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戴维在委内瑞拉进行了一个类似的合作项目。在委内瑞拉考察后，戴维把委内瑞拉农业招商银行视为最佳合作对象。该银行资产超过7100万美元，在全国各地拥有15家分支机构的控股权益。戴维找到该银行的总裁路易斯·埃米利奥·戈梅斯·鲁伊斯，最终戴维说服路易斯以14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委内瑞拉农业招商银行42%的股份。有了这种充满希望的开头，戴维继续在秘鲁、哥伦比亚、阿根廷等地开展其他战略联盟。虽然拉丁美洲对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国际扩张战略来说至关重要，但戴维觉得加拿大也尤为关键。加拿大在当时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公司控制了加拿大一半以上的采矿、石油和制造等行业。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许多重要客户都在加拿大开展了业务。但加拿大法律禁止外国银行在当地建立分支机构，即使这样，戴维还是认为大通曼哈顿银行有必要在国境线以北建立直接势力。其实在早些年，戴维就一直与加拿大商界和政界许多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戴维就通过私人关系认识了迈克，当时他是外交部长、加拿大驻联合国代表。1963年4月，迈克就任总理，号召加强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联系。迈克的积极态度对戴维来说，意味着渥太华在对待外国银行方面可能会形成更加有利的氛围。1963年7月，当花旗银行买下加拿大的麦肯太尔银行时，大通曼哈顿银行开始采取积极行动。戴维同样认为与某个大型特许银行合作，是大通曼哈顿银行在加拿大的最佳选择。戴维看中了资产达22亿美元，分支机构超过600家的加拿大第五大银行——多伦多道明银行。1963年11月13日，戴维飞往加拿大与多伦多道明银行董事长艾伦·兰伯特详谈合作之事。最终，大通曼哈顿银行决定以6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道明银行1/3的股份，这个数目是大通曼哈顿银行当时所有海外投资项目的三倍以上。但在签订协议之前，刚刚向大通曼哈顿银行开启的机会之门又迅速关闭了。加拿大财政部长沃尔特·戈登提出了限制性立法，要将国内银行或个人拥有的外国股份限制在10%以内。为了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1964年11月，戴维飞往渥太华，前去会见加拿大外交部长迈克。戴维对迈克说：“在限制大通曼哈顿银行在加拿大国家开展业务能力的同时，却给予花旗银行自由，这对大通曼哈顿银行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加拿大的经济发展。”迈克同意戴维的观点，答应审查立法。但几个月以后，迈克告诉戴维，上面已经通知他不能违背立法，也就是说，戴维从迈克那里取得的任何消息都是无效的。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大通曼哈顿银行失去了与道明银行的合作机会。
虽然大通曼哈顿银行在加拿大的发展受阻，但在欧洲却迎来了转折点。在比利时，大通曼哈顿银行买下了布鲁塞尔银行下属的商业银行49%的股份；在荷兰买下了荷兰信贷银行30%的权益；在爱尔兰与爱尔兰银行成立了合营公司；在奥地利和瑞士也收购了一些银行的控股权益；在希腊和意大利设立了新的分支机构；在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分支机构的范围和权力也扩大了。到20世纪60年代末，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欧洲的主要首都城市都建立了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分支机构。随后，大通曼哈顿银行在亚洲和非洲也有所成就。20世纪60年代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在建设一家真正的国际银行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10年的时间里，大通曼哈顿银行由最初的11个海外分支机构发展到在73个地区直接开展业务。到1969年，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海外分支机构的存款占了大通所有存款的1/3，外国贷款占总贷款总额的1/4。
成功扩展国际业务的结果，让戴维感到很自豪，但戴维没有就此止步，他还要思考如何使大通曼哈顿银行更上一层楼。戴维认为，大通曼哈顿银行要想成为全球金融领袖，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大通曼哈顿银行要在国际扩张方面取得更大成效，就要学习如何与大通曼哈顿银行在价值取向和政策方面相异的政权打交道，并且认为银行应当与他们合作。戴维在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整个事业生涯中，从来都不避讳在军事、意识形态方面与美国对立的外国领导人见面。戴维几乎跟苏联的每一位领导人都展开过辩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戴维跟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总统、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和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将军都进行过长时间交谈；戴维还多次与周恩来以及中国的其他领导人进行长时间的会谈。但是，40多年来，戴维在与外国领导人的私下会谈中，时刻都维护着美国的社会体制。
1964年，戴维与赫鲁晓夫会晤后，他意识到苏联有意扩大与美国的商业和金融关系。戴维希望这一点能成为现实，更希望大通曼哈顿银行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大通曼哈顿银行在苏联的重大突破出现在1971年，大通曼哈顿银行作为领先的美国银行之一，为苏联粮食交易所提供10亿美元的融资。第二年，大通曼哈顿银行便开始与苏联讨论在莫斯科直接开展业务的事情。1972年11月，大通曼哈顿银行获准在莫斯科成立代表处，大通曼哈顿银行是第一家在莫斯科获得执照的美国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代表处设在卡尔·马克思广场一号，于1973年5月正式“营业”。没过多久，苏联批准了花旗银行和其他几家美国银行在莫斯科设立代表处。虽然没有任何一家银行在苏联开发出市场，但大通曼哈顿银行作为在莫斯科的第一家美国金融机构的象征意义却是不可否认的。
1973年6月29日，也就是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莫斯科代表处开张刚刚一个月后，戴维又坐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这是戴维第一次访问中国，他也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银行家。那天下午，戴维与中方负责人签署了一份协议，从而使大通曼哈顿银行成为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后的中国银行的第一家美国代理银行。1974年初，戴维又到中东地区与中东领导人会面。戴维到开罗后，与埃及总统安沃尔·萨达特协商了关于在埃及开办新公司的问题，并使这家新公司成为自1956年苏伊士战争以来，创办的第一家美国银行。
在访问中东国家的途中，戴维接到了美国白宫首脑亚历山大·海格将军的电话，他告诉戴维，总统收到了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的辞呈，一旦总统接受他的辞职申请，马上面临换人的问题。他问戴维是否能立即飞回来讨论接替这个工作。戴维用平静的语气回答道：“我不能很快回到华盛顿，我认为在中东再待几天，完成这儿的工作才是对国家最有益的。”对于戴维来说，接受海格的奉承，并不能引起他对这个工作的好奇。肯尼迪曾经想让他担任财政部长，林顿·约翰逊随后也提供了这个机会。然而戴维都没有接受，因为他不想因为为政府部门服务而影响他要使大通曼哈顿银行更加卓越的想法。更何况从许多方面来讲，这个职位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吸引力。1968年，尼克松总统上台后，他不喜欢洛克菲勒家族的势力在华盛顿滋生蔓延。
当戴维乘私人专机飞回美国时，发现经济复苏这项巨大的劳动是一个适合洛克菲勒家族的挑战。到海格的办公室后，戴维提出，如果他接受这个职位，要求当局确保允许他进行经济政治改革，把经济从“水门事件”的干扰中解脱出来。晚上，他朝着接受这个工作的方向倾斜，并接受总统和国务卿基辛格的邀请出席了中东部宴会。总统向他致敬并诚恳地与他握手。但是并没有提到新职位的事，也没有戴维所期望的鼓励话语。接下来的几天，两个人也有几次碰面，总统似乎忘记了提及职位的事。戴维不得不召集顾问团重新估计形势。第二天，戴维给海格打电话说他将拒绝这个职位。当海格一再要求他给出一个理由时，戴维机智地说，他怕太多的人私下里指责他是为了怕这场能源危机波及他的家族，才在这一时刻做一些努力。如果是其他人，可能会咽下所有的疑问，并接受这份工作，但在大通曼哈顿银行工作近20年的戴维没有那样去做。在大通曼哈顿银行他做得很出色，没有必要去看任何一个人的脸色，包括总统。用一位财经杂志记者的话说：“戴维在社会中的同党就等同于银行内阁，无论是华盛顿换了新的政权，还是国家的经济跌入无序，他的这个地位都不会改变。”
戴维决定拒绝尼克松总统给他提供的财政部长的职位，继续主持国际化学联盟、埃克森、印第安纳美孚、壳牌石油、美国电话电报、霍尼弗尔、普通食品和其他数十家的大公司的事务，也是有原因的。那时大通曼哈顿银行已经控制了巨大的信托和生活津贴基金，成为经济秩序中巨大的力量。在这股力量中，大通曼哈顿银行接近顶峰。大通曼哈顿银行也是通讯交换台、新泽西美孚，大西洋里奇菲尔德，美国航空等多家大公司的主要股东，从美国电话电报、国际通用机器到摩托罗拉和塞夫韦商店，这些公司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企业体系，其控制力量是巨大的。戴维在银行方面已经工作得得心应手，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不会轻易放下这一切，去为政府、为总统工作。
4.银行家也爱艺术
戴维从小就迷恋母亲艾比在画廊里研究图卢兹？劳特累克版画的情景，在戴维眼里，艾比对那些艺术品不但有着专家的鉴赏能力，同时她也是带着一种深厚的情感去研究艺术的。艾比沉浸在艺术中的同时，也希望她的孩子能够对艺术产生兴趣，并教育她的孩子对所有艺术形式都要敞开胸怀。20世纪20年代初期，艾比几乎对所有的当代艺术都充满了激情，现代艺术博物馆就是这种激情的产物，而且精心打理博物馆成了艾比的头等大事。在艾比的影响下，戴维也逐渐对现代艺术产生了兴趣。1948年，艾比去世后，戴维荣幸地被邀请接替艾比在现代艺术博物馆董事会的位置，当时纳尔逊是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总裁，戴维意识到自己只有先学好本事，才能有能力参与解决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事务问题。
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学本事的过程中，戴维幸运地遇到了艾尔弗雷德·巴尔这位好老师。艾尔弗雷德向戴维推荐了一些高质量作品，在艾尔弗雷德的推荐下，戴维迷上了法国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作品。1951年，戴维用5万美元买下了雷诺阿的惊人裸体作品《镜中的加布里埃尔》。那是戴维购买的第一幅印象派作品，在当时也是最贵的。艾尔弗雷德还把戴维介绍给几位印象画派经销商，戴维从他们那里购买大量印象派作品。1955年，艾尔弗雷德听说法国经销商保罗·罗森堡获得了塞尚的《穿红背心的男孩》。艾尔弗雷德认为那是塞尚的杰作之一，他希望现代艺术博物馆能够获得那件作品。由于博物馆没有购买该作品的资金，艾尔弗雷德向戴维提议：如果戴维愿意买下该作品，并将它留在博物馆，他就请经销商优先让戴维欣赏所有的收藏品。戴维接受了他的提议，最后戴维不仅买了塞尚的作品，还买下了修拉的《格朗康的锚地》。
1958年，当纳尔逊辞去董事长职务以便竞选纽约市长时，戴维临时担任了博物馆的董事长。1962年，戴维又被推选担任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全职董事长。尽管戴维在大通曼哈顿银行工作繁忙，但董事长职务仅仅是个名誉头衔，而总裁是高级受托人职位，而且博物馆的运作是由能干的勒内·德哈农科尔特负责的，所以戴维答应担任这个职务。
现代艺术博物馆经过40年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已经成为美国现代艺术的城堡。它收藏了油画、版画、素描、雕塑、影片和现代艺术等众多领域的作品，参观人数和会员人数逐年大幅度上升。而且现代艺术博物馆在全国、世界各地都举办过展览。但是，在这风平浪静的表象背后，有两个重要的商务问题威胁着这个机构：资金问题和管理问题。当时现代艺术博物馆实施了一种放权管理策略，即每个部门在展览、收购和活动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这样，具有影响力的受托人都与自己拥有特殊利益的部门负责人建立了联盟关系，成了这些部门坚强的后盾和经济保证。由于谁也不愿意与重要的受托人作对，展览和收购活动常常在脱离总体政策原则、违背博物馆窘迫的经济条件前提下获得批准。没有机构层面的预算程序，部门负责人和展览策划人都很少把成本充分考虑在内。博物馆这种非商务化程序显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收藏品和收藏活动的未来方向上缺乏统一意见。有些受托人积极倡导继续收集正在兴起的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同时精心挑选其他出色的作品，以便为新的收购活动提供资金。还有许多人倾向于将收藏品局限在现代主义的“黄金时代”，即从19世纪80年代后印象派刚刚出现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纽约流派出现之时的作品。
戴维处于收购活动中的“创新精神”阵营，将收藏品不局限于某个具体时期，而是继续寻找、购买、展出先锋派艺术。他和比尔·佩利一致认为这个方向要求加强博物馆的资金筹措能力，并纠正博物馆在财务和行政方面的问题，这是现代艺术博物馆面临的主要挑战。为了解决现代艺术博物馆存在的这些问题，戴维决定要找一个代替勒内·德哈农科尔特的合适人选。勒内·德哈农科尔特一直是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娴熟的外交家，他能够协调他手下才华横溢，但性情暴躁的各部门负责人。但是勒内创建的管理结构过于依赖个人能力。由于他没有下放太多的权力，因此在他退休之后，他建立的管理结构开始崩溃了。经过董事会的同意后，贝茨·劳里被选为勒内的接班人。但让董事会失望的是，在贝茨担任主任后不久，就宣布要担任博物馆中最重要的部门——油画与雕塑部的负责人。不仅如此，他还坚持要求博物馆要为他提供住房，理由是能代表博物馆款待宾客。但是在董事会为他提供住房后，他又拒绝款待客人。结果，贝茨·劳里在上任10个月后，就被开除了。一年以后，戴维组织的招聘委员会提议让约翰·海托华担任主任。作为纽约州艺术委员会的执行主任，约翰在整个纽约州都获得了对艺术的强大财务支持。更重要的是，约翰不是一名艺术历史学家，因此，他对博物馆的部门负责人不构成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