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灵
一
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老舍和曹禺是非常独特的两座艺术高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疆域中，老舍和曹禺虽都尝试过小说等文学样式，但最后都醉心于戏剧艺术。在人生历程中，两人建国之后虽都礼遇极高，但老舍自投太平湖，以死明志，而曹禺则委曲求全，隐忍而终。
老舍出身于一个没落的下层满族旗人之家，刚出生，母亲就因营养不良昏死过去，一岁零六个月父亲便战死在抗击八国联军的北京保卫战中，自此，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艰辛度日。在老舍的童年里，吃不饱奶，咽糠喝粥，都是家常便饭。贫穷的家世，底层的生活，给了老舍瘦弱的身体，也练就了他坚韧顽强的性格和勤奋务实的精神，同时，也培养了他对底层劳动人民温润如一的同情，炼造了他伟大的人道主义情怀，执著地期待着“孩子不再穿不上裤子，男人不再卖命，女人不再卖肉，都能过上人的生活”的社会理想。此外，满族勤劳智慧、骁勇彪悍的民族性格和母亲的影响，又形成了老舍诚实朗健、开阔乐观、乐友好善、爱好良多的个性气质。
与老舍不同，曹禺出生于天津一个豪门权贵家庭。父亲万德尊曾经做过直隶卫队的标统、民国总统黎元洪的秘书和河北宣化镇守使（相当于师职）等要职。曹禺自小徜徉于温柔富贵乡里，锦衣玉食，无忧无虑，有一次还得到了黎元洪的赏识，得赐金表一块。但母亲的过早亡故以及黎元洪倒台后父亲的一蹶不振、意志消沉、潦倒落魄，也给弱小的曹禺留下了不小的阴影。母爱的缺席和父爱的严酷，使得曹禺自小胆怯怕事、孤独敏感，对人性的复杂多变多有感触，奠定了他以戏剧探讨人性奥秘的基石。同时，富家公子、书宦世家的生活，又形成了曹禺不修边幅、不拘小节、酷爱读书、醉心艺术的特点。
可以看出，丧父亡母的家庭变故给老舍和曹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但两人一贫寒、一富足的家族特质，导致了他们截然不同的个性气质。曹禺的个性气质以激情浪漫为主导，老舍以理智坚强为底色；曹禺孤僻内向，注目于人性世界，表现出省察人性的深刻性，老舍爽直豁达，直面社会现实，凸显出社会批评的真理性。
老舍出身贫寒，幼年主要在母亲的呵护下成长，母亲对他来说，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山，她的勤劳坚韧、善良仁慈，使她成为老舍眼中传统中国女性的代言者，以至于似乎除此以外再无中国女性。此外，饥寒频仍的生活凝结成的对女性谦卑自缚的心理，也阻隔了他和家庭以外女性的交往，“平常日子见着女人也老觉得拘束”，“性情与女人（除去我亲爱的母亲、姊、嫂们）不相投”，形成了他略显单调的女性世界。所以老舍一再宣称“我怕写女人”，有评论者亦有“老舍的题材是穷苦大众，不是女人”的感叹。尽管如此，老舍一生创造的小说四百五十个人物里女性有一百一十人，戏剧三百七十个人物里女性一百零五人，两项相加女性人物二百一十五名，占其艺术形象的四分之一，由此体现了他对女性世界的关注。
老舍笔下的女性世界分为传统女性、新潮女性和悍妇女性三部分。其中传统女性是以其母亲为底色创作的，她们安分守己、温柔敦厚、委曲求全，富有牺牲精神，是传统妇道精神的载体，如《四世同堂》中的韵梅和《正红旗下》中的大姐等。她们虽然缺乏个性意识和女权意识，也有一些性格的瑕疵，但却是老舍颂扬和同情的对象；新潮女性则描眉傅粉、袒胸露背、妖艳时髦，同时以自由、爱情为名，放荡不羁，是西方资产阶级负面文化的符号。这一类数量较多，如《四世同堂》中的胖菊子和大赤包母女、《离婚》中的革命女同志和邱太太、《善人》中的汪太太等。这些女性形象具有漫画化、类型化特质，干瘪枯燥，流于概念，是老舍批评和拒斥的对象；悍妇形象则凶悍泼辣、蛮横粗俗、浅薄轻浮，如《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四世同堂》中的大赤包，《牛天赐传》中的牛太太等，脸谱化愈加浓重，夸张讽刺，不屑之情溢于言表。
老舍对传统女性的赞美和对新潮女性、悍妇型女性的拒斥，反映出老舍冷静又略显偏颇的女性观。在他的艺术世界里，对传统文化妇道意识的认同，伴随着对西方文明中女性解放潮流的现代性疑虑，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刻画的类型化和漫画化。这既反映了他思考的深刻性，也显示了他女性审美的传统性和狭隘性。
在生活中，遭初恋之苦的老舍，后与学历高于自己的知识女性胡挈青三十五年相濡以沫的婚姻，看似平淡古板，但却传统温润，其实就是老舍这一女性观的践行。
曹禺幼年丧母，对模糊如云烟的生母的怀念，对养母的怀疑，对奶妈的惧怕，是他女性印象的第一层皴染。其后，是宛若启蒙老师的段妈和爱之如母的姐姐万家瑛，她们的爱是母爱的凸显，其不幸遭遇又成为曹禺同情女性的“酵母”。同时，高大而又暴虐的父亲，又使得曹禺自我暗示为女性角色，并逐渐演化为对女性苦与痛、柔与烈、追求与反抗深刻的体察和同情，甚至是热烈的赞美。
曹禺艺术世界里最为灿烂的女性形象就是“繁漪式”的狂烈反抗型女性。她们热烈追求自由和爱情，但却苦闷压抑，最终选择以变形的方式进行猛烈地反抗，不惜付出道义和生命的代价。她们的代表就是繁漪——曹禺戏剧最复杂、最丰富、最深刻、最典型的女性形象，当然还有《原野》中的金子；曹禺笔下另一类女性形象是善良柔弱、忍辱负重的一类，如侍萍、愫芳、瑞珏等。其中，侍萍儿女皆亡，精神崩溃，瑞珏难产而死，苏方前途未卜，她们是可悲的牺牲品，赢得了曹禺深深的同情。
曹禺对“繁漪们”的欢呼和对“侍萍们”的同情，一定程度上讲，是幼年生活淤积的爆发，也是自身内心女性意识顾影自怜的沉潜。抗争、呐喊、欢呼、同情，是他对旧式女性观念的毁坏，也是他现代女性意识热情讴歌的写照，其女性观无疑更为复杂，更为深切，其反思也更为令人动容。
在生活中，从幻若云霞的女护士，到燕园心狂神迷的初恋郑秀，再到温柔隽秀的方瑞，最后归于李玉茹，充满了浪漫而又痛苦的爱恨纠葛，究其实质，其实是其矛盾百结的现代女性观的写照。
比照之下，老舍和曹禺的女性关怀在近似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显示出巨大的文化差异和个性气质，“如果说老舍在探索女性解放道路的历程中，始终站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强调理解女性的温顺底色，那么曹禺则是以女性中心主义的立场和姿态呼唤女性的叛逆，通过决绝激烈的彻底叛逆，荡涤千百年来封建社会父权、夫权、族权、神权加在女性灵魂和肉体上的魔力”。老舍深挖女性传统负疴，凸显其“曝丑”意识，曹禺则颂扬女性的现代解放，高举“扬美”大旗，由此形成了他们一个平实传统、一个热烈现代的女性艺术世界。而老舍传统平淡但却恒久弥坚的婚姻，与曹禺浪漫热烈、一波三折的婚姻，也体现出理性与激情、正统与放达的对比，从而成为其女性观的有力佐证。
二
老舍像一些满族人一样，对本族的萨满教并不感兴趣，他很早就认识了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英文学校的主持人宝广林，并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徒。但老舍“从来没有做过礼拜，吃饭也不祷告，家里也没要过圣诞树……老舍只是崇尚基督与人为善的救世精神，并不拘于形迹”。此后，老舍虽然参加过各类教会活动，也撰写过相关理论文章，但始终保持着理智和清醒。他崇尚的是基督教博爱、牺牲和奉献的伦理道德价值，而并非宗教狂热的神性。
此外，老舍还崇信佛教，是“宗月大师”刘寿绵给了幼年贫困的老舍读书识字的机会，也给了他仁慈乐善、普度救世的佛家情怀。同时，老舍宗教信仰的引路人和示范者许地山皈依基督、心系佛家的宗教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老舍的宗教选择，老舍自此显示出一生难解的佛教迷恋。老舍经常说佛论法，曾经在1944年应邀到重庆缙云寺汉藏教理院做过佛教文化的讲演，还和曾经做过和尚的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以佛相知、以佛相交，成就了一段异国佛缘之佳话。
老舍皈依基督、心系佛家的宗教观，深刻影响了他的艺术世界。基督教博爱和富于牺牲的精神，为老舍所尊奉，其作品也多有体现，如《黑白李》中黑李替弟弟上刑场和《老张的哲学》里对救世军信徒的描写，就以讴歌其勇于牺牲为主旨。但老舍也借文艺对基督教徒的不良行为和洋人借教殖民的行为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揭露，表现了他清醒而理性的宗教观念，如对《黑白李》中的伊牧师和基督徒文博士、马五爷、多老大的讥讽，对《老张的哲学》中的救世军教会信徒龙树古的描写。同时，佛家乐善好施、救世济人的义理也暗暗扣合了老舍企图改良人之灵魂的志向，以至于发出了“发心去做灵魂的文学的工作，救救这没有了‘灵魂’的中国人心”的呼吁，使得他的艺术世界展现出更多的社会批评理念和忧患意识。
曹禺一生没有实质性地皈依过任何一种宗教，但这并不妨碍他最终崇信基督。曹禺的父亲和继母都笃信佛教，家庭弥漫着浓郁的佛教氛围，但敏感多情的曹禺不喜欢佛教的出世，对因果报应也较为怀疑和否定，再加上父亲和继母的最终沉沦，终而导致了曹禺对佛教的离弃。但基督教的入世情节和悔罪意识却大大迎合了曹禺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并深深吸引了曹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