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于欧文曼所阐明的在家庭内部的蔓延型关系格局下的关系强度和亲密度，能够发现家庭中世代关系的中心问题所在，即库尔特·吕舍尔所提出的“矛盾情感”的理论（请参照Lüscher，2000年、2005年、2007年；Lüscher/Liegle，2003年）。这个概念指出了家庭中世代关系在情感方面的动态性。根据吕舍尔的观点，矛盾情感出现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或者在某个特定的或开放的时间段中，感觉、思想、行为的极端化，甚至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进程中的极端化在根本上被理解为是无法解决的时候”（请参照Lüscher，2000年：第144页）。因此，矛盾情感可能提供的对抗性的感觉将得以确认，这种感觉与矛盾情感被同时体验到，而对这些感觉和情感的处理，会对当事者的自我身份认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请参照Lüscher/Liegle，2003年：第288页）。通过这个定义，吕舍尔强调，矛盾情感既可能出现在行为之前，成为行为的前提条件，也可能出现在行为之后，作为行为所带来的结果（请参照Lüscher，2000年：第144页）。换而言之，在家庭的世代关系之中并不存在不被矛盾情感所涉足的时刻，但是这种情感发挥的是或大或小的决定作用。矛盾情感的强度以及它具体的表现形式和形态，是由具体的家庭中的世代关系所决定的，并且在整个的生命历程中，这种矛盾情感被不断地重新构造。与矛盾情感尤其密切相关的是“家庭的主体性”和“制度化的社会性”之间的对抗结构（请参照Lüscher，2010年：第1页）。当欧文曼将首要的社会化过程转移到处于父母—子女之间关系中的代际关联性以及与性关系有关的伴侣关系中亲密性之间的压力场域中的时候，吕舍尔则是在形成个性和融入社会这两个背景下观察社会化的过程的（请参照同上出处：第34页）。在对家庭之外的社会化经历进行分析时，可以看到这种社会化的过程或者带来家庭关系的动态化，或者保留了旧有的家庭模式。而在这两种发展趋势中，都会在情感层面带来或是亲近或是疏远的结果。吕舍尔看来，在对社会层面的变化要求的讨论中，在家庭中不同世代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情感，最终可能会形成或是团结一致、或是平等、或是各自为营、或是一方顺从一方等关系类型（请参照Lüscher，2010年：第2页及其后页）。综合来看，吕舍尔的观点是，家庭成员既不断地在生疏和熟悉之间，也不断在延续和更新换代之间平衡着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这样的过程，家庭成员共同协商着用于安排和规范他们的共同生活的内涵、目标和价值观（请参照Lüscher，2007年：第45页）。正是凭借这种基本的动态性，家庭成为一个延续传统和安排及确定变迁的场所（请参照Ecarius，2001年），而且通过家庭也将继续将惯常性的活动和不言而喻的指导日常行为的知识传递下去。如果将吕舍尔和欧文曼的观点结合起来，就会发现家庭中的世代关系体现了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在家庭中存在着配偶或者夫妻之间的张力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被描述为（包括生产后代和传递文化资本的）繁衍关系和性关系。第二个基本特征是，家庭中的情感层面的关系表现为亲密和疏远，或者生疏和熟悉的关系。从欧文曼的研究中可以得出这样的假设，即在世代关系中，随着以角色为依据的关系形式的增强，当事人以完全人格出现的程度就会降低，因而产生更大的距离。最后，家庭中的世代关系的第三个基本特征可以通过延续性和更新性之间的压力场域加以描述。根据吕舍尔的观点，更新这个层面主要是由在家庭之外的社会化过程所带来的，并且会通过对个体的社会化插入到家庭生活
中来。
“世代”既可以作为在社会范围内的自我描述的概念、也可以作为外在描述的概念
库尔特·吕舍尔所提出的在家庭层面中革新和守旧之间的张力关系，也是卡尔·曼海姆在他1928年所撰写的纲领性的论文《有关世代关系》（Das Problem der Generationen）所讨论的问题，曼海姆将世代关系的问题看作是与积淀的文化物的流传相关的问题（请参照Mannheim，1970年［1928年］：530页）。【有关曼海姆所涉及到的性别和阶层的世代关系的概念以及对这个概念的历史变迁的批判性反思可以参照Bude，2005年； Fietze，2009年；Parnes/Vedder/Willer，2008年；Schulz/Grebner，2003年；Zinnecker，2003年】本项研究所感兴趣的是，社会层面的社会化经历有什么特性，它对发生在家庭中的主体化过程会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曼海姆在他的有关世代的论文中，强调了通过不断的代际转化而产生的“新的文化传承者的加入”。曼海姆从社会生物学的基础出发，关注于世代作为历史性的大型群体的形成过程，以便在世代的层次结构、世代间的相互关系和世代整体的阶梯模式中，勾勒出社会的层级模型和发展模型（请参照同上出处：第524页及其后页）。在曼海姆的论文中并没有将社会世代的概念量化，但是尽管如此，曼海姆还是提出了社会性变化的可测量的节奏（请参照Jureit，2006年：第20页）。借助于曼海姆对于社会的或者说历史的世代概念的研究，有两条假设被提出。尽管这两条假设出自于曼海姆，但是它们放弃了将世代概念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的和宏观社会的总体框架来运用的要求。这两条假设更多地是将世代作为一个身份认同的概念来使用的。其中一个有关世代化的假设来自于荣格·罗伊莱克（Jürgen Reulecke）【荣格·罗伊莱克（1940年—？），德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德国城市化的历史》、《失去父亲的儿子》和《20世纪的知识》等。—译者注】（请参照Reulecke，2000年、2003年）。通过世代的概念，罗伊莱克探讨了20世纪与代际相关的身份认同的可能方式，这种身份认同与人们的年龄有特定的关系，也就是卡尔·曼海姆所提出的世代中的层理关系（请参照Reulecke，2003年：第8页）。【在罗伊莱克看来，世代关系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现象，这是因为自19世纪以来，所出现的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断裂以及与之相连的主导性的释义模式的急剧变革，导致了“老人”和“年轻人”不再像在传统社会中那样生活在一起、并就为确定未来的战略而竞争，产生了大量的相互竞争的年龄群组，他们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和规范标准，就在社会中的释义权利展开斗争（请参照Reulecke，2000年：第28页）】罗伊莱克认为，“世代化”是从三个层面作为身份认同的标志的：首先是与一系列的观念和看待问题的视角相关，它们尽管由个体的经历定下色调，但也是由外在于个体的集体所决定的（请参照Reulecke，2003年：第27页）。其次，人们的身份认同既有自发形成的部分，也有来自外界因素的影响。最后，人们的身份认同和与大致同龄的群体相处的经历有关，这些群体尽管拥有不同的背景，但是都生活在相同的年龄阶段。因而，与曼海姆的世代概念不同，罗伊莱克的“世代化”概念较少地涉及一组人群中大致可以“客观”把握的世代结构的典型构造，也就是较少地建立在以时间段划分的生物学方面数据的基础上，而更多地是以“人们在自己所生活时代主观地确定自己和他人的位置，并且提供与之有关的释义”的路径（请参照Reulecke，2003年：第8页）。“世代化”这个概念提供了在社会性的集合或者说经验空间中，人们主观的自我定位的可能，并且因此能够从根本上理解与之有关的释义模式，在这里所提到的社会集体是按照不同的年龄组合在一起的。
因而，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第二个假设，它将世代化的协商过程视为集体身份认同的过程。贝恩德·魏斯布罗德（Bernd Weisbrod）【贝恩德·魏斯布罗德（1946年—？），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从货币改革到经济奇迹》、《公共领域的政策》和《世代研究的历史文献》等。—译者注】将“世代化过程”这个概念与每个世代的身份确定的过程联系在一起，他指出，“对于一生的情感状况和在人生某些时间段中所结成的集群的释义过程总是多变性的”，因而世代化过程可以作为理解上述问题的“关键”（请参照Weisbrod，2005年：第8页）。世代化过程具有交互性和修辞性的特征，在“世代化过程”这个概念中涉及了对世代化的解释以及与之相关的世代既可以由自身决定、也可以由外在决定的问题（请参照同上出处）。因而，有关世代的描述应该被作为“论点”来使用，以便用自我描述或者外在描述的方式战略性地决定个人或集合所处的世代，并且清楚地表达哪些人或哪些集合被纳入到或排除出某个世代（请参照Bohnenkamp/Manning/Silies，2009年：第2页）。
我们在之前所分析的家庭和世代关系的结构框架中，将罗伊莱克的“世代化”的概念和魏斯布罗德的“世代化过程”的概念结合在一起，下面的相互关系就是显而易见的，即人们不仅拥有个人的和家庭的，而且也拥有社会的或者代际的身份认同。人们将他们在家庭中的和社会性集合中的社会化过程，以自我描述或者外在描述的方式形成自我主体。但是，这也意味着，在家庭中，根据世代的数量会产生与世代相关的多种身份认同。因而，与世代相关的身份认同就表现为一种媒介，吕舍尔认为在那当中会存在着由革新和守旧，或者说由接近性和差异性而产生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它是会促进家庭的稳定或者产生一致性，还是会形成更亲密或更疏远的关系，这些都是不确定的，而且也与历史、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环境相关。
在经验领域和期望范畴之间的压力场中的世代关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无论是既有的环境结构，还是社会的发展状况，都是分析家庭和世代关系的重要因素。进而言之，与之前的阐述紧密相连的是时间的视角。总体来看，家庭中的时间维度使得家庭成员在不同的历史中形成了以时间为顺序的单元，这里所提到的历史，既包括个体层面的生命历程，也包括家庭层面的家族史，还包括社会层面的代际的划分（请参照Lettke/Lange，2007年：24页）。在历史和社会的背景下，所产生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同单元以及与之相应的差异化的经验体系，所导致的结果是，一个家庭中不同世代的生活展现了在不同的经验领域，或者说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不同的交汇点上的“延时性的人生历程”（请参照Ecarius，2008年：第162页）（请参照Pitrou，1993年：第75页）。本项研究尤其关注的是，人们在他们与前面一代和后面一代的关系中所确定自己的位置，即他们在与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子女关系中确定自己位置的过程，是如何影响他们对于自己在时间进程中社会位置的理解的。这个问题涉及到莱因哈特·科泽勒克所提出的人类学范畴中的经验和期望的概念（请参照Koselleck，1985年，2003年）。“经验领域”和“期望范畴”的概念首先涉及到一个人类学方面的假设：时间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基本的、而且普遍的现象，它是通过过去、现在和未来而确定的，所谓的过去和未来对人类而言是由在当下的经验和期望所确定的（请参照Koselleck，2003年：第331页）。除了在生命时间范畴下的时间概念之外，“经验领域”和“期望范畴”这对类别概念也从历史的角度影响着人类的意义构建。“经验”和“期望”不能被看作是两个各自独立的类别，而是相互组合在一起的。因而，科泽勒克从特定的历史角度提出了时间的意义构成（请参照Koselleck，2003年：第333页）。【尽管经验和期望之间在概念上相互关联，但是科泽勒克强调，它们拥有不同的存在形式，并且在这一点上与空间概念完全不同（请参照Koselleck，1985年：第355页）。空间是组合为一个“整体”的，在那里很多以前出现的层面现在仍然同时出现，而没有之前和之后的区分，而时间却是“线性的，在将来会开启新的经验领域，只是现在还看不到”（请参照同上出处：第356页）。科泽勒克在他的具有历史性影响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对于人类而言，从近代开始，经验领域和期望范畴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趋于分离、各自向自己的方向延伸】约恩·胡森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请参照Müller/ Rüsen，1997年；Rüsen，2004年、2006年）。作为关注于文化学的历史学家，胡森非常感兴趣于这样的问题：社会性的时间是如何和个体的主体性结合在一起的，因而他首先将日常生活时间作为观察的重点，并且指出“历史性的意义建构是所有深思熟虑的结果，在这些思考中，出于不同的目的，过去被回忆，并且备份为长久保存的经验，成为对人类生活、世界变迁的解释。”（请参照Müller/ Rüsen，1997年：第10页）。
在本项研究中所关注的是与父母的老年相关的家庭的经验领域，这部分将通过主题—描述式访谈加以分析，从而对在世代关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不同的关系维度进行解释。受访者的期望范畴涉及他们自己的老年阶段中世代关系的重要性，他们的期望范畴可以放在他们所描述的家庭的经验领域和当下的社会背景下加以理解。这个计划就是在本项研究中着手分析世代关系的重要性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