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铁桶围剿”计划外泄始末
莫栋梁项小米
莫雄先生早年在国民党的党内军内有“莫大哥”之称，又被称为“五色将军”，喻其三山五岳、红黄蓝白黑条条道道上都有他的好友。
莫雄1907年在广州加入同盟会，1909年莫雄奉命打入广东新军，随时准备策应革命党的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后，广东独立，组成北伐军北上，莫雄先后在广东北伐军中担任排长、连长，至南京恭迎孙中山先生回国出任临时大总统。
此后，莫雄追随孙中山先生，在粤军部队中屡建战功。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兵变，背叛孙中山。当时莫雄在驻梧粤军担任中校营长，兼梧州卫戍司令。在此期间，莫雄秘密接待来梧策动“讨陈”事宜的孙中山副官张猛等人。在莫雄的帮助下，驻桂东的滇、桂共9个旅以及莫雄成功控制的两个粤军团，组成了“西路讨贼军”，并由莫雄担任前敌指挥官，联军4万余人浩浩荡荡地从西江而下，一举将陈炯明的叛军赶出广州城，为孙中山先生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拥立有功，大元帅府将莫雄从中校营长越级提拔为少将旅长，时年莫雄31岁。
筹组赣北保安司令部
1934年初，正在赋闲的莫雄先生在南昌遇到了蒋介石的亲信杨永泰。当时蒋介石正在为几次“围剿”苏区均告失败而郁闷，杨永泰见到莫雄感到很高兴，对莫雄极其热情。因为杨知道莫雄是老同盟会员，又一直带兵打仗，军事上很有一套，就开始动员莫雄到江西德安任职。几天后杨永泰给莫雄带来了两张委任状：一张是任莫雄为江西德安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另一张是任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部司令。并极其信任地表示，司令部人员由莫雄自己招收、自己任命。莫雄拿到委任状后，立即动身到上海找到了中共方面的朋友，在上海地下党的支持下，不久赣北的保安司令部和赣北第四区行署就成立起来了。
莫雄先生后来谈起那一段日子时曾回忆说：“在司令部及专署内，一切事务主要由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等人负责。我虽然实际上处于不管事状态中，但我亦有很多机会与项与年等人见面谈心，与那些‘陌生人’同样也有不少接触。这些革命同志对我都很尊重，他们生机勃勃，给人一种坚强勇锐的印象，与国民党政府人员的作风迥然不同。在司令部内与我经常在一起的卢志英同志，他给我的影响为最深。他体魄魁伟，器宇轩昂，煞是一副英伟的军人形象。我与他虽则素昧平生，但自他接受党的委派到我部任参谋长后，我与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非常尊重我，称我为‘老前辈’，又说早闻我在军界中的‘大名’。但深谈之后，我才知道，人家竟是一位到过德国、澳大利亚和苏联专门学习过军事指挥的将才，曾在冯玉祥部任团长，后因冯被蒋介石搞垮了，他才转道上海来的。他渊博的知识其实并不局限于军事方面，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他似乎无一不晓。在交谈中，我往往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接受了他革命的启蒙教育。”
“自我到德安上任后，严希纯不时从上海来德安‘做客’。每次来都找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等人去密谈。严除了到德安外，还往来于南昌、南京之间，我司令部及专署内的共产党组织是秘密地直接受上海地下党领导的。”
庐山军事会议
蒋介石呕心沥血亲自指挥的第四次对苏区的“围剿”遭到惨败后，于1934年10月初，又在庐山召开了秘密军事会议。这次秘密军事会议在离圩场不远的一座礼堂里召开，整个牯岭都置于严密的警戒之中。二百多与会者都是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的省主席、部队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我跟他们大都是老相识了。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杨永泰负责布置会议的具体事项。江西省主席、行营第一厅厅长熊式辉也负责会议的布置工作。
会议准备开一个星期，专门布置第五次对苏区的“围剿”。第五次“围剿”计划名曰“铁桶围剿”，是由德国顾问提出来的。计划由国民党150万大军，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目标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在指定的某一日同时从四面八方突然合拢包围。包围半径距瑞金150公里。这个包围是有严密部署的，地图上划分了很多编了号码的格子，哪个部队或是单位在何时何地必须到达地图上某个格子所规定的位置，并按照规定马上布上铁丝网，预留缺口，装以鹿砦、拒马，构筑火力网及碉堡，并分段建立粮秣、弹药仓库、医院、绑带所，以及有线电话网、中继站等等，这些都有极为周密的布置。
一俟包围圈完成，各部队便依照命令每日向瑞金中心推进7～8华里，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5公里筑一道碉堡线，碉堡的设置使得他们的火力构成极为严密的交叉封锁网。计划每月向纵深推进25公里，6个月便能进逼到“红都”瑞金，而“红都”四周届时将竖起300重铁丝网，30重碉堡线，以及难以计数的障碍物。为了防止红军突围，计划又规定每重铁丝网之间的防守要绝对保证，不但设有大量的碉堡，布置地雷阵，而且将如发现突然情况时立即调拨部队的大量美国军用卡车、运行线路都布置得详详细细，无一遗漏。为实施其计划，已有1000辆美国军用十轮卡车运到南昌，并随时分配到各部待命。
作为“铁桶围剿”的前奏，在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派出12个师的兵力与红军纠缠，迷惑红军，争取包围部署的时间，一俟包围圈形成，这12个师随即撤离，同时立即断绝这里一切除军事需要以外的交通，以封锁苏区的消息，断绝红军的一切物资来源。
蒋介石如此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四次“围剿”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会议开了一个星期，最后蒋介石致“闭幕词”，他兴致勃勃地说：“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的决策，毕其功于一役！”在场的二百多与会者个个气势汹汹，摩拳擦掌，要在这次“铁桶围剿”中剿灭共产党。
这次会议的文件足有一二公斤重，其中除了包围图表、计划书、指示文件等等外，还有蒋介石的语录及指示汇编成的小册子。每份文件上都打上了蓝色的“绝密”字样，并按名单编号存档。散会后，莫雄将这些文件装到一个大公文包里，便匆匆下山。
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情报
莫雄回到德安的保安司令部时，时间已是掌灯时分。
莫雄径自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没有吃饭，也没有开灯，一个人静静地坐着。
主任秘书刘哑佛走到莫雄身边，低声通报：“莫司令，卢参谋长他们来了。”
莫雄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项与年和卢志英从门外进来。看见莫雄的瞬间，他们都愣住了。莫雄，这位见过数不清的死亡和鲜血的老军人，双泪纵横。
莫雄紧紧握住卢志英的手，声音颤抖地说：“共产党这回算完了！”这正是庐山上那二百多名高级官员在听完蒋介石的军事动员报告后得出的结论。
卢志英镇定地劝道：“莫司令，慢慢讲。”
莫雄从身边取过几个沉重的牛皮纸口袋，足足有三四斤重，打开口袋，大家看到里面全部都是在这次牯岭军事会议上发下来的文件，每份文件的右上方都打上了蓝色的“绝密”字样，并有编排的序号。
三位共产党人站起身来，卢志英紧紧握着莫雄的手，低声但动情地说：“我们代表党谢谢你，莫司令，莫大哥！”
三位共产党员从莫雄那里回到自己的房间，立即开始了行动，他们先把“铁桶围剿”计划的中心点以特急电报发往瑞金，然后分头将文件的详细内容用密语抄写到四本学生字典上。剩下的问题是，谁将情报送到瑞金去？
这一去几同赴死。从德安到瑞金，中间要经过多少道关卡？对瑞金的封锁实际上已经开始实施，几次“围剿”中与红军杀来杀去的白军，杀红军早已杀红了眼，只要有一点破绽就将必死无疑。然而死并不是最难的。这不是一份平常的情报，它关系到几万人的生死，它要求万无一失。
三个共产党人争来抢去，像是争着去赴一个宴会。最后项与年说，不要再争了，这一带的地形我熟悉，语言我也熟悉，江西话和客家话我都能讲，你们两个人一个安徽一个山东，万一出了什么差池个人生死事小，党的生死事大。
这个理由无懈可击。卢志英和刘哑佛没有再争执，他们只是默默地握住项与年的手，再没说一句话。所有话语都在临别那一握中了。对莫雄他们可以说谢谢，对自己的同志还能说什么呢？
项与年揣上四本字典，脱下军装换上长衫，打扮成一个教书先生模样，在天亮前上路了。
身负重任的“乞丐”
从德安到瑞金，中间要经过永修、新建、南昌、丰城、崇仁、乐安、宁都、石城八个县市，几乎纵贯大半个江西，即使在大道通途的今天坐汽车也要走两天，一路上高山急流阻隔、狼虫虎豹出没，敌军关卡重重自不必说，单是靠一个人的两条腿在几天之内走完这将近两千里山路在今天也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首先，他不能快走。快走就会带来麻烦，白军对那些急匆匆赶路的人总要首先产生怀疑，更何况，快走也不适合他的身份，他是一个教书先生，教书先生不会有什么急事，通常都是亦步亦趋，一副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何况他这样一个羸弱文雅的教书先生呢？每当这时，他便心急如焚，总要在晚上夜幕降临之后，用在山上的一夜疾走来弥补上白天耽误的时间。
越接近瑞金，他越感到自己的身份必须改变了。当初三个人共同决定他扮作教书先生，是因为他的气质最接近教书人。况且他无论如何不能扮成农民，一个操着浓重闽西客家腔的农民是没有理由出现在赣北德安的。但现在离瑞金越来越近，教书人的身份就显得越来越别扭，要知道，红军中凡有教书身份的，常常是大官，白军对知识分子身份的人因此格外注意。经过几个昼夜的劳碌奔波，一个衣衫破碎却拿着四本学生字典的教书人几乎等于将自己双手捧了去送给敌人。
后来在宁都关卡遇到的麻烦促使项与年下了决心。这天宁都关卡的盘查似乎格外严。在关卡前敌人要求行人一一打开自己的行李和挑子，遇上柴捆都要用刺刀捅过才放行。项与年注意到，离检查到他还有十几个人的时候，一个白军少尉就已经注意到了他。没有等轮到自己，他就取下随身携带的布袋，在里面翻来翻去地折腾起来。他似乎很焦急，一边翻，嘴里一边“咝咝”地痛苦地吸着气。
白军军官走过来，走到项与年跟前站住了。他要看看这个可疑的教书人想翻出点什么。
这个“教书先生”什么都没翻出来。后来他索性将布袋拎了个底朝天，哗啦一声，布袋里所有的东西被无一遗漏地抖落到地上：毛巾、牙杯、牙刷、牙膏、四本学生字典，还有一个装着水的小瓶子。瓶子很小，一根小指头那般细。
“教书先生”拾起小瓶子，倒了一点水在自己牙上，然后尴尬地朝白军军官笑了笑，用地道的连城客家话说：
“牙痛不是病，痛死莫人问。”
这句话简直如同灵丹妙药，那军官紧绷的脸一下就放松了，换了温和的口气问：
“你是做么事的？到哪里去？”
“教书先生”故做惊喜状：“哇呀，老总家是汀州？”
项与年的样子做得极像，其实他是从那军官和士兵的对话中知道的。
白军军官问：“你呢？连城？怎么跑到这边来？”闽西人对自己的客家口音格外敏感，尤其是在家乡之外。闽西客家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极具团结精神，只要对方不是对头，那就是朋友。
项与年一边往布袋里捡回那些零碎，一边愁眉苦脸地回答军官的提问：“莫讲了号，怎么跑到这边？连城那个地方你是晓得的，除了地瓜什么也莫，待得人住么？识些个字，在新建教书，家里又讲爷病，赶回连城去看看，做得贼死赚几个钱，全笃笃丢在路上！”
从新建回连城，宁都是必经关卡，项与年就这么信口胡诌着，在白军军官眼皮子底下把那四本字典重又塞回了布袋。过了宁都哨卡，项与年决定立即改变身份。在翻过两座山后，他快步走入一片密林。
他靠坐在一株巨大的白皮桉树下，从布袋里摸出了那四本学生字典，在其中一本学生字典中间取出一张纸。这是一张专门秘密抄录文件时用的薄纸。这是临行前和卢志英他们商量计划过的第二方案，若遇紧急情况，不能保证将文件全部内容交中央时，就将文件内容择概要密写到这张纸上，然后将四本字典扔掉。
项与年从口袋中掏出一支比芦秆还细的短短的笔，飞快地将文件内容密录到薄纱纸上，接着，把薄纱纸叠成一寸大小，埋在自己鞋底。
忙完所有这些，他从布袋里取出一块砖头。又撕破衣袖的边缝，从里面取出一粒吗啡吞了下去。然后托起砖头，狠狠地砸向自己的面门！
霎时鲜血迸溅，四颗门齿掉到地上。
两个时辰后，一个“乞丐”出现在梅江的悬崖边。这个“乞丐”像是刚刚从一场巨大的痛苦中挣扎出来，他蓬头垢面，衣衫破碎，面门歪斜青肿，嘴流血涎，丑陋不堪。“乞丐”将一个布袋投向江流的最深处，然后向远方走去。饿了就啃几口干粮，咀嚼时的表情使他更加面目狰狞，渴了就喝几口山泉，实在困了就倒在树下睡一会儿，每当他发现四周无人时就疾走如飞。
这封系着一个国民党员、三个共产党员以及八万红军生命的绝密情报终于由项与年亲手交到红军总政委、“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手中。10月21日，也就是蒋介石的庐山牯岭军事会议召开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八万中央红军赶在敌军“铁桶围剿”包围态势完成之前，撤离江西根据地大步向西，踏上了两万五千里漫漫征途。
（《人民政协报》2011年5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