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我：“在你撰写过的若干本关于当前中国经济的著作中，你认为最能反映自己的学术观点的是哪一本书？”我将这样回答他：“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为什么我作出这样的答复？我是有所考虑的。在我已经出版的著作中：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是一部比较经济研究的著作。尽管其中有相当多的篇幅讨论了中国经济问题，并且提出了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方法，但它毕竟不是关于当前中国经济的专著。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是一本教科书。它表述了我的经济理论体系，但书中较少涉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学者而写的，它不可能就某些经济理论问题进行较深层次的剖析。当然，就个人的经济理论体系的表述而言，我认为该书是最完整、最系统的。
《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专就公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制、控股制和企业集团问题作了论述，而并未涉及其他问题。
《国民经济管理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也是一本教科书。它主要从近期、中期、长期的角度阐释了国民经济管理的原则和政策措施。但由于教科书有教科书的任务，所以有关非均衡领域内的深层次问题不可能在书中有充分的论述。
《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集中反映了我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设计的总体方案，包括改革的主线、配套措施和实施步骤，但它并不是一本关于非均衡的理论著作。
《中国经济往何处去》(香港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是我 1989年年初在香港的演讲集。它是针对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若干具体问题而阐发的。在承包制如何向股份制过渡、国营大中型企业为什么不能实行私有化、国有资产如何管理等问题上，书中都有较详细的论述，但它仍然没有就中国经济的非均衡状态进行系统的分析。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与上述这些著作有以下三个重要的区别。第一，它是一本学术专著，而不是专为大学生而写的教科书；虽然我的分析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管理学》中已阐述的原理作为出发点，但对非均衡经济的理论分析要比那两部教科书中所阐述的要深入得多。第二，它的重点是现阶段的中国经济，而不像《体制？目标？人》那样以比较经济研究作为重点。第三，它的理论性很突出，即主要从非均衡经济的特征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而不像《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中国经济往何处去》那三本书那样把中国经济的非均衡状态作为既定的前提，从而直接探讨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方案的制定。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把这本《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视为最能反映我关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
在本书中，我自己感到具有特色的是这样八方面的分析：
(1)经济的非均衡有两类。第一类非均衡指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第二类非均衡指市场不完善以及企业缺乏利益约束和预算约束条件下的非均衡。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中。我们应当力求使经济先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然后再使第一类非均衡中的非均衡程度逐渐缩小。
(2)在非均衡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中有可能发生“滞胀”。“胀”分两类：公开的“胀”和隐蔽的“胀”(指表面上物价未变，实际上有价无货)。“滞”也分两类：公开的“滞”和隐蔽的“滞”(指表面上总产值增长，实际上有效供给并未增加)。于是“滞胀”可能有四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为了防止和治理“滞胀”，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相应的措施。
(3)不可忽视结构因素在当前中国经济失衡中的作用。产业结构调整之所以困难，与企业运行机制的弊病、企业行为短期化，以及社会行为短期化有关。因此，只有加速企业运行机制的改造并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才能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4)在非均衡经济中，经济的波动是常见的。人们常问：经济什么时候走出“低谷”？要知道，走出以产值增长率计算的“低谷”比较容易，因为通过政府直接采购产品或企业在信贷支持下采购产品，可以使产值增长率回升。要走出以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率计算的“低谷”，或以财政实际收入(即扣除物价上涨影响并且不包括债务收入)增长率计算的“低谷”，远非易事。必须着手企业进行机制的改造，才能使国民经济真正走出“低谷”。
(5)非均衡经济中存在着各种“刚性”。但在当前中国的非均衡(第二类非均衡)经济中，除了有“工资刚性”、“就业刚性’、“福利刚性”等等以外，还存在一种特殊的“刚性”——“企业刚性”。这是指企业实际上不负盈亏或负盈不负亏，从而企业破产难以实现。经济中的许多困难都与此有关。不消除“企业刚性”，中国经济只可能长期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中。
(6)在商品短缺条件下，如果存在着较大的资源约束，那就不可能取消短缺商品的价格双轨制。否则，即使表面上取消了两种价格(计划价格与非计划价格)之差，但实际上又会形成新的两种价格(公开价格与地下价格)之差。因此，在条件尚未成熟之时就过早地全面放开价格，只可能引起社会经济的动荡，并导致一些人利用公开价格与地下价格之差牟利。
(7)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某些资源的稀缺性以及由于这种稀缺性而引起的独占，将会长期存在。政府应对此进行调节，如向独占稀缺资源的生产者征收一定的资源税等。但必须注意到，政府不应把这些生产者所获得的超过平均利润的那部分收入全部取走，而只应取走其中的一定份额，否则不利于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8)在当前中国的非均衡经济中，经济改革的深化非常必要。但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即新的制度和政策都容易走样(本书称之为“制度变型”)，这主要与制度创新的不规范、企业和居民个人预期的变化、市场的不完善等等有关。只有从这些方面进行调整，“制度变型”问题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原载《非均衡的中国经济》1990年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