毫无疑问，中间那个便是什么长了。
我刚打量完，中间那个操着湖南口音，很温和地叫我坐下，又轻声问：“你就是沈醉吗？”“是。”接着，一支香烟丢了过来，我不知什么时候学到了这一手：香烟刚到我面前，我就熟练地接了过来，并且习惯地看了一下，竟是一支最高级的“熊猫牌”。看得出，主审人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我立刻意识到要特别注意点，否则本来无事会惹出事来。所以我把全部智慧都集中起来，准备应对。他们先抽了几口烟，又打量了几眼，看我若无其事，才问我过去在上海工作时与哪些人有往来，我说我抗战前在上海工作六年，往来的人数以千计，有些人记得姓名，我从上海市长、警察局长、警备司令、大流氓、大商人……一口气说了几十个，他们很耐心，听我说了一大堆之后，才问我一声：
“文化界方面呢？”我又背了一大堆，主审那位才提出：“你所写的，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我所知道的戴笠》那本书中第１３页、倒数第３行中那个崔万秋，和你是什么关系？”我真惊异，他把那本书记得那么清楚，我自己都不会知道第几页是写的什么了，所以，他一提出这个具体的人来，我就十分警惕地回答：“此人是当时特务处上海特区直属通讯员，与我常有往来，每月至少有几次。”他便追问一句：“去崔家时见过些什么人？”“男女都有。”“知道这些人的姓名吗？”“不知道，因我的任务是送钱去，取情报回来，没有必要去问他与哪些人往来。”“好好反省一下再回答。”又丢过来一支“熊猫牌”。
沉默一阵之后，问题越来越明朗了，他们要追问我的竟是当时上海的一个五等演员，演过电影《王老五》的蓝萍（江青演电影时的名字），我想今天来追问我她与崔万秋的关系和崔的下落，肯定对我有害而无一利。我那篇文章在１９６２年就出版了，这么多年不问我，江青今天生杀大权在手时才来问我，毫无疑问是凶多吉少。
我当年去崔家，不但经常见到崔的这位山东同乡，而且也看到崔在他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写过不少捧江青的文章，如《北国美人》等。当时一个五等演员有人这样来吹捧，自然是要力求报答的了。所以我到崔家去时，她看到崔对我那么客气，便常常争着为我倒茶拿烟。我当然知道她是什么人，有时也附和着崔万秋，夸她一两句。这个印象并没有磨灭。他们同时提到的还有一个经常在《火炬》上写文章骂鲁迅的那个叫狄克的人，问我还记不记得。
（我一直等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才知道当年穿着蹩脚西装，在崔万秋家中连坐都不敢坐，见到我去，也和对崔万秋一样毕恭毕敬的狄克，竟是“四人帮”中第二号主犯张春桥。）问来答去快一个小时，我一再说，过去和崔万秋有往来的人，我虽然见过一些，但实在记不起姓名，因当时没有必要去问去记，加上事隔多年，这次又无缘无故被捕入牢，精神上也受到很大刺激，所以许多事都想不起来。至于崔万秋这个人，解放前我便听说他已去美国，没有留在大陆。最后他们才说：“把你弄到这里来，是对你采取一种保护措施，比在你家安全得多，你怎么还会受刺激呢？”接着又一再提醒我，一定要好好反省一下，如果能记得当年在崔万秋家中见到过现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对我会有很大好处。只要我说出认识什么人来，后半辈子就会很幸福了。我还是坚持说：“实在想不起，也感到太可惜，当年与崔万秋往来的人，会有今天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我要认识，对我一定会很好照顾，真是错过这种好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