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斯把“水”作为万物的本原，除了神话的影响之外还有别的因素，比如，因为他在日常经验中观察到万物都靠水分来滋润，有生命的事物离不开水，离开水，它们就会枯萎，趋于死亡。由此，水成了有生命物生长的根源，有生命物从水那儿获得了自然生命的开端。进而，他朴素地认为，水是万物的开端，万物都从水那儿来。“水”由于有生命物存在的条件成了万物产生的原因。
泰勒斯之后，“本原”成为西方哲学的第一个范畴，它的出现表明希腊人的思维已由神话感性的形象思维转向理性的抽象思维。既然感官无法在经验中找到万物起源之点，理性必在思想中追问，找到一个可以说明万物之所由来的东西，这就是“本原”。这说明万物的“本原”不是经验的对象，而是思想的对象，是理性思维抽象的结果，至于“本原”指向什么，在不同的哲学家或哲学流派那里展现出不同的意义。“本原”思想的出现最深层的意义在于标志“理性”的诞生，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奠定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思辨特征与理性主义精神，也因此由最初对“本原”的追问产生出后来的范畴体系。
万物的本原是数
在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流派中，毕达哥拉斯派可以说是较为独特的一派，他们所认为的世界本原似乎并不具备实体性，而是以“数”这样一个规定性的属性作为本原，来建构其哲学理论。甚至在他们看来，哲学的智慧就在于对数的本性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毕达哥拉斯是最早的数学家。
毕达哥拉斯派认为数是世界本原的原因有二：
其一，他们发现一切事物的性质都可以被归结为数的规定性。通过数，人们能够发现事物及自然过程中更多的相似性和统一性。这也就是说，数的规定性比物理属性更为普遍，一个事物可能缺乏一种物理属性，但却不能没有数的规定性。而这种数的规定性则可分为三类：数学比例关系；数学中的对立关系，如有限和无限，一和多；习惯中数字与社会生活中的隐喻类比，例如9这个数字在中国所代表的吉祥之意。
其二，他们认为数先于事物而存在，是构成事物的基本单元。他们的基本想法是，一切事物都是由基本的几何形状构成的几何结构，而这种几何结构均可以被数所量化。
当然，如果以后来者的观点来看，我们很容易找到这一理论中存在的必然性缺陷。首先，一种普遍的规定性并不一定具有实体性，而自然哲学所探求的世界本原，是世界发生之始，这种开始是动态的，而普遍的规定性则更多地表现为静态。其次，几何构造不能代替可感事物的自然运动。亚里士多德就曾批判这种观点混淆了抽象的数字单元与有体积的物理质点。
其三，数与社会生活的对应关系其实是一种文化中的隐喻，并不是必然的联系。例如，在西方，13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而在中国则没有这种认识。此外，由于当时所知的数只是自然数，因此数字与几何图形的对应就很难达到契合，例如一切等腰三角形的边长在当时就很难找到对应的数字。因此，由数所构成的世界最终难以建构。这些也许就是毕达哥拉斯派最终瓦解的原因。
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自然哲学时期，哲学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找寻世间万事万物的统一性。尽管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说不能论证世界的一切都以数来规定，甚至在当时有的数学难题亦没有明确解答。作为最早的数学家，他们毕竟找到了自然事物的普遍规定性之一，而以这种普遍规定性来看待事物，也就产生了最早的数学抽象思维，而几乎所有自然科学的基础都是建立在这种数的抽象的基础上的。因而，如果我们不去苛求于古人，就会看到，毕达哥拉斯派至少为人类提供了一条判断真理与价值的方法，而如何在这一启示下走得更远，则是历史赋予人类的使命。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人能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乍看起来，这像是一道愚蠢的脑筋急转弯，一条河怎么会不能两次踏入呢？然而，这却是一个严肃的哲学命题，它是来自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个著名论断。有时候哲学就是这样颠覆着我们的常识。某位哲人曾说过，哲学产生于惊奇，其实学习哲学也可以从惊奇开始。现在就让我们从这惊奇开始，看看这条河到底有什么古怪。
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他崇尚变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火，万物都是从火变化而来的，又最终复归于火：
火浓缩变成气，气浓缩变成水，水浓缩变成土；土融解产生水，水蒸发产生气，气又回到火。宇宙就是处在这种周而复始的以火为基础的变化之中。我们可以看看他所奉为本原的东西——火——一种无法固定，总是在跳动的东西，一种充满了能量，灼热的、随时都在变化的东西。而由这种东西所产生的世界也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不断地流动，不断地产生和消灭，以至于他说：“万物皆流，无物常住”，进而提出了标题中的命题：“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万物处在不间断的变化之中，所以这一刻和下一刻一定存在着不同，也就是说它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它”了，既然它已经不再是它，那条河已经不是先前踏入的那条河，那么如果你想再次踏入也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了，你曾踏入的那条河已经随着时间的流淌一去不返。这就是“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哲学意义。
我们也承认变化总是发生的，但是两者却并不像赫拉克利特所认为的那样对立起来：只要承认变化就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
这事实上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运动和静止的关系问题。赫拉克利特强调了运动的绝对的方面，但是如果忽略了静止，看不到静止，就容易滑入诡辩之中，像他的学生克拉底鲁就说：人不但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甚至连一次都不行。这种论断恐怕只在哲学上才能成立，如果谁在日常生活中也信奉这种原则，那他恐怕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没法进行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所谓质变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再是原来那个东西，而变成了新的东西，或者换句话说，那条河不再是那条河，而是新的河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所以虽然那条河在不停流淌，但是在没有发生足够的变化前，它还是它，我们还能再次踏入其中。
存在就是被感知
对于一些观念，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是根深蒂固的，比如，我们都认为物体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似乎这对我们是不可置疑的，然而，真的如此吗？恐怕只有哲学家才会提出这种“神经”的问题，而正是这些看似荒诞的问题，使哲学的特殊品格表露无遗。哲学是什么，它就是一种反思，一种质诘，是一种怀疑的冲动，一种倾向。它是一个动作，而不是结果，动作自然会有结果，但是结果并不是哲学，正如哲学在希腊语中的意思“爱智慧”一样，哲学不是“智慧”，它只是对“智慧”的无限追求。世界可能不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也许更复杂，也许更简单。如果你看到什么就认为是什么，那么你很可能错了。
英国哲人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换句话说存在也许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客观存在，而确实只是我们的一个念头、想法。因为你看，你之所以能知道一个椅子是存在的，不过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它，你可以摸到它，你还可以坐在它上面，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你的感官告诉你的，离开这些感官你就没有办法确认椅子是否存在，当你闭上眼睛，它还在那里吗？当你不能摸到它，当你不坐到它上面，你能确定它一定就在那里吗？可能你会说，还在，因为当我睁开眼睛，我马上就可以看到它，即使我不睁开眼睛，别的人也可以看到它，所以它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依赖于我的。然而，你睁开眼睛就看到它，也许是因为它正是在你的眼睛里面。至于别人看到它，我会问你，如果他们指着一个你既看不到，也摸不到，更不能坐在它上面的“东西”说，瞧，这不是把椅子吗？你能相信这把“椅子”真的存在吗？所以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
其实我们并不能完全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如果一切都是我的想象，那么是否我在我的“世界”中就可以为所欲为，做起自己的“上帝”呢？显然，如果完全承认外物并不客观存在，就会陷入这种危险之中，也就是哲学史的所谓“唯我论”的泥潭。但是对于贝克莱而言，这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他是个主教，他笃信上帝，在他看来，外物正是上帝的意志在我们心中的反映，所以我们并不是自己的“上帝”，而是必须按照上帝为我们制定的规则来行动，即使是在不实在的观念中。他通过信仰解决了可怕的“唯我”问题。但是我们却可以注意到，贝克莱虽然走得很远，但是最终又走回到现实中来了。事实上，任何一个哲学家、任何一种哲学，都不能完全无视现实，他们总是从现实出发，绕了个大圈，然后又回到了现实。既然如此，你可能会说，那不是完全没有必要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反诘来回答：
吃掉的食物总是会变成大便，那是不是就不用吃饭了呢？
语言是存在的家
哲学家们向来对语言问题给予较多关注，这并非巧合。
“语言是存在的家”，此处的“语言”绝非可以直接说出的语言，而是那种面对存在时只能沉默的无语的语言，这种语言把存在与人共属一体地收拢于自身，并把存在与人共属一体的纯一性派送给作为终有一死者的人及其栖居的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广为流传的“语言观”，把语言当做一种必定用于交流和理解的工具，被当做一辆谁都可以任意上下的公共电车。但海德格尔不这样认为，在收入《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中的以“语言的本质”为题的演讲中，海德格尔提出要经验语言。经验语言并不是去进行语言习得、语言分析。在他看来，是要让语言自己说话，我们要做的就是聆听语言。要进行这样的聆听，思就必须进入与诗的对话，思者才能聆听到言说的本质。
为什么是人听语言说，而不是人说语言呢？这里的关键是人和语言的关系，在海德格尔看来首先就是一个听的关系，即听语言言说，听语言的召唤，让语言把人带入存在。这种带入的力量就是海德格尔要揭示的语言本身。在这儿还得知道海德格尔对语言进行的区分：日常语言和诗的语言。“日常语言”是一种把人调动到目的上去的工具化的概念语言。而“诗的语言”不同，它只是在语言言说中“被纯粹说出的东西”。它既不是熟知的陈词滥调，也不是任意的空洞想象。在诗的语言中，“我们所思的一切与我们选择的语言所告诉我们的一切结合为一，作为某种被纯粹说出的东西存在”。“被纯粹地说出”，就是思与诗的交谈中被纯粹地召唤出。它不是预设的，也不是既定的，它是当下思与诗的交谈中共生的即生成着的存在。在这种意义上，诗所揭示的语言言说，或语言说话的那个说话，就是召唤。这种说话并不给出称谓，并不运用词汇（更不运用概念），而是召唤进入言语，说话的行为在召唤。召唤的行为将它召唤的一切带到近前来，不是为着某种人为目的获取它，拿开它，而是给它一个安身立命的处所、场地、位置，让它进入自身存在，人也因此而栖居于语言的存在之中了。
所谓“语言是存在的家”就是指通过这种“诗的语言”，我们能够被引领到事物的本质所在，能够理解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达到存在的家。
物质、意识谁为第一
我们周围的世界是一个千姿百态、五光十色的世界。如此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世界有没有共同的本原？如果有，那么这种共同的本原又是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这些答案又可以归纳为物质和精神两类，从而把这些哲学派别区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最科学、最准确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时代背景的关系，还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对物质和意识做出了最科学的定义。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是对一切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事物的共同的、本质的抽象，包括一切自然事物和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活动。这种客观实在独立于精神而存在，为精神所反映。而意识则是物质的最高产物，是物质世界本身具有的反映特征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脑的机能，是社会及劳动的产物。
这个物质定义同具体物质形态也区别开来，指明哲学的物质范畴是从各种实物即具体物质形态中抽象出来的，揭示了物质的本质特性——客观实在性。这个物质概念是结合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和唯心主义者的“唯能论”的斗争中提出的，可以说这个定义代表了当时思维的最高水平，代表了当时哲学的最高水平。所以这个概念一直被我们使用至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的标准定义。不仅如此，以这个概念为基础，我们首先巩固了物质第一性和物质统一性的基本原理，我们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世界统一于物质，精神是第二性的、是物质派生的。其次确立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即以物质为对象，是对物质的反映。
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怎样呢？马克思认为意识和物质之间存在辩证关系。物质能被意识反映，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派生意识，同时意识又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可以反作用于物质。意识的能动性指人们有目的、有计划的创造性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在变革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进行的，它对人的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对人的生理具有控制作用。这就是马克思的物质第一性原理，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首要观点。
那么为什么说是因为正确的物质和意识定义决定了科学的唯物主义呢？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物质定义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出发，把物质的唯一特性归结为“客观实在性”，指出物质对意识的根源性、独立性和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性、派生性，从而彻底坚持了唯物主义一元论。而同时对物质的多样性做了最高的哲学概括，指出“客观实在性”是一切物质的共性，既肯定了哲学“物质”范畴同自然科学物质结构理论的联系，又把它们区别开来，从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