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罗伯特·卡帕
作者简介
罗伯特·卡帕（1913-1954），匈牙利裔美籍摄影记者，20世纪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之一。出生于布达佩斯，原名安德烈，卡帕是他的笔名。在柏林大学求学后，他先在柏林一家通讯社做暗房工作，后到巴黎当记者。由于他的摄影作品受到一家摄影杂志社的重视，他便被委派到战地进行采访。
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期，卡帕在西班牙战场拍摄了一个战士中弹将要倒下的镜头。这幅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的作品以《西班牙战士》《战场的殉难者》《阵亡的一瞬间》等标题发表，立刻震动了当时的摄影界，成为战争摄影的不朽之作，也成为卡帕的传世之作。和卡帕一起到西班牙采访的还有他的女友，德籍女摄影家葛尔德·达娜。他们共同奋不顾身地出没于硝烟弥漫的战场。后来，达娜不幸死于坦克履带下，悲伤的卡帕从此永远凝视关注着战场。他一生的摄影创作多取材于战争。他把照相机作为揭露战争的武器。卡帕说：“照相机本身并不能阻止战争，但照相机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战争，阻止战争的发展。”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第二年，卡帕与《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约定一同赴延安采访。但是到了西安，受到国民党的阻挠，卡帕未能成行。当时他是抗日战争中唯一能在中国战区采访的盟军战地记者。他在上海等地拍摄了许多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新闻照片。之后，他又去英国、北非、意大利进行摄影采访。1944年，他随联合国部队开辟第二战场，参加了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的登陆战，拍摄了极为精彩的报道照片。
1946年，卡帕与波兰籍的西摩和法国籍的布勒松在纽约相聚，他们组成了“梅根”摄影通讯社，在巴黎和纽约设办事机构。1954年，卡帕不顾亲友的劝阻，悄悄来到越南战场。他用照相机反映了《越南的悲剧》（卡帕的最后一幅作品题名），不幸误踏地雷身亡。1954年6月25日，美国各晚报都登出卡帕的死讯；第二天《每日新闻》用大标题报道“关于卡帕之死”，纽约各地电视台、电台和时报也以极大篇幅刊登报道，一致赞扬他是一个最勇敢的战地摄影家。为了纪念他，世界上曾举办十三次卡帕个人作品展，许多有世界影响的摄影书刊都介绍过他。卡帕的作品在美国、英国、法国出版过专集。1955年美国《生活》杂志和“海外记者俱乐部”设立了“罗伯特·卡帕金质奖”，用以鼓励在新闻摄影上有成就的摄影记者。1966年，美国成立了“关心人的摄影基金会”，以纪念卡帕及“梅根”社其他牺牲了的摄影家们。
事件背景
1942年6月，苏美和苏英发表联合公报，达成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共识，决定于1944年5月在欧洲大陆实施登陆，登陆地点定在诺曼底。
诺曼底是法国西北部著名的历史和文化大区。这一地区的地理位置险峻，北临英吉利海峡，与英国遥遥相望，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海岸线全长600公里。连绵数百里的海岸几乎都是悬崖峭壁，盟军的登陆地点选在比较平缓的5个滩头。
1944年6月6日凌晨，美国和英国的2390架运输机和846架滑翔机，从英国20个机场起飞，载着3个伞兵空降师向南疾飞，准备在法国诺曼底海岸后边的重要地区着陆。这就是著名的“诺曼底登陆”的开始。
紧接着就是盟军海军舰队的战列舰和炮舰开始用舰上的大口径火炮对诺曼底滩头的防御工事进行炮击，随后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登陆舰队开始冲向诺曼底滩头，登陆部队分为许多部分，每个的登陆点都不同，大部分的部队都没有遇到强大的抵抗，只有一支部队被困在滩头，但是也很快攻破德军的防线，盟军登陆后迅速建立滩头阵地，随后的辎重部队和补给装备也陆续抵达，然后登陆部队开始向法国腹地前进。当德军发现盟军登陆后，德军的高级将领随即提出要调动装甲部队去击溃刚刚登陆的盟军，但是他们想去面见希特勒时，却被告知希特勒在睡觉，不能被叫醒。随后隆美尔也知道了登陆的事，可是为时已晚，盟军已经开始向法国腹地挺进。
诺曼底登陆的胜利，宣告了盟军在欧洲大陆第二战场的开辟，意味着纳粹德国陷入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困境，彻底粉碎了德军企图以西线部队挫败美英登陆后再抽出50个师转用于苏联战场的如意算盘。到了1944年8月，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清楚，德国的最后失败已不可避免，而诺曼底的胜利，就是纳粹德国丧钟的敲响。
其时，包括卡帕在内的美国《生活》杂志的6名摄影师参与到诺曼底登陆战役登陆行动中。他们有的跟海军，有的跟空军，还有的跟随英军蒙哥马利的登陆部队。而卡帕则选择了随风险最大的第一波攻击部队登陆进行采访。在征得批准后，他和另一名摄影师鲍勃·兰德利登上了美军第一波登陆部队的驳船。
报道原文
作为少数自愿参加诺曼底登陆的人，我可以跟作战部队的机关人员一起去，也可以随第一波攻击部队登陆，但是，我把赌注押在了后者上。我知道自己选择了风险最大，但也是自己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采访活动。
我开始准备行李。我被允许携带125磅重的行李参加登陆，结果自己在里面放了很多白兰地和新买的避孕套。在意大利，我注意到有很多军人用部队发的避孕套防止火药受潮，因此在摄影记者中掀起一股高潮，大家也用这些东西来存放胶卷和相机。
一走进军营的大门，我就感到自己已经到了英吉利海峡的中央。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只有一条出路---随装满士兵的卡车奔往法国海滩。我将随同第一波攻击部队出发，这一波攻击将于退潮后一小时，即6点30分准时开始。
我与部队将要冲上去的海滩，是历史上防御最严密的一个海滩。隆美尔已下令在整个海岸线上布下复杂和致命的障碍物。
1944年6月4日，我登上“萨缪尔·蔡斯”号运兵船。
6月5日天黑后兵船起航。研究了自己将要去的那片海滩后，我就跟一群赌徒到摇晃的甲板上吹牛玩扑克牌去了。“萨缪尔·蔡斯”号突突地慢慢行进在多变的海峡上。士兵们围着毯子蹲下来扔骰子，有时筹码达到上千美元，而且，在磨短刀与刺刀之间，他们也能将自己小笔的钱财输光。“无论你赢还是输，都没有太大关系，那只是消磨时间的一个办法，”一位士兵说，“无论怎么说，你反正不一定有机会赢回自己输掉的钱了。”
6月6日凌晨3时，开始供应战前早餐。一艘美国驱逐舰上穿着雪白衬衫的服务人员，彬彬有礼地为人们递热面包、香肠、鸡蛋和咖啡，他们显得异乎寻常的热情。但是，大战之前的胃口总是不那么好，因此，早餐结束后，许多美味佳肴都显得极为无奈地、散乱地剩在盘子里。
凌晨4时，我们到甲板上集合。实施攻击的船只在起重机上摇曳着，即将被放入水中，2000人默默地悄然站立，等待东方破晓。
此时此刻，他们无论想什么，恐怕都离不开祈祷上帝保佑平安。
我也悄然站立，思索着每件细小的事情：绿色的土地、粉红色的云、吃草的羊，一切美好的时光，以及思虑着就在这一天我会拍到许多好照片。
我们没有人焦虑不安，也没有人因在漆黑的夜晚站立很久而埋怨。太阳按照正常的时刻升起来了。第一批登陆人员缓缓地进入登陆船只，好像一架缓慢移动的电梯。
我们的船被降到海面。大海波涛汹涌，浊浪滔天。在我们的船脱离母舰之前，我们浑身都打湿了。很明显，艾森豪威尔将军不能率领他的部队浑身上下一点不湿地跨越海峡了。
不多时，许多人开始呕吐。然而，此次进攻是一次既文雅又需小心谨慎的行动，因此，一些应急治呕吐的小纸包分发下来，不久呕吐现象被止住了。
看到这种情景，我有一个想法---在今后的日子里，这些士兵不仅要有更加勇猛刚强的男子汉性格，而且也要有相互照顾的责任。
当第一声清晰的枪响传入我们耳朵时，诺曼底海岸仍离我们有数英里之遥。我们弯下身蹲在船底的呕吐物中，不再观察船只靠岸的情景。最前面的一艘船上的黑人水手长向我们咧嘴笑，并打出了表示胜利的“V”字手势。
现在由于光线不足无法拍照，但我还是揭掉了“康泰克斯”相机的防水油布。我们的船终于碰到了法国的海岸。水手长减缓了前进的速度。这里---在突出水面奇形怪状的铁质障碍物之间，有一块被浓烟、人群和“鲜红物”覆盖着的狭长的沙滩。
美丽的法国看上去是如此的狼藉和令人厌恶，一门德国大炮发射的炮弹在我们船的四周爆炸开来，完全切断了我们的归途。船上的人也只好蜷缩于水中。对于摄影者来说，以浓烟滚滚的沙滩、阻挡进攻的障碍物和士兵在齐腰深的水中准备射击等情景作为照片的背景，是再理想不过的了。
我在跳板上停留片刻，拍下一张反映此次进攻的真实照片。急于下船的水手长误把我停下拍照的行为看成害怕战火犹豫不前，他就在我背上踢了一脚，也正是这一脚，更加使我下定这前进的决心。
踏进冰凉的海水，那沙滩离我仍有百码之远。炮弹在我周围的水面不断掀起冲天的水浪，水花四溅。我艰难地向最近的一个障碍物走去。同时，有一个士兵也来到这里，我与他在此躲避了好几分钟。后来，他拿掉枪上的防水器具，开始向冒烟的沙滩漫无目的地射击。这炮声给了他莫大的勇气。他把遮蔽身体的障碍物留给了我，就向前冲去。
现在，地方大了一些，在此我感到很安全，于是就去拍摄像我一样躲藏的士兵了。
天仍然很早，灰暗的光线对于摄影极为不利，但是，灰暗的海水和灰蒙蒙的天空掩映出在希特勒国防智囊团设计的梦幻般的防御体系下东躲西藏的人们，效果极佳。我拍完照片，海水也浸透了我的裤子，刺骨冰凉。我竭力想从用来躲避的铁桩后逃走，但子弹总是追着我打。离我55码处，一辆正在燃烧的水陆两用坦克插在水中，这为我提供了另一个隐蔽物。
我观察着四周的情况，但由于我拿着一件很沉的雨衣，几乎没有冲过去的希望。于是我扔掉它向坦克走去。我漂浮着身子终于到达那里，并停留片刻拍了不少照片。然后，我憋足了气，准备最后向沙滩发起冲击。
现在德国人动用了全部的武器装备，炮火密集，子弹纷飞，封锁了通向沙滩的最后25码的路段，因此，我无法找到前进的通道。我只好躲在坦克之后，反复念叨着从西班牙内战中学来的几句话：“EsunacossmuyseriaEsunacossmuyseria（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现在开始涨潮了，海水浸湿了我上衣口袋里写好了的准备给家中的遗书。
在别人帮助下，我终于到达了沙滩。我扑倒在地上，我的嘴唇触到法国的土地，但我没有情欲去吻它。
德国守军仍然有大量的弹药，现在我渴望钻到地下待一会儿再出来，可是事与愿违。我把头偏向一边，这时我发现自己正好与一名昨天晚上一起玩过扑克游戏的海军上尉鼻子对鼻子了。他问我是否知道他看到了什么，我说不知道。但我相信除了我的脑袋之外，他不会看到更多的东西。“我告诉你我看见的一切，”他低声说，“我看见我的母亲在前面的门廊上，晃动着我的保险单。”
圣·劳伦特斯摩在一个时期一定是为度假的法国学校老师提供的单调乏味的便宜的疗养地。现在---1944年6月6日，这里是世界上最令人厌恶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