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曾担任胡耀邦秘书的陈维仁说，对于康生这个人，耀邦非常厌恶。陈维仁记得，每当提起康生，耀邦从来不说其名字，而是用食指在鼻子下边一划说“那个人”（康生的上唇一直留着胡子）。12月3日是星期六，本来胡耀邦已决定不回城里了，但听了梁金泉汇报后，当即决定回城里的家中。他的目的是回城里打听消息。
12月5日星期一，胡耀邦一到办公室就对梁金泉说：“这个李公天，不好好念书，却去打探小道消息，曹轶欧根本就没有死！”
刚上班李公天就去找梁金泉打探消息，这时才知道自己得到的消息不准确。他问梁金泉：“那么小字报还可不可以贴呢？”梁金泉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李公天又找韩树英，韩树英说：“为了慎重起见，你再去问问副教育长冯文彬，看他什么态度。”
12月8日早8点前，李公天就来到冯文彬家中说：“现在中央对康生没有表态，而且有人还要保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到不给耀邦同志惹麻烦，打算不贴大字报，而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而贴在16楼室内走廊墙上。
16楼是教务处所在的地方，学员常来常往，能看到小字报，这就能把康生问题端到全国去。不知这样做行不行？”
冯文彬说：“我要征求耀邦同志意见。”
中午一下班，李公天又来到冯文彬家中，冯文彬对他说：“耀邦同志讲了，贴康生的小字报这件事，我们既不提倡，也不反对。”李公天高兴地说：“这个态度就是对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支持。我们决定贴出去了。中央如果怪罪下来，责任完全由我们来负。”
李公天又找了哲学教研室的韩树英、吴秉元、卢俊忠、吴义生、毛卫平，中午就把小字报写了出来。由于吴秉元表示自己要单独署名写一份，韩树英、李公天、卢俊忠、吴义生、毛卫平就五个人联合署名写了一份。当天下午，他们就把两份小字报都贴在了16楼的走廊里（哲学教研室就在16楼办公）。
小字报指出：所谓“康生路线”，实质上与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是同一路线。
当晚，有人向胡耀邦报告说16楼有人贴出了揭发康生的小字报，胡耀邦当即兴奋地披起大衣对梁金泉说：“走，看看去！”梁金泉劝阻说：“耀邦同志，你不知道这件事啊！”耀邦听了，先是一怔，接着便会意地笑着说：“对对，我不知道！”
12月9日，到16楼观看小字报的人特别多，有党校教员，也有学员，许多高级班学员也纷纷来看，多数人看完后沉默无语。直到晚上，还有人打着手电筒来看。这天，胡耀邦不顾秘书的劝阻也去看了小字报。看完后，他对秘书说：“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我们来看小字报，这就是一种支持。贴‘那个人’的小字报，我不提倡，也不反对。我们要把被‘四人帮’颠倒的一切是非通通颠倒过来，对谁有意见你们都可以提，不写大字报，可以写材料，小字报找个地方贴，校内外同志都可以看。”
有人贴出了揭批康生的小字报的消息在中央党校不胫而走，一连几天，不但观看的人络绎不绝，并且小字报越贴越多，墙上很快就贴不下了，大家就在走廊里面拉起铁丝，把小字报挂在铁丝上。一楼挂不下，就顺着楼梯向二楼挂，煞是壮观。
由于学员们纷纷前来观看，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全国各地。
这里有必要交代的是，李公天曾在团中央机关工作，是胡耀邦和冯文彬的老部下。他认为当时揭批康生问题难度最大的是胡耀邦的上面还有华国锋和汪东兴，另一个让人顾虑的是汪东兴曾在社会部工作，是康生的老部下。正是有这些因素，为了稳妥起见，才使得他与韩树英采取了上述措施。
如果说中央党校“整风会议”上的揭发，是引燃康生问题的“第一把火”，那么，中央党校公开揭批康生问题的小字报，则向康生打响了“第一枪”。这一批判，掀起了中央党校的揭批康生运动，并迅速扩及全党、全国，从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露康生问题及以后中央对重大问题作出正确结论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
历史的审判：向全党公布康生罪行
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胡耀邦指示根据中央党校的揭发材料、造反派头头的笔记和中央组织部、中央联络部提供的材料，把康生点名诬陷、迫害的人，按姓名、职务、点名的时间和场合，以及所加的罪名，整理出一个名单，铅印成册，报给中央。这个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共603人。其中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家主席、副主席33人；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8人，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常委93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91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51人；人民解放军大军区一级干部11人。以上共计337人。
其余266人，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
1978年11月10至12月13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康生问题。据于光远记述，陈云说：“‘文革’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的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
陈漫远（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在发言中共阐述了七条意见。他说，我听到的关于康生的几个问题，希望中央能够查清：
一、康生知道张春桥、江青是叛徒，为什么在临死时才要把张、江的叛徒问题报告给毛主席（以“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章含之的信为证）。
二、康生在苏联时，曾组织了一小部分人，反对毛主席当党中央书记，拥护王明当书记。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就是王明伙同康生炮制的。据说书名还是康生议定的。
三、康生在延安时搞抢救运动，搞错了很多，毛主席提出的九条纠偏指示，就是纠正康生造成的这些错误。
四、康生推荐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当时有人提出江青历史有问题，可是康生却保证江青历史没有问题。
五、康生在上海工作时，曾被国民党特务突审了两个小时，就当了国民党特务，干了很多坏事。丁肇中的祖父曾保留着这方面的材料，这个材料听说丁肇中已交给了中央。
六、全国解放后康生曾派中央党校两个人到全国各地查找两个托派分子。后来听说这两个托派分子在延安时已被康生下令枪毙了，他放心了。
七、“文化大革命”，康生掌握中央宣传、组织大权，还掌握了一、二、三办，并抓了很多人。
陈漫远最后说：“康生究竟是什么人，最好在党内讲清楚。”
吕正操在华东组发言：“有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看康生是‘其人将死，其计也毒’。”程子华、金如柏、马文瑞、萧克、韩光等也从不同方面揭发了康生的问题。
谈到康生问题，胡耀邦说，康生在“文革”中做了大量坏事，民愤极大，他不但给许许多多人戴上叛徒、死不悔改走资派的帽子，甚至把朱委员长、叶副主席都放到“有严重问题，未定性”的人里面，还指使天津南开大学搞所谓“南方叛徒集团”，反周总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组建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成立了对林彪、“四人帮”案件审理工作领导小组，开始了对林彪、“四人帮”和康生等的审查工作。
198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通知》。9月29日，五届人大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检察起诉。在起诉书中，已去世五年的康生排在林、江之后，位列第三。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在“文革”期间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指出康生“政治品质表现恶劣，在‘文革’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中共中央郑重决定：向全党公布康生的罪行，撤销原悼词，开除其党籍。与此同时，康生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之一，接受历史的审判。康生的骨灰也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出。这时的曹轶欧也一下子从政治的巅峰跌落到谷底，从此过起了隐居生活，直到1989年去世。
康生，这个阴谋家终于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据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介绍，“文革”期间，曹轶欧曾让人把党校办公楼后面的10棵白皮松移栽到了位于颐和园东侧的党校南院。粉碎“四人帮”后，白皮松又被移了回来。如今，这10棵松树仍然枝繁叶茂、蔚然挺立，守卫着党校“实事求是”的校训。时间是真理的女儿，被颠倒了的是非，最终还是会被重新颠倒过来的。
（《同舟共进》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