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马场的马匹、民工401组正在使用，如果可能的话，小组可以和他们商量使用。他们组是搞踏勘的，住在一个预定的位置。我们两组相距近20千米。当天还微亮的时候，我和贺红背了砂盘记录本就出发了。一路我们满怀信心畅谈着我们的计划：到401组去吃午饭，然后向前进沟工作，退出来时如果天色不早，就住401组，明天谈好马匹、民工等事情，再回小组住地岗孜乡。中午11点多快到401组的时候，河边林中窜出一队马铃声，一看正是在401组配合工作的分队综合组长张德考，一问才知道他们这里的工作已经结束，今天正好撤回岗孜乡。当时差点把我急出一身汗，干粮没有，住处落空，进沟工作盘绕路程还有十几千米。我们两个只好小跑进沟工作。出沟口时已是晚上7点多钟。太阳开始遮脸，夜的色彩一分一秒的在景物上涂染。肚子的饥饿卡在发干的喉咙上，把四肢揪扯得发酸发软发沉。当穿出峡谷投进大草地的时候，已经是9点多钟，还有八千米左右到帐篷。这时我们开始明智的意识到，如果这时有马帮从这里过，哪怕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哪怕他要价30、50不能报销，哪怕……贺红说他听见了跑马的铃声，我为这种心理作用的显现苦笑不已，但几秒钟后我也听见了。有三匹马，一个藏民，这是唯一的机会。我上前伸手一拦，藏民一个麻利的下马动作：“嘎捉！”（辛苦了的意思）。“嘎吗捉。”（不辛苦的意思）我几乎是堆着巴结的微笑这样说。我并没有说出心里的想法，藏民就扶我上马了。这是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是张德考专门派来接我们的马帮。
一个普通的综合组长，一个同样爬山的老黄牛，能在最困难的时候体现出如此真诚的理解与关怀。我只觉得心里一阵热血翻涌，泪花闪烁。军马场的高头大白马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脚一搭上去就是一阵轻快敏捷的奔跑。朦胧的原野不断向后退去，像去探索着生命的本源……
1990年11月21日
怒江边的足迹
——记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一分队在藏工作的事迹
沈彩强游世速
1990年5月12日，一辆载着四川省地矿局一分队46人的长途客车，从四川省名山县出发了，拉开了西征西藏昌都八宿、松宗1：20万图幅区域地质调查的序幕。
一
从唐古拉山流下来的怒江水，劈山掘道，奔到八宿、松宗时，已将沿江两侧的山峰大多冲刷得如刀切了。八宿、松宗境内，人烟稀少，除川藏公路通过外，其余地区通行极为困难。
峰峦起伏、悬崖绝壁比比皆是，直上直下3000米有余。曾在昌都、洛隆1：20万区调图幅工作中见识过西藏海拔、深切割地形的这46人，也为八宿、松宗的恶劣地形惊得伸出了舌头。用一位老地质的话来说：“我在区调队工作已30来年，西藏图幅我也工作过，但从未遇到像今年工作这样艰辛、危险的。”
“既然来了，就要像来的样子。”分队党支部书记、指导员田报庆，分队长刘振昌同志这样说。
来了的样子是什么，他们没有解释，也没有时间解释。只看见他们在当地政府和藏族同胞的大力支持下，踏过齐腰深的积雪，涉过寒冷刺骨的冰水；只看见他们用溜绳越过云雾飘绕的山涧，用树棒筏子渡过风吹浪翻的然乌湖；只看见他们在怒江两岸的峭壁上用铁锤砸出一个个脚窝，在岩洞中点燃一堆堆野火……就是这个样子。
从春末到秋初，46人重重的脚步，踏醒了几百年来酣睡不醒的怒江，于是怒江睁开眼睛吃惊地望着似乎着了魔的人们。
二
同任何一个区调队野外分队在任何一个野外工作年度开始时遇到的问题一样，46人的队伍来到西藏昌都八宿县，首先遇到的便是住房、运输、民工、马匹费用等问题。分队领导一到住地就前往当地政府汇报、请示。八宿县县委书记觉娃、副县长李加义等领导同志听了情况后，当即向各区乡干部指示：地质队来这里工作是支援西藏建设，帮助我们脱贫致富的，他们的工作是重要的，要在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6月28日，107组结束八宿一带的工作，需用马转移。时值农忙，雇马相当困难，县委书记觉娃和副县长李加义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到县城外的村庄联系民工和马匹，及时解决了小组困难。
洛隆县统战部长岗珠、县工作组成员扎西江措、腊久乡贡嘎书记、孔尼乡长等亲自到村寨组织民工、马匹，帮助在这一地区开展工作的103组提前完成了野外生产任务。
八宿县人大代表、丁卡村小学教师布哈，主动腾出学校的部分房子给在这个地区工作的101组住宿，无偿地给小组背水、劈柴等。当村干部不在时，他就积极主动地组织当地群众为小组解决民工、马匹等。
104组要在玉卜乡之北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上落实一处铅矿点，需要当地民工协助。但正值青稞灌水季节，老乡很忙。乡长扎西知道后，亲自找到一位熟悉这里地形的民工说：“你先去给地质队带路，我派人帮你家的青稞灌水。”民工乐意地接受了带路任务，使小组取得了好的找矿效果。
6月2日，101组准备从岳巴村搬迁到新的工作区，天上下着大雪。途中又要翻越积雪齐胸的岳拉撮哈雪山。岳巴村村长亲自带领民工走在前面开路，此情此景，感动得小组的同志流下了眼泪……
三
都说地质工作者吃的是“良心饭”。在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幽谷深沟，又有谁能知道手中的铁锤是否敲在了应该敲的地方呢。
的确，如果没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没有强烈的工作责任感，没有对地质工作的热爱，没有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也许有些地质工作者完全可以昧着“良心”地在平坦的地方随随便便地敲敲打打。然而，他们毕竟是人民培养的地质工作者，他们的“良心”促使他们在人迹罕见的风雪高原，江水滔滔的怒江边上留下深深的脚印。这里摄下的几组镜头或许能说明地质工作者的“良心”吧。
镜头一：104组在工作区内发现多处矿点，可是矿点多数出露在雪线旁。那儿每五至六分钟就发生一次雪崩，震声如雷，雪雾茫茫。组长刘廷忠为了搜集到第一手资料，对雪崩进行了细心的观察，发现了规律，多次趁着雪崩间隙，爬到矿点敲下了宝贵的样品。一次敲样时，一小块矿石飞起来击中他的头部，血流满面，但他仍然坚持把样品背了下来。刚回到出发地，又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雪崩又发生了，在下面等待他的助手流着泪称他这五分钟的行动是“浓缩了的五分钟的人生”。
镜头二：图幅测区内地形险峻，崖陡谷深，多数地方马匹无法通行，有时连人也无法攀越。于是，他们强留下一人看守帐篷，其余的人带上干粮、电筒等一身轻装上山进行突击工作。饿了，啃一口干粮；渴了，抓一把冰雪，喝一口沟水。晚上住进岩窝或牛棚，点燃一堆堆野火和衣躺（蹲）在地上翻来覆去烤“二面黄”。如遇到野兽经常出没、白骨成堆，连当地藏民都极少进去的深山沟时，他们就鸣枪开路。据统计，这个分队有的小组在野外的几个月工作中，只有15天利用马来代步，其余时间都是靠脚、手，走或爬过来的。
镜头三：老工人严洪俊，正忙于野外生产，突然收到“父亲病故，速回”的加急电报。他知道，如果这时不赶回家中，那是永远也看不到自己的父亲了。可是，看到小组生产任务这样紧，他强忍悲痛，把两封加急电报悄悄揣进衣袋，仍然坚持上山工作。
镜头四：老工人袁万明，一连三天拉肚子，人都变了样，脸色蜡黄、眼睛下凹、说话无力，可他仍然瞒着小组的同志照常争着去路线远样点多的山沟淘取砂样。小组的同志发现他的病情严重，要送他到医院治疗，他却“赖”着不走，说，我不能给小组增加负担，更不能让小组的工作受到影响。
46个人，每个人都有无数个镜头，每个镜头都摄下感人的画面。人们到底为了什么？
这些同志们是为了“钱”吗？55岁的老组长、地质工程师罗克珏含着热泪激动地说：“我到西藏野外工作，是为祖国的地质事业发一点热。在今年的野外工作中，我八次翻过了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爬雪山、涉冰河，历尽艰辛，有几次险些进了‘鬼门关’，但我获取了丰富的第一手地质资料，新发现了具有地质意义的化石点。可是，有的人说我是想到这里挖‘黄金’，但我的孩子们已有了自己的工作，我爱人也在队上工作，难道我还会为了这几个钱到这里来冒险吗？”这就是一个老爬山匠的回答。地质工作者对群山的热爱，对地质事业的热爱，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四
“苦吗？”“苦。苦得发涩。”他们毫不隐瞒生活中工作中的苦味。他们也是人，是人就有过幸福生活的期望。特别是刚刚从岩洞里或牛棚中的野火堆前，从雪崩后那迷漫的雪雾里，从齐腰深的积雪中，从怒江两岸的悬崖峭壁间，从树棒扎成的筏子走下来的他们，这种期望更显得强烈。
“还去吗？”“还去。只要图幅野外地质工作还没完，只要还是爬山匠，只要能爬山，就还要去。”他们也毫不羞涩毫不犹豫地吐出了说是心声也可，说是豪言壮语也可的这么几句。从他们那刚毅的眼神中可以看出，这绝不是假话。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地质工作者，而且还是地质工作者中的区调工作者，是尖兵中的尖兵。
1991年2月
高原魂
邓刚
题记：本文是1991年区调队四分队“三光荣”教育的一个演讲稿，由青年技术员邓刚执笔，曾刊登在《澜沧江之声》中。在庆祝建队50周年之际再选登该文是为了纪念那段令人难忘的日子和记住那些为克服艰难困苦而付出辛劳的人。
1989年昌都疫情的重灾区在江达县字呷-生达一带，是分队二作区东部的两个1：10万图幅，面积约3000平方千米。6月初发现疫情，大量牲畜感染死亡，并开始死人，至中旬已有数十人死亡，感染处全身出血，很快死亡。严格讲它是一种新发现的不知名的传染病。当地称“二号病”。
对疫区的野外工作，当年分队两次调整计划，暂避疫区，并随时报告西藏地矿局（甲方）。在1990年初编写设计书时，又作了专门的说明，提出适当减少工作量，但没被批准，甲方只同意野外工作放到最后阶段完成。根据区调工作的规律和程序，谁都不愿那样做，为了完成任务大家豁出去了，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疫区勘察中。402组肖新全、刘汉强、彭大荣、杨光义、彭红和402组许祥清、龙德平、徐启良、蒲学章、陈裕禄等同志在分队长罗新建和队医罗庆隆同志的组织配合下，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勇敢地进入疫区，按1：20万区调工作精度，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在此我们向这些同志表示钦佩和衷心的谢意！我这里要讲的都是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普普通通的地质队员，当初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命运会与高原连在一起，并演绎出一幕幕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爬山郎”是他们的自谓，高原的烈日强风，使他们的性情变得与藏族群众一样的开朗和豪放，在“世界屋脊”上的生活与搏击，锤炼出他们特有的性格和精神，那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这是民族脊梁的崇高精神。
野外生活的每一天、每一时刻、每一瞬间，我都被一些人和事深深地感动着，震撼着，我很想把我的感受告诉大家，让所有在坐的朋友一同来分享我们的收获、我们的喜悦、我们的自豪。
去年，我队四分队承包图幅中的部分地方，突发历史上罕见的炭疽病。据有关资料记载：只要传染上此病，12个小时内你的名字就会从档案的花名册消失，如此耸人听闻的疫病灾情，又怎么不让所有的人为之惊恐和不安呢？
怎么办，放弃吗？这关系到区调队今后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如果不能保质保量按时向西藏地矿局提交地质成果，区调队不但会失去信誉，而且还会因此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从此我队将会失去地质市场竞争的能力。
干，谁去呢？谁又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冒这个死的风险呢？正当局队领导一筹莫展的时候，402和408组的全体同志主动承担了这项让一般人难以理解，难以想象的工作任务。这不是一般的工作，这不是一般的地区，他们将面临生与死的考验。
他们也是人，他们有血有肉、有妻子儿女，他们也懂得什么叫安乐。可他们怀着对地质事业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在安乐与事业的天平上毫不犹豫地把砝码加在事业的托盘里。
病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死亡，意味着毁灭，但他们去了，没有提一点要求，没有讲一个条件，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般悲壮的英雄气概。
病区的工作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艰难，还要辛酸，既要努力完成超量的工作，又要提心吊胆地预防病毒传染，他们就这样同死神比毅力、比耐力，用汗水和心血在这块不平静的土地上树起一块伟大而闪亮的丰碑。
物质生活的艰辛，感情世界的痛苦，他们都可以忍受，最难以忍受的是某些人的不理解，甚至是妒忌，说什么：“这些人是为了拿高薪、转户口、捞党票、谋官职。”世界就这么奇怪，什么乌七八糟的人都有，明明自己灵魂丑恶难以昭世，却偏偏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非议也罢，不理解也罢，“爬山郎”们始终以他们特有的方式生活着，被人誉为“老黄牛”的四分队综合组长李再隆，年已过半百，由于各方面原因，已几年没有出野外，今年由于四分队矿产工作的急需，他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别离妻子，重新背起地质包，拿起地质锤，去承受高原的风、高原的雨、高原火辣辣的太阳以及冰雪的洗礼。
由于年纪关系，又加上身体多方不适，各种高原反应都集中在他身上，重感冒、腰部扭伤等，可他照旧下各小组去指导工作，用他那瘦小的身体勇敢地挑起了矿产工作的重担。
工作中，他和年轻人一样，风中去，雨中来，爬雪山、攀悬崖、过冰河、背样品，历尽千辛万苦、忍饥受冻、早出晚归，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地矿职工的光辉篇章。
在这位工程师看来，找矿立功的职业理想，早已成为人生追求，崇山峻岭、深山老林之中留下了他上下探索的足迹，人迹罕至的山沟里回荡着他敲击标本的声音，“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朋友们、同志们，让我们衷心地祝愿这位“老黄牛”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为共和国的地质事业多作贡献，为祖国的建设多找矿，找大矿吧！
我们要认识一片森林，何必去了解它的每一棵大树，让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四分队的全体同志，他们用辛勤的劳动，开拓着经济建设的坦途；他们用闪光的智慧，构筑着现代文明的框架；他们用坚实的脊梁，承担着社会主义的伟业；他们用粗壮的双手，托举着祖国的昨天、今天和未来。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愿边疆人民更团结，愿祖国更繁荣。
邓刚、邹成敬供稿
雄起，区调队员！
吴盛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