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中的地理和地理中的诗歌
——中国当代诗歌研究的一个视角
张清华
一 诗歌史评价：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转换中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地理”和“历史”从来不是完全分离的两个东西。在各个文明圈彼此隔绝的时代，在人类未进入“现代”这种“与时间赛跑”式的社会形态之前，“地理”本身就是“历史”。很显然，那时的文化带有无可逾越的地域性，各种文化类型彼此几乎是静态的、井水不犯河水式地存在着，延续着，几乎千年如一日。只有到了所谓的“现代世界”、特别是其“全球化”的极致时代之后，世界才缩小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历史也才缩小为一个虚构的中心主义的、有“整体性”的叙事。或者说，关于历史的观念才被“时间”彻底统治了，而“空间”——世界与文明的广阔的本体则被弱化和抹杀，被排挤出了历史的叙事。
这样的一种“现代的历史”和进步论的历史概念，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当然会很远，但其最直接和最经典的论述者应该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在他们如椽的巨笔之下，历史和时间被“总体化”了，壮阔的平面空间被线性的“时代”和诗意的“时代精神”覆盖和统摄了，具有了“理性”、“进步”和“必然”的属性，并进而变成了革命的寓言。在更晚近的当代，这些历史思想则渐渐生成了“发展”的价值学说，并成为一种强大的、属于集团和国际的政治，“全球化”即是这种政治的最新形式和结果。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于文明的地理属性缺乏认知，马恩的革命理论中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有许多是建立在对文化的地域性构造或“政治地理学”的论述之上的。在黑格尔的笔下，历史也仍然具有“地理”的原始属性，他说，“爱奥尼亚的明媚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歌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绝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为什么注定要出现更多荷马的地方没有出现？因为“在土耳其的统治之下，就没有出过诗人了”①很显然，黑格尔认为地域和文化类型注定了这样的结果。当然，这段话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在荷马之后，希腊还是出现了伟大的悲剧诗人和抒情诗人，土耳其的文明也并非完全不会诞生诗人，但他所说的地理文化或文化地理的某些根本性的不同，还是有道理的。他还说，“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因为人类觉醒的意识，是完全在自然界的影响的包围中诞生的。”“世界的新与旧，新世界这个名称之所以发生，因为美洲和澳洲都是在晚近才给我们知道的。”②换句话说，文明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确与其所处的地理条件密切相关，所谓“现代”概念的产生，是因为一些“落后”的地理文明的发现，证明了所谓文明的“先进”与“落后”的性质之分。这也是中国在进入近代之后，在西方工业文明的侵凌与催逼之下才“睁了眼睛看”，具有了启蒙和现代意识的原因。事实上，一切都是从魏源留下的那本《海国图志》开始的，有了作为“文化地理”的《海国图志》，才有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他自己写的《原强》，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进化论”历史观才得以萌生和确立。
的确，在寒带和热带的许多民族文化，即使没有被完全埋没，也变成了一种弱势的或“被观赏”的文化，北极圈里的爱斯基摩人，大洋岛屿及非洲赤道丛林里的部族，他们要么被认为依然过着原始野蛮、置身世外的生活，要么已经成为了文明人“度假旅游的天堂”。但也有温带的例外，生活于“文明中心”的欧洲的吉卜赛——波西米亚人，原来广泛分布在美洲大陆的印第安文明，不也同样被挤出了文明的“新世界”吗？如果考虑到这样的一些历史概念和文化理论，再加上19世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在社会领域的影响，二次大战时期的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就不是偶然的了。
显然，如果我们说黑格尔的思想改变了人类世界的格局和历史轨道，并不是夸张。但是这种“历史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在20世纪以后受到了挑战和反思。从施宾格勒和汤因比这样一些历史学家开始，一种“地理文化”的历史认知重新抬头。而在福柯那里，上述观念遭到了强有力的反思和批判，他说，“这是起始于柏格森还是更早的时候？空间在以往被当做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的、辩证的。”总之，“19世纪沉湎于历史”。③一位当代的历史理论家爱德华？W？苏贾也随之指出，“在1980年代，学者们一致呼吁对（历史的）批判想象需要进行广泛的空间化……因此，一种具有明显特色的后现代和批判的人文地理学正在形成”。它“重新将历史的建构与社会空间的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将历史的创造和人文的构筑和构形结合在一起。从这种富有创造性的结合中正生出各种新的可能性。”④
上述理论观念足以能够成为一个理由，让我们来讨论“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这一诗歌和文化命题。在过去的很多年中，我们一直是在“时间”的范畴中来讨论新文学和现代诗歌的，时间使现代文学和诗歌的历史具有了某种价值和方向，从陈独秀所说的“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进化”，“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⑤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徐敬亚所宣称的“新的，就是新的”⑥所使用的都是这样一种逻辑。直到眼下的所谓“现代性”讨论，也仍是如此。人们谈论文学、包括诗歌的基本观念仍然习惯于使用时间维度所派生的价值标准。然而正如英国人彼得？奥斯本在《时间的政治》一书中所揭示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先锋’都是历史的范畴，它们是在理解历史整体的水平上建构而成的”，或者说，它们是一种将“历史总体化”的结果，是一种“与这些时间化相关联的……历史认识论”，因而也是一种“特定的时间的政治”。“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与保守主义、传统主义和反动一样——侵入了时间的政治的领域”⑦奥斯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代”这样一种看起来天然正确和优越的观念，在其内部所存在的一个权力和统治的实质，人类正是用时间维度上的制高点虚构了种种观念与价值，并以此构造了充满权力与压迫性的历史叙事。
有意思的是，对于文化地理的发现使中国人走上了现代化进程，而对于西方来说，文化地理的发现则几乎是相反，是催生了他们的浪漫主义情怀——转而怀念古代、东方、中世纪的原始森林与陌生的异域情调。斯达尔夫人正是从欧洲南方与北方的地理差异中，解释了文艺复兴、古典主义与19世纪初欧洲文学的动力，并且提出了在地理的差异（欧洲北方和南方）中包含了时代和价值的对立（古代和中世纪、骑士精神和希腊罗马制度的对立）⑧的一般规律。这一定律到了中国人这里也反过来了，在古今之争中，正是包含了陈旧与现代、进步与落后、乃至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对立。因此，关于中国现代历史、包括文学与诗歌的历史的叙述，显然也充满这样的虚构与规则：改良、革命、变革、进步、先锋、新潮、后、新新、后后……这样一些概念构成了一个个关于文学进步的新神话。五四时期是这样，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运动时期、延安文学时期也是这样，还有新中国成立以后、“文革”以及“文革”后的“新诗潮”运动、超越“朦胧诗”一代的“新生代诗歌”也是如此。但在这样一个历史轨迹中我们不难发现，诗歌确实是一直在变，但却未必总是在真正地“进步”。
二 中国诗歌的地理文化传统
在进步论的历史观诞生之前，中国人的历史构造只有朝代的自然更迭所产生的叙述线索，其基本的叙事逻辑是以“断代史”为单元，基本的历史观或“历史诗学”则是循环论。循环论的理论基础大约首先是出自《易经》和老庄哲学中原始的“道”的观念，所谓“坤道其顺，承天而行”（《周易？上经？坤》），大道行天，周而复始。老子说，“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十四章》），庄子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也正因为他们如此看待生死与物我的关系，庄子几乎可以把时间剔除到世界之外，“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这些思想在东汉以后又结合了来自佛教的轮回观念，逐渐生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循环论的历史观与世界观。可以说，查遍汉语的词典，在近代以前恐怕找不到“发展”这样的词语，而“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才是中国人的历史想象与历史美学。
上述话题如果认真追究起来可就太长了，我们尽量简化之。也确乎奇怪，和上述的认识论方式完全匹配，中国第一部文学总集——孔子编订的诗歌集《诗经》，竟也是典型的按照“文学地理”而不是“历史”的方式编成的。“十五国风”完全是按照出产地域与诗歌内容风格的不同而分类设定的，根本没有考虑时间要素，尽管这些作品的诞生跨越了至少数百年的时间。出产地的文化决定了它们不同的语言与美学特点，几乎每一国风都有鲜明不同的内容与风格特色。以至于孔子也多次提到诸如“《雅》《颂》，各得其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郑声淫”，“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颂《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这些说法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化地理或诗歌地理概念，但很显然，孔子清楚地认识到不同地域诗歌的差异性，其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多样和重要性。他一方面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褒奖《关雎》“乐而不淫”，另一方面又“恶郑声之乱雅乐”，这说明他也意识到了美感风格的地域性差异。十五国风的分类法固然与周代的分封政治、与资料来源有关，但主要还是与这个时期相对“静态”的历史理解有关。也就是说，时间的周流变化在这时期并不那么重要，所以孔子只能采取这种空间分类法，来体现他的诗歌资源与内容的丰富性。
显然，在中国历史中存在着一个有趣的矛盾：中国的社会历史叙事是发达的，但文学历史的叙事则是相对稀薄的，历史上有名的文学批评家都未在“文学史”上作何建树，而充其量只是写下了一些文本批评的断想，如关于“四大奇书”的批评，或是一些谈诗的只言片语，如宋代而下的大量“诗话”文字，或者只留下了各种分类方式的文学选本，如《诗品》是按照美学境界和诗学品位的层级来分类的，《全唐诗》或《清诗别裁集》是按照历史的断代来分类的，《山歌》是按照“民间”与“荐绅学士”的主流“诗坛”的对照来编订的，其处理方式完全没有现代历史中的那种“总体化”的方法。如果说有时间意识的话，那么在中国历代的文人看来，理想的和最好的文学不是因为其“新”，而是因为其“旧”，不是因为其将诞生于现在和未来，而是因为曾存在于昨天和过去。所以“古文运动”会时常作为一种“文艺复兴”的方式，寄托人们对文学的当代流弊的不满，成为变革的一种理想模式。
如前所述，上古时期文化与诗歌的“地理特点”大于“时间痕迹”的原因，是源于彼此相对的地理隔绝，道路遥迢，山川阻隔，各个文化板块之间以独立的方式存在着。虽然语言与政治作为主要的维系力量凝聚着华夏诸族，但文学的地缘之变却形同霄壤。以《楚辞》和《诗经》为例，今天我们虽认为其同属先秦的“汉语诗歌”，但它们却庶几为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楚地文化的巫风色调、浪漫气质在《楚辞》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它那灿烂的辞采和委婉的表达，同楚地丰富的物产、富庶的经济，以及绿树嘉禾、草木葳蕤的南国自然之间，甚至同它水乡多雨的氤氲、阴湿的忧郁之间，都可谓有着必然的派生关系；而相比之下，《诗经》则是出产于处在相对干燥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中原和北方，它的简练和质朴、率真与直接，同它们所处的地理环境也是完全相匹的。当然，即使在十五国风中也有微妙和丰富的差异，有自然描写与人文风物的不同，如孔子在肯定“《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同时，又强调说，“郑声淫……”然而一旦把它拿来与《楚辞》比，这些内部的差异便又显得微不足道了。
上述差异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地理区分的一个“原型”。秦代几乎没有诗歌和文学的原因，固然是因为其过于短促，但更根本的可能，是源于其来自干旱西部的实用主义文化压抑了文学想象的可能；而汉代开国之初就有了诗歌，有了刘邦的壮阔而苍凉的《大风歌》，以及汉武帝的堪称哀婉动人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一位成就霸业的皇帝写下这样的诗句，不能不说是与来自楚地文化的遗传和滋养有关。而汉赋中语言的铺排奢华繁缛富丽，也是这种传统的延伸泛滥所致。这种差异延续到南北朝时期仍十分明显，南朝民歌的柔美绮丽，与北朝民歌的刚健粗粝之间，形成了多么鲜明的不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敕勒歌》，和“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的南朝的《西洲曲》，还有那些“子夜歌”、“采莲曲”的缠绵民歌，都是至为典型的例子。甚至某种意义上中国诗歌从四言到五言、再到七言的演变，也与文化与诗歌重心的南迁有关。五言和七言体在汉代的出现，同其文化的南方血缘应该不无关系，而东晋以后不止中国政治时常向“东南”方向迁移，中国文化的重心也显著地南移了，诗歌中普遍的江南/南方文化想象便是其证明和标志。不止五言到七言诗歌依次完备成熟，连自然风物、人文景观都与杏花烟雨、舞榭歌台的江南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说，从“地理中的诗歌”演变成为了“诗歌中的地理”。唐代诗歌之达到极盛，并且在气象上也雄踞中国历代之首，与其时南北东西驿路的打通、各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与盛唐广阔的疆域以及万国来朝的文化格局，都有至关重要的关系。到宋代，国家一下萎缩大半，再无雄霸四海的博大，其诗歌自然也就没有了前朝的格局与气象，变得精致而小器了许多。至于说到词，那几乎就纯然是南方地理的产物了，柔美、婉约，非南国的气息季候不能滋润其生长，非南朝的吴侬软语不能显其妩媚，非末世的衰败颓伤不能显其神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