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上去听得很专心。我觉得，她那孩子般的明眸又湿润了。“您应该认识他啊，”她喊道，“您认识了他，就会更爱那些被称做小人物的人！在我还不满三岁那年，母亲就去世了，我只有他唯一一个亲人，可在我八岁上，我突然又失去了他。”我们走着，谁都不再吭声。我们抬起手来，把伸到路中间的枞树枝拨开。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像是想讲什么，可好半天才迟疑着说了出来：“我现在想给您，我的乡亲，再讲一个情况。说来奇怪，但它的确又经常发生。我总觉得，从前，当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我有另外一个父亲——我怕他，躲着他，他老是对我很凶，还打我和我的母亲……这是不可能的啊！我自己请人去查过教堂里的婚配登记簿，我母亲只有一个丈夫。我们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挨冻受饿，可却从来不缺少爱。还记得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在一个礼拜天，我那时大概六岁。我们勉强把午饭对付过去了。可晚上呢，已经没有任何吃的了。我实在饿得慌，而炉子差不多已凉了。这时，父亲用他那双好看的黑眼睛望着我，我便向他伸出小手。转瞬间，我就给裹在一块破旧的毯子里，抱在这个壮实的汉子胸口上了。我们穿过一条又一条黑暗的街道，走啊，走啊。头顶上，星星全都亮了。我的眼睛一会儿瞅着这颗，一会儿瞅着那颗。‘在那上边，住着谁呢？’我终于问，父亲回答：‘仁慈的上帝住在那儿，他不会忘记咱们的！’我又望着那些星星，它们都静悄悄地、慈爱地在俯瞰着我哩。‘爸爸，’我说，‘再求求上帝吧，求他再给咱们一小块面包，今天晚上已经没有啦！’这时，我感到一颗滚烫的泪珠掉在我脸上。我想，这是仁慈的上帝他哭了吧。——我记得，我后来躺在小床上，肚子仍然饿着，但却安安稳稳地睡熟了。”
她沉默下来，我们在林间的小路上慢慢地走着。“我母亲还在世时，”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父亲的情况就记不那么准了。
对那时的他，我只有一个凶暴可怕的印象，我再怎么想，也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突然，她蹲下身子，摘了一把那种喜欢长在贫瘠水地上的淡红色千日红，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她就开始用千日红编起花环来。我仍然想着她最后的几句话，脑子里慢慢出现一个狂暴的小伙子的影子。他，我是太熟悉了，可又叫不出他的名字。“就连孩子们，”我终于提起话头，眼睛盯着她灵巧的双手，“他们有时也会想到那不可见的四处游荡的死神，感受着恐怖的袭击，因而胆怯地伸出手去，紧紧抱住自己心爱的人不放。再说——您一定清楚地知道，社会给孩子们的都是些怎样的父亲。——也就难怪您的想象力，要给自己记忆里的空白填补上这个可怕的印象了！”
高贵的妇人却微微一笑，摇了摇头。“您的道理讲得很好，”她说，“只不过，我倒从未吃过这类胡思乱想的苦头。而且，在父亲死后收养我的这些人，是一个孩子所能指望的最好的人了，他们就是我丈夫的父母。他们当时在去温泉的途中，在我们城里停了几天。”
这当儿，我仿佛听见身后的泥沙路上传来了脚步声，便转过头去，发现林务官已经走近。
“您瞧，”他对我叫道，“我不是又把您找着啦！可你，克里斯蒂娜，”他抓住妻子的手，歪着头，盯住她的眼睛，“你看来心事重重，你这是怎么啦？”
她微笑着，把头靠在丈夫肩上：“弗朗茨·阿道夫，我们刚才谈起了我们的故乡——你可知道，他是我的乡亲啊——只是我们都想不起当时对方的情况来了。”“我们今天请他来做客，这不就更好了吗？”他应道，同时握住我的手，“至于当年的事儿，那可老早就已经过去了啊！”妇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挽住他的胳膊。我们又走了几百米，来到林间的一座池塘边上。我从未见过黄色的鸢尾花开得像眼前的这般茂盛。“瞧，你最心爱的花儿！”林务官嚷起来。“只是你会把鞋弄脏的，让我们男人去为你采一束来好吗？”“今儿个不劳驾两位骑士，”她回答，姿态优雅地向我们鞠了一躬，“今儿个我去过姑娘们那儿，知道这里有个地方可以采到好花，把我的花环扎得更完美！”“那我们在这儿等着你。”林务官对已经跑去的妻子喊道，同时以深沉的、充满爱怜的目光护送着她，直到她消失在不远的林中。紧接着，他突然向我转过脸来。“如果我请您不要再对我妻子提她父亲的话，您可别生气呀。”他说，“在你们身后柔软的泥沙路上，我走了已有好一阵。夏日的微风，给我送来了你们不少的谈话片断，剩下的部分我一猜也就猜出来了。要是我早知道你俩是这么近的乡亲——恕我直言，——我就会放弃邀请您来做客的乐趣了。真正的乐趣啊，我说，不过眼下这样更好，咱们相互更了解啦。”
“可是，”我有点莫名其妙地应道，“我向您保证，我对一个叫约翰·汉森的工人，真是一点儿影子也想不起来。”
“可您没准儿会突然想起他来呀！”
“我想不会。不过，您尽管放心，我一定保持缄默，虽然我不明白其中的缘由。”
“缘由嘛，”他回答，“我愿用一句话告诉您：我妻子的父亲，他诚然叫约翰·汉森，可人家都只管叫约翰·幸福城，即用他年轻时蹲过监狱的那个地方的名字来称呼他。我妻子既不知道这个绰号，也不了解产生这个绰号的那段往事。而我呢——我想您会有同样的想法——也不愿意她什么时候再知道这个。因为要是那样，她孩子般地崇敬着的父亲，就和经常出现在她幻觉中的那个可怕形象吻合起来了。而且遗憾的是，这又并非纯属幻想呀。”
我不由自主地握住他的手。接着，我们便往回走去。我呢，已沉浸在一幕又一幕地涌现在脑海中的往事里。当我再抬起头来时，妇人早已走在我的身边，手里正编着花环。“请原谅，”我说，“我常常犯这样的毛病，往往由于突然想起什么，便忘了眼前的一切。小时候在家里，每当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哥哥便要提起那个古老的民间传说来，说道：‘别碰他，他那只老鼠又从嘴里跳出来啦！’可我向您保证，以后一定把老鼠管得更牢。”
林务官向我投来谅解的目光。“我们这儿也有同样的迷信，”他说，“不过没关系，您现在是与朋友在一块儿，虽说是新交。”
我们又谈开了。当我们慢慢走近林务官的邸宅时，巨人般高大的橡树已经给路上投下浓黑的阴影，空中也充满了闷热的夜气，一群猎犬跑来迎接我们，不吠也不叫。从池塘背后暮霭升腾的草地里，不时传来鹌鹑咕咕的啼叫。到处是一派和平宁静的田园景象。
妇人先走进屋去，我与林务官便在大门前台阶旁的石凳上坐下。他的手下人一个接一个走来，或向他报告当天的事务，或接受第二天的指示。猎犬在人中间钻来钻去，也有猎獾犬与猎鹧鸪犬，领头的是一条嗅觉特灵的赤褐色良种狗。林务官没有工夫与我谈下去。接着，我那乡亲出现在敞开着的大门边，邀我们去进晚餐。我们在一间舒适的房间里坐下来，喝着一瓶上好的陈年哈尔特酒，林务官便扯起他那条褐色爱犬的历史来：它从一个输得精光的赌徒手中买过来时，还是条小狗，可对付起此地异常凶猛的野兽来却表现得很出色。接着，又讲开了狩猎故事，一个接着一个。可是有一次，在谈话的间歇里，克里斯蒂娜像从长时间的沉思中清醒过来似的说：“那所小茅屋没准儿还在吧，在那条大路的尽头，门上有一个树节疤眼儿。每天傍晚，我都凑着它往外瞧，看父亲下班回来了没有。——我多么渴望再去那儿看看呀！”
她瞪着我，可我只能回答：“您会发现很多东西都变啦！”林务官却抓起她的手来，轻轻地摇动着。
“醒醒吧，克里斯特尔！”他呼唤道，“你想去那儿干什么哟？咱们的客人自己不是也离开了吗？留在这里吧，这里是你的家——再过八天，你儿子就回家过暑假来啦！”
她仰起脸来望着丈夫，眼里流露出幸福的神情。“我只是说说罢了，弗朗茨·阿道夫！”她柔声道。
过道里的壁钟敲了十响，我们站起身来。林务官点着一支蜡烛，同下午一样送我到了后楼上的客房中。
“喏，”他把蜡烛放到桌上，说，“咱俩现在想法一致了，对吧？您理解我了吗？”
我点点头。“理解了。我这会儿无疑已经知道，这个约翰·汉森是谁。”“是啊，是啊，”他高声道，“从大路边上的尘土里，我亲爱的父母替我捡回了这个小姑娘。如今，每天清晨，我醒来瞅见她那宁静的脸庞儿，看着她酣睡在自己身边，或者从枕上向我点头问安的时候，我就打心眼儿里感激他们。好啦——晚安！让往昔的一切，也安息了吧。”
我们握了握手，接着便听见他穿过走廊下楼去了。可是，在我的脑子里，往昔却不肯安息。我走到敞开的窗前，眺望着池塘，以及那躺在黑色的平湖上如月光一般皎洁雪白的朵朵睡莲。池塘边上的菩提树已经开花，夜风送来缕缕清香。从林中传来一只不知名的鸟儿的啼鸣，一会儿一声，一会儿一声。然而，这生机勃发的夏夜，没有能吸引住我的注意力。在我眼前，却轮流地，反反复复地，出现两个荒凉的所在：一是在我故乡城郊的旷野里，在从前建过一间硝皮房那儿，有一口井栏已经腐朽的废井，儿时我一个人捉蝴蝶时去过那里，曾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呆住了；二是与此交替的另一个地方，是出城向北去的大路尽头那所小茅屋，草盖的房顶，上边总长着大丛大丛的艾蒿，那么低矮，一伸手就可摸着，小屋整个摇摇欲坠，而且小得仅能容下一间卧室与一个小小的厨房罢了。小时候去郊游回来，我总爱默默地站在茅屋前，心里幻想着，如果能独自住在这小人国的房子里，既无父母，也没有老师，那该多美呀！稍后，我已是中学生，那里又多了一层情况：从那所小小的屋子里，常传出来吵闹声，使过往的行人都停了下来，有好多次我也站在人群中间。一个男人洪亮的嗓门儿在诅咒着、谩骂着，同时可以听见沉重的殴打声，以及摔碎坛坛罐罐的声音，其间还隐约可闻一个女人轻轻的啜泣声，但从来不曾听见她呼救。后来，一天黄昏，我看见一个粗鲁的小伙子一脚踢开了门，冲出房来，涨红着脸，黑色的鬈发披散在额头上。他把自己长着个大鹰鼻的脑袋往后一扬，闷声不响地扫视着周围站着的人。他的目光射到了我身上，使我觉得他似乎在冲着我喊：“给我滚开，你这穿得漂漂亮亮的少爷！我是揍了自己的老婆，与你有什么相干！”
这就是约翰·幸福城，我尊贵的女主人的父亲。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本来的名字叫约翰·汉森。
约翰·汉森出生在邻近的一个村庄里。在服兵役期间，他是个好样的士兵，只不过在入伍之初，如果不是一位同伴有力的胳膊拦住了他，他差点儿拿刺刀戳翻了那个喊他“德国狗”的丹麦连长。服役期满，他回到故乡，浑身牛劲儿却无处使，连当个帮工的活儿也不是马上找得到。于是只好进城去，暂且寄食在一家地窖酒店的老板那里。酒店中进进出出的有各种各样的外乡人，一批被雇来修建水闸的工友也住在这儿。
他们中有个因为好酒贪杯而遭到开除的人，但是仍然留在店里继续大吃大喝，要把剩下的几个钱花完了事。他与约翰都闲得无聊，因此常常搅在一块儿，要么躺在城外的海堤上，要么蹲在晦暗的地窖里。这个外来汉给约翰讲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流氓和罪犯故事。这类事儿他知道得真不少，而且多半都是他亲身参加过的，只是由他讲出来，结局都很愉快罢了。一次，他俩又躺在城外堤坝上的草丛中闲扯，周围只听见西风的呼啸与海鸥的鸣叫。这当儿，小伙子突然心血来潮，决定也亲自去冒冒险。他伸出筋肉强健的胳膊，晃了晃拳头，眼睛里几乎喷出火来。“见他的鬼！”他嚷道，“既然没有正经活儿做，就干干这个呗！”
躺在一旁的那位老手，刚才讲故事时只是盯着天空中飘动的浮云，这会儿却从侧面觑了觑约翰。“真的吗？”他神秘地说，“——喏，那可是挺好玩儿的哩！”
约翰没有回答，一队工人打堤上走过来了。流浪汉站起身说：“走，约翰，这伙子人认识咱们，跟着一块儿回去吧！”
第二天后晌，约翰想找份工作的希望又落了空，两人于是再去躺在昨天那个地方。流浪汉不吭声，约翰从地里连根拔出草来，摔出去打那些从近旁飞过的燕子。
“瞧你闲得无聊，竟破坏起堤坝来啦！”那人取笑他。约翰咒骂了一声。“你昨天不是要给咱讲什么吗，文策尔？”他问。文策尔心不在焉地望着海上一面缓缓移动的白帆。“我？”文策尔道，“我有什么要对你讲来着？”“你自己明白。那可是挺好玩的哩！你自己说过。”
“真的吗？就算是吧！我当然记得，不过，那可是危险多于好玩儿呢！”约翰纵声大笑起来。“笑什么笑！”文策尔道，“这可是掉脑袋的勾当啊！”“我只是想，肯定很有意思！”对方跳起来问：“你不在乎自己的脑袋吗？”
“不在乎，文策尔，而且咱觉着，咱这脑袋长得挺牢靠。你就说说，怎么干合算吧！”
他俩凑得更拢，谈话变成了咬耳朵，而且不时地还去一个人到堤坝顶上望望风，只是连人影儿也不见一个罢了。夜幕降临，两人摸黑回去，走进地窖。一张张桌旁还坐着喝得醉醺醺的吵吵嚷嚷的人们。
三天后，一桩闻所未闻的抢劫大案轰动全城，所有的警察都出动了，而且忙得不可开交。出事地点是凸出在大市场边上的那所宅子，里面住着前参议员万茨伯格和一个老仆人。人们发现他的时候，这位瘦弱的老人被捆绑着，堵住了嘴，丢在床边。自此好几个礼拜，就再也不见老先生准时到外面来散步了，害得街上的一帮小孩子再也闹不准时辰，上学不是到得太早，就是去得太晚。过后，老先生终于又出来了，只是胳膊肘底下少了一把绸伞，火红的假发上戴着的那顶高高耸起的毡帽更显得颤巍巍的。老尼柯劳斯可更惨，他被一棒打昏过去，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没有让灵魂和肉体分家。
就这件事，使好样儿的士兵约翰蹲了六年大牢，并且得了约翰·幸福城这么个雅号。怪就怪在判决一下来，城里有些有声望的人竟对被告表示同情。他们特别强调的是：约翰把劫获前参议员的一只金表，在作案的次日就送给了乡下一个准备行坚信礼的表弟。自然，这件礼物随后便成了逮他的物证。“可惜这小伙子，”有人说，“可惜他成了个坏人！瞧他这般行事，不是满有资格当一位将军吗！”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啊，他就像那种侠盗，作案主要是为了练本事，钱倒在其次哟！”
好也罢，歹也罢，约翰可还是得去坐牢，而不久以后就让人们给暂时忘掉了。
六年的牢狱生活终于过去。约翰必须蹲满六年，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德国既无新王加冕，也没太子降生。他释放出来后，同服兵役时一样拿着品行良好证书又回到城里来找工作，可是谁又肯雇一个坐过牢的人呢？加之他那对黑色的眸子现在射出凶光，有一股子叫人害怕的桀骜不驯的劲头儿。“这小子看上去很危险，”有人说，“咱可不愿意在夜里单独碰着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