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报招得众人观看，很多同志得到启发和鼓励，但也招来了麻烦。“中央文革”立即抓住不放，斥之为“二月逆流”新反扑，说后台是耿、黄。有人揭发陈老总接见大使时说了“极端反动”的话，把黄镇拉去证实。一个造反派头头半个屁股坐在桌边上，腰扎得像细腰蜂，嗡嗡营营地问：“你听陈毅说文化大革命是‘动辄得咎’的反动言论吗？”黄镇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肯定有人告密或说漏了嘴，但表面上很平静：“没有。”“你去开会了，你怎么会没听见？”黄镇低头不语，欠了欠身子：“我耳朵不好使，坐得又远。”造反派不耐烦地鼓起眼珠子：“你别的话都听见了，怎么唯独这句听不见？你还是承认吧，来，签个字。”造反派把笔和纸伸过来。
“我就是没听见。”他顿了一下又说，“我只上了一趟厕所。”造反派嘿嘿冷笑：“你老奸巨猾！我再问你，你们保陈毅的大字报是怎样出笼的？谁是幕后策划者？”
“就是我和老耿商量着写的，表达我们自己的一点意见，没有什么幕后、幕前之说。”
“有没有人给你暗示？”
“没有。”
黄镇盯着桌子腿，鼻孔出气的声音很重，一言不发。造反派跳到地面，叉着腰，鼻子眼睛挤到一处，讽刺道：“黄镇，你又上厕所了？”
黄镇像木雕似的坐着，眼眶里滚动着灼热的泪光。造反派鼻孔里一哼，说：
“既然你对厕所那样有感情，一到关键时刻就去，好，那你每天去刷厕所，也打打你的官气！”
造反派在黄镇面前碰了钉子后，又转而逼问耿飚：“幕后策划人是谁？你老实交代！”
耿飚扫了他们一眼，缓缓答道：“策划人倒是有，但是不在幕后。”
“在哪里？是谁？”造反派大为惊喜，以为耿飚屈服了，从他口中一定可以捞到更多的材料。
不料耿飚指了指自己，说：“策划人就是我！”
造反派感觉被嘲弄，老羞成怒，又大声叫喊起“耿飚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老调来，接着加强了对他的“专政”——除了七斗八斗，勒令写检查、交代材料外，还加重了他的体力劳动。
黄镇每天早上8时，来外交部打扫厕所。他干得极其认真，扫地就像在地上作画一样。他蹲在潮湿的便池上，把去污粉倒在手上用力擦洗尿碱，腿脚蹲得麻木了，眼睛看得昏花了，便站起身来活动一下四肢，然后又蹲下去继续他的“神圣”工作。厕所坏了，也要他去修，他说不会，就是一顿训。有一天，他发现满手脱了一层皮。
造反派并没放松对他的围攻。10天里要批斗3次。每次批斗会上，造反派都厉声呵斥，连连逼问，黄镇被强迫低着头。起先他竖起耳朵，以此代替眼睛的张望，用整个身心倾听着。造反派七嘴八舌，说得唾沫星子乱溅，有“控诉”、有逼问、有不能自圆其说的谎言，也有只有少数人知晓的机密……他刚想直起身子解释几句，又被喝令：“低头认罪！”
慢慢地，他耳朵里混沌一片，批斗变成了没完没了的闲扯，任情恣性的说笑，无根无据的气话……暮色渐渐笼罩了整个房间，他脑海里却一片空白。他闭上眼，任思绪飞扬，让嘴对着心大喊：“主席啊，你可知道你的老兵正在挨‘小兵’的整，整得狼狈不堪……”
随着批判“二月逆流”大反扑，耿飚、黄镇的问题上升到“耿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天天上台挨斗。在他们之后签名的许建国、仲曦东、曾涛、康矛召4位大使，被扣上了“耿黄反党集团”的“四大金刚”的帽子。造反派呼口号，耿飚、黄镇等挨斗的人也随着举手，可是喊到“打倒耿黄反党集团”时，他们就不举手。
造反派冲着他们喊：“你们为什么不举手！”
黄镇低着头：“我没有权利打倒自己。要是主席、总理说打倒我，我马上举手！”
造反派吹胡子瞪眼，声嘶力竭：“你这是负隅顽抗！耿黄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的口号声淹没了一切……
相濡以沫夫妻情，帮助他们渡难关
黄镇揉着酸疼的腰眼回到家里。一天，赵兰香咚咚地踏着楼梯，来到楼下，一进屋就神色紧张地说：“这几天造反派老喊着打倒你们，风声越来越紧，有人说可能要逮捕我们了？”
黄镇全身一抖，牙一咬，一股力量使他镇静下来。“你放心，要逮捕，我陪你们去！”
“你看这怎么办呢？”
“你们就安心在楼上住着。”黄镇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托腮沉思。“他们天天喊打倒我们，可我们还站着，没倒下！我估计他们喊得也差不多了，军代表已进驻，既然没有证据，凭什么打倒我们？他们频繁活动，可能是退兵之计……”
赵兰香半信半疑地上楼去了。这些天来，她的思想负担很重。每次挨斗回来，耿飚的心情总是格外沉重，不免长吁短叹。这时，赵兰香总是过来劝慰他。
其实，她的心情并不轻松，因为每次批斗大使，大使夫人都要站在旁边陪斗。所以，耿飚也反过来安慰她。也只有这种相濡以沫的夫妻情，才帮助他们共同度过了那段乌云翻滚的艰难岁月。
同耿飚夫妇一样，夜深了，黄镇的心仍无法平静下来。这种不公正的事情在他这个正直人的心灵深处激起了风暴。他为自己的国家感到痛心，好像周身的血液都在燃烧。他整个身心都沉浸在痛苦之中，痛苦穿透了他的骨髓、发根和牙关。他一想到台上坐的是“小兵”，而自己站在前面，好像棋盘里的光杆老将，既无士又无相，小兵们过河，进行围攻，怎能不狼狈？以后还有“三降一灭”、“特殊阶层”的批判……
他悲哀得不能自已，推推朱霖：“朱霖，你睡着了没有？”朱霖惊愕地支起身子，“没睡着，干嘛？”
“你想，历史上不管哪朝哪代，只要是奸臣当道，杀功臣，都要犯大错误。
现在我们怎么能把开国元勋老革命家统统打倒，只有少数几个人是革命的呢？我就不相信。”
朱霖怕冷似的挨近黄镇躺着，心里咚咚乱跳。
黄镇讲得很平静，越平静反而越惊心：“如果有一天，人家突然进来把我带走，关起来，你不要惊慌，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你发疯啦！我们没有做任何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谁敢把我们怎么样？”
“你真幼稚！难道现在被打倒、被关起来的同志都是有问题的吗？”
朱霖默默地流泪了，偶尔能听到一声低沉的叹息和长长的吸气声，惨白的月色加深了她脸上悲怆的表情。黄镇伸出胳膊揽住她的肩头，她轻轻地倒在他胸前，失声痛哭了，轻柔的头发碰到了黄镇绷得紧紧的面颊。他抬起头，双眼望着窗外。天上一轮皎月，过去那么可亲，而今却变得陌生了。
两个月下来，黄镇身体每况愈下，刷厕所的时候，两腿像踩着棉花，一点劲也没有。闻到食堂的菜油味儿便感到要呕吐。他的胃在作疼，肚子里的肠子好像要翻过来似的。冷汗从他的脸上渗出来。他向战斗队的小冀请假看病。
小冀眼里流露出同情：“你明天就去吧。”
黄镇心里一热。世上毕竟是好人多。有时他走在马路上，突然会有一个陌生人扯扯他的衣服，小声说：“黄镇，你可别自杀！”在批斗最紧张的时候，战斗队的小夏还让黄镇把安眠药交给他保管，只让少量服用。说实在的，他从来就没有临阵脱逃过，从来不是胆小鬼，要他轻率地离开人世，他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每当同志们显露出一点理解或同情，他会格外感激。那时，他的舌头就像麻木了，嘴唇僵硬了，不再为强加给自己的“罪行”辩护。
过了几天，他把医生的诊断书交给小冀。小冀一看，“肝炎？是不是刷厕所传染的？”
黄镇点点头。
“我跟他们说说，解除劳动吧，照医生建议的：半日休息。”
黄镇默默地点点头。
“耿黄”不但没“灭亡”，反而同时当上了中央委员
9月1日，周恩来出面讲话，指出外交大权不容旁落，外交部要“批极左，抓坏人”。外交部的形势缓和了一点。耿飚、黄镇等26位大使上书周总理后，周总理马上接见了他们。陈毅摇着蒲扇，动情的目光一一审视着这些忠心耿耿的部下。无法像以前那样谈笑风生了，但他倾尽肺腑之言，特别告诫诸位：“你们要留心啊，现在是动辄得咎。”
毛泽东在得知耿飚、黄镇因写大字报而被打成“反党集团”后表示：他们反对打倒陈毅，这没有什么错；他们反对外交部夺权，反对王力的讲话，那不但没有错，而且反得对，反得好。什么“反党集团”，又是什么“二月逆流在外交领域的新反扑”，简直是乱扣帽子。
造反派花了2万多元，内查外调“耿黄问题”，可是一无所获。那时法国使馆又闹起“政治风暴”。连毛泽东都急了，问周恩来：“快让黄镇去管一管呀！”
周恩来面有难色：“他还没解放呢。”
“快让他解放呀！”
1968年9月18日，军代表说：“毛主席让解放黄镇。但必须作深刻检讨，斗私批修，取得造反派的谅解，然后才能恢复工作。”军代表找他谈，要他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黄镇就是不承认，提出要么照过去检查的稿子念一遍，要么不讲。军代表就让朱霖帮助做工作。可黄镇一检查，只承认不民主，不讲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后还来了一段宣言：
“刘伯承同志在50岁曾说过，他决心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奋斗到底。为革命牺牲，只希望在他的墓前插一块牌子，写上这是中国共产党员刘伯承之墓，他就觉得非常光荣。我很高兴地看到他已是70以上高龄，还在毛主席领导下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现在已60岁了，也借引他这句话来表达我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和不断改正自己缺点错误的决心，争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人民的勤务员，为革命牺牲时，也希望能写一句：
中国共产党党员黄镇！”（在他80岁逝世后，他的骨灰被太行人民迎回，安葬在河北涉县赤岸刘伯承元帅纪念亭旁。如今，他的塑像和刘伯承元帅的塑像挺立在高高的将军岭上。）讲到这里，黄镇突然刹住了。他确实动了感情，抑扬顿挫的桐城口音还在回荡，好心的人们不失时机地带头鼓掌，“检讨”就算通过了。
事后，军代表擦着帽圈上的冷汗，跟朱霖说：“你们老头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不检查，我真怕解放不出来，完不成任务哩。”
不久，耿飚也从“牛棚”解放出来。
1969年4月，九大正在加紧筹办。有一天，耿飚忽然得到通知，作为外交部的党员代表去参加九大。
九大公报发表后，外交部人员敲锣打鼓上街庆祝。黄镇也在行列里。忽然有一个人告诉他：“黄大使，祝贺你当选为中央委员。”
黄镇哪里肯信：“我当什么中央委员，我连大会都没参加。不要弄错。”
“都广播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