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
从1979年以来，3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建设的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哪里？正在于民间蕴藏的极大积极性发挥出来了。可以举五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农业承包制。
农业承包制，当初称“大包干”，也就是指“包产到户”、“包田到户”。1979年，在一些地方的农村中是农民们自发试行的，成果异常显著，于是各地农民群起仿效，一下子就在全国铺开。几年之后，农贸市场上什么农产品都有了。又过了几年，粮票、油票终于取消了。
第二个例子：乡镇企业。
农业承包制实行后，效率增长，农村有了一批多余劳动力，乡镇企业到处建立，不需要政府投资，农民自己为产品寻找销路。80年代中期，国内火车上、长途客车上处处可见到一群提着大包小包，装着样品的乡镇企业的推销员。就这样，计划体制外的乡镇企业商品市场形成了。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的生产和销售格局终于被打破了。
第三个例子：经济特区的建立。
在农业承包制的推广和乡镇企业兴起的同时，1980年建立了深圳经济特区。在这里，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高楼一栋一栋拔地而起，深圳建设速度之快，给人们一个启示，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中国完全可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人才、资金纷纷流进了深圳，内地按计划组织生产，深圳更多地依靠市场调节；内地只存在个体工商户，深圳可以有最早的私营企业。这也表明了民间积极性发挥所带来的奇迹。
以上三个例子说明：
在改革开放初期，农业承包制、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的建立，是丢在平静的中国经济水面上的三块石头，它们激起了层层波浪，从此中国经济再也不可能平静下来了。民间积极性一旦被调动起来，中国经济发展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第四个例子：股份制。
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各地相继出现了一些股份制企业。它们最早也是群众自己集资组成的，或原有企业向民间筹集资金后扩建而成的。尽管当时还只是一些中小企业，但仍然是民间蕴藏的积极性的发挥。到处在谈股票、谈上市，经济发展靠人气的积聚，人气代表着民间积极性的高涨。人气要靠引导、培育、爱护，而不能靠打压。人气是难能可贵的。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群众的这种热情有增无减。股份制的作用终于被公众认可。
第五个例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集体林权制度是迟到的改革。1979年农业承包制推出之时，有的地方也把集体山林一起分了。但当时改革开放刚起步，群众对党的政策不信任，害怕政策多变，所以一旦分了山林，就拼命砍树，如果不砍，万一政策变了，山林收回了，岂不是吃亏了。这样，砍树成风，中央不得不禁止集体林权承包。一拖就是20多年。但民间要求承包集体山林的积极性是抑制不住的。进入新世纪初，江西、福建等省开始了集体林权改革的试点。群众称之为“包山到户”。2008年6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全国范围内实行集体林权改革的决定，承包期定为70年，林地和林木可以抵押，这样一来，25亿亩集体山林一下子就活了。林区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林区热火朝天，绿化荒山，“爷爷种树，留给孙子来砍”。林下养鸡，林间种蘑菇，种中药材，这就是创业。从此，中国的林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为什么民间积极性的发挥会促进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这是因为人民有改善生活的基本需求，他们总希望自己下一代能够在比自己这一代较好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他们还希望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以自己的成就表明自己的价值。民间的积极性就是由此而涌现的。
然而，民间积极性的发展需要有合适的制度条件。没有合适的制度条件，就不会有机会的公平，也就不会有民间积极性的迸发。充分的社会流动，包括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只能产生于合适的制度条件下。这就是民间积极性得以发挥的最重要前提。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把中国引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从此民间积极性有发挥的可能性。
以农业承包制为例。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一些省市并不是没有出现过“包产到户”的做法。但当时是遭到批判、打击的。倡导“包产到户”的基层干部受到了处分，试行“包产到户”的农民同样陷入了困境。民间积极性刚刚露头，就被扼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才发生实质上的变化，民间积极性在农业承包制方面的发挥才有了制度条件。
股份制的推广不也如此吗？没有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没有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的召开，股份制能迅速推广吗？民间的积极性能这样迅速地迸发出来吗？
无论农业承包制的推行还是股份制改革的进展，都使蕴藏于民间的极大积极性发挥出来，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使民间积极性转化为亿万群众的自觉行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
不可忽略的是：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是重要的。政府的作用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一)发现
发现是指发现民间有积极性，关键在于体制条件是否具备。只要具备了体制条件，民间的积极性就会被调动并发挥出来。
(二)引导
由于蕴藏于民间的积极性具有自发性，所以需要引导。政府引导民间积极性，实际上是对民间积极性的一种爱护，不要让它受到误导而遭到损失。
(三)扶植
对于因民间积极性迸发而出现的一些新生事物，例如为适应林权制度而产生的林业专业合作社，政府应当加以扶植，包括在融资方面给予支持。
(四)推广
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及时总结经验，予以推广，这是政府应尽的责任。
(五)规范化
不规范化，就不可能使民间积极性所取得的成果进一步成长，这方面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股份制的推行促成了《公司法》、《证券法》的通过。
二、下一步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若干重大课题
下一步经济发展中，包括“十二五规划”，甚至包括“十二五”以后的连续几个五年规划，都有若干重要课题需要研究，需要解决。下面分别予以说明。
(一)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要实现经济转型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以及为了增加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应当加大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力度。问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都是在长期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我们能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目标呢？
为了加速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有必要通过扶植优秀企业和完善资本市场。优秀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所有这些企业，都是中国的企业，都是民族企业，要一视同仁，调动它们创新的积极性。凡是在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作出成绩并且有巨大市场潜力的，都应得到支持。同时，资本市场要继续完善，形成完整的资本市场体系，使优秀企业在创新过程中更好地运用资本市场。
(二)就业问题
在西欧国家，一般只要年经济增长率达到3％，就业就不会发生大的问题，而中国2008年第四季度的资料表明，如果年经济增长率降到6％左右，失业问题就严重了，农民工就回乡了。为什么？关键在于中国农村劳动力不停地向城市流动，而西欧这种情况在很多年前就结束了。西欧工业化已二三百年，农村多余劳动力已释放完了。今天西欧国家农业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几，他们有自己的家庭农场，有住宅，城乡生活条件一样，社会保障覆盖全社会。那里的农民是不会进城打工的。中国则不同。农民为了增加收入，为了取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待遇。他们一有机会，就想进城找工作。今天出来的农民工，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同上世纪80年代出来打工的农民工不一样了，他们认为自己根不在农村，心也不在农村。就业压力始终存在，那么，当前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撬杆究竟在哪里？
为了缓解就业问题，有必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和支持微型企业。民营企业是吸收新增就业的主要场所。认真落实“非公经济新36条”，实现公平竞争，放宽市场准入。全国1000万家中小企业、3000万家个体工商户，只要生意好做了，每家中小企业多雇几个人，每家个体工商户多增加一、二个帮手，全国一下子可以增加几千万人的就业岗位，可以大大缓解就业压力。对于雇工人数少、资本少的微型企业，要大力扶植。微型企业是指雇工十几个人以下，创业时的资本金10万元以下的很小很小的企业。要采取特殊的优惠政策，如减免税费、解决融资问题等，将增加大学毕业生、农民工、退伍军人、下岗职工、库区移民、残疾人的创业和就业。
(三)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先发展，后治理”模式或“边发展，边治理”模式，都是有害的，而且也是不经济的。中国必须走出一条把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放在首位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但经费来自何处？怎样才能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行之路？
为了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有必要一方面鼓励民间资本介入，另一方面形成公众参与和监督的机制。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需要大量投入，仅靠政府投入是不够的，要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这一领域。此外，要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形成公众参与和监督机制，形成社会一致的环保行动(如资源回收、文明消费、节水节能、保护野生动物、环境绿化等)。
(四)城镇化过程中公用事业建设的资金筹集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会持续不断地进城。如果今后每年提高城镇化率1个百分点，那么30年后，即到2039年，中国城镇化率可以从2009年的46％上升到76％。要知道，每年提高城镇化率1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人进城，其中包括青壮年、老人、少年、儿童。要盖多少房子，办多少学校、医院、文化设施，还有水、电、气、暖供应……“土地财政”走到了尽头，“地方债务”也难以承受，公用事业建设如何筹集资金呢？
为了筹集城镇化过程中公用事业的建设资金，有必要建立公用事业投资基金，大力吸引民间资本进入这一领域。城镇化过程中，建立公用事业发展投资基金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在中国，可以由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作为牵头发起人，适当投入财政资金，基金投资人包括金融机构、社保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然后发行金融债券，即“中国公用事业发展债券”，吸引民间资本。一旦民间资本纷纷进入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建设领域，参与公用事业的建设，城镇化就可以顺序推进了。
(五)人才建设
人力资本存量不包括在GDP指标内，但却是比GDP总量更能说明问题的指标。中国人力资本存量是不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因为人力资本存量是人口数量与人均技术水平的乘积。要做到人力强国，必须大力培养各级人才。为此，我们应当从何着手呢？
为了培育更多的人才和吸纳国外留学的人才，有必要及早形成教师和研究人员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的机制。关键在于要尊重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创新精神和辛勤劳动，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要减少行政干预。要有适当的激励机制，要发挥协作的潜力。
(六)通过民间消费的增长，走向经济的良性循环
以投资为主，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这只表示中间需求的扩大。靠出口拉动经济固然是最终需求，但过分依赖出口，却会使我们受制于人。促使经济走向良性循环，必须先做到投资和消费并重，然后主要靠民间消费的增长拉动经济。如何做到这一点，关键何在？撬杆何在？
为了扩大民间消费，有必要增加廉租房、平租房、平价房的供给，同时让农民得到房产证。政府承担廉租房供给任务，政府支持平租房、平价房的建设，这样就能减少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不足。同时，让农民得到房产证，可以抵押、转让、出租。农民有多余住房可以出租，这既可使农民有经常性的财产性收入，扩大消费能力，又有助于缓解城镇居民住房需求压力，还可以让农民“带资进城”，自行创业。上海市嘉定区和山东威海市的农村住房制度改革的经验值得总结、推广。
(七)使有限的耕地产生更大的效率
中国耕地有限，而有些耕地由于各种原因，亩产量低下。加之，农民工外出，或有些迁居城内开店开作坊了，种田人手不足。这问题如何解决？要改良耕地，使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又需要大量投资，钱从哪里来？这些都要从长计议。
为了使耕地产生更大的效率，有必要逐步推进双向城乡一体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一体化都是双向的，中国现在只在浙江义乌市有试点，迟早也应由单向城乡一体化转向双向城乡一体化。这可以鼓励城市中企业和投资者“带资下乡”，经营现代农业，发展物流产业。这样，农业经营的效率会上升，有限的耕地可以提供更高的产量。
总之，民间蕴藏的极大积极性正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动力。可以深信，只要采取有利于调动民间积极性的措施，让民间积极性发挥出来，无疑将会形成新的创新高潮和创业高潮，中国经济必将以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2010年11月27日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理论和中国道路”研讨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