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坤
名人所以有名，七分业务三分机遇也。三分虽少，却是万万缺不得的，而且其中学问很大，“人事”是重要成分。我辈书呆子不可不知！
理科研究自然现象，文科研究人类社会，对象不同，内容各异；加以“吾生也有涯”，因而彼此来往甚少，是容易理解的。
有些学理的不很尊重文，认为那里科学性不够，学文的往往也觉得学理的太钻，皓首穷于一经，见树不见林。斯威夫特的大作《格列佛游记》中，有两章专写“科学院概况”，不少科学家读过后大概不会感到很舒服。
专家所以专，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一片不大不小的耕地；熟于斯，精于斯，创造于斯。他不必，也不太可能同样地熟悉许多其他行业。不过，如果他能多少涉足于本专业之外，看看别人做了些什么，怎样做，还想做什么，对开拓他的视野，提高整体学术水平，无疑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梁启超曾说他的老师“康（有为）先生之教，特标专精、涉猎二条。无专精则不能成，无涉猎则不能通也。”短短两句话，胜过一篇大论文，把精与博的关系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学文的要知道一点理，以便适应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取得“现代人”的资格。但我感到，学理的更应学点文，其迫切程度胜过文学理。何以见得？人的社会实践，不外乎“做人做事做学问”。一般地说，科学家做学问都很高明，但做人做事就未必人人都行。老实人常常碰壁，甚至吃了苦头，挨了闷棍，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做人做事，都要涉及社会，涉及他人。而无论哪本数理化名著，决不会用一章去教学生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所以学理者，应该自觉补上一课，以免受骗上当。这是消极一面。积极方面，我发现许多大学者不仅业务超群，而且交际很广，诚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贾宝玉不喜欢这两句，所以落得去当和尚，其实这是大实话。后来我慢慢明白了：名人所以有名，七分业务三分机遇也。三分虽少，却是万万缺不得的，而且其中学问很大，“人事”是重要成分。我辈书呆子不可不知！
学一点文史哲，可以帮助我们审时度势，认清形势；陶冶性情，触发灵感；纵观全局，端正方向。
中华民族，名著如林。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久，雅俗共赏，童妪皆知，当数《三国》、《红楼》、《水浒》、《西游》。这是中华民族最伟大、最普及的教科书，无须老师讲授，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三国演义》添人聪明才智，《红楼梦》教人忠贞自重，《水浒传》使人见义勇为，《西游记》助人想象神奇。真是天赐神品，人间奇珍。少年时读，中青年读，到老年再读，随着读者年龄增长，入也愈深，见也愈奇。其怪，其妙，其趣，其巧，真令人不可思议。
任何一门严谨的科学都需要提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特别是搞起研究来，更是白天黑夜，没完没了。为了持久，我的办法是每晚11点必须睡觉，早睡早起，雷打不动。10点上床，看一小时的闲书，放松脑子，作为过渡。闲者，专业以外也，这时读书全凭兴趣，毫无压力。文、史、哲、科，看到哪里算哪里，懂多少算多少。海阔天空，不知所至，也不知所止，这是最大的精神享受。遇到诗文佳句或奇思妙想，随手记下。久而久之，居然累积了七本笔记。这对我后来写《科学发展纵横谈》很有帮助。思想枯竭，读之可使奇想自天外飞来者，首当数《庄子》。这部书哲学和文学上都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如果有人问我，有三个超级诺贝尔奖，古今中外，该授给谁？我会毫不犹豫推荐庄子。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很喜欢读《庄子》。他说：
“书籍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吸引人们，但是我尤其喜欢那种著作，它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要很短的时间，就可以使读者聚精会神，手不释卷。对我来说，《庄子》就是这类书籍中的一个典型范例。”他还把庄子的两句话“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写在书的扉页上，作为现代物理学的指导思想及最高美学原则。
碰到哲学中一些大而无当的无休止的议论，或者一些类似绕口令一般的让人难懂的长句，我自愧天分太低，只好退避三舍。
但对一些言之有物，与科学有关的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则很有兴趣。关于科学哲学，有许多名著值得阅读，如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薛定谔《生命是什么》、《爱因斯坦文集》、梅特里《人是机器》、莫诺《偶然性与必然性》、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以及罗素《西方哲学史》等等。这些书大都不解决具体问题，甚至只是提出问题进行一些讨论而已，但却很有助于打开心灵里的智慧之窗，引导人们去思考关于茫茫宇宙的种种大而有趣的问题。
看看文科的一些大家如何治学，也是有趣的事。
鲁迅主张治学要先治史。他说：“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分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这对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史及其趋势是一条捷径。最近我在《新华文摘》
1992年第一期上，读到一篇好文章《诺贝尔医学奖九十年》。我只用了一分钟，对现代生物学的一些重要进展，便有一粗线条的了解。花时间极少而收获很大，可谓经济之极。虽然一知半解，甚至半解之半，但对非专业人员已很满足了。
王国维说：“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科学家应该也应如此。为了研究某一事物，必须明确问题，提出假设，从事实验，给出证明。如此反复，这是入乎其内。遇到挫折时，需要跳出原定路线，登高望远，冷静思考，寻求新路；即使工作顺利，也要从各个方面，考虑所得结果的意义，它与前人工作的关系，以及还可能有什么新的发展。这些都是出乎其外。
德谟克利特曾说，诗人只有处于感情极度狂热或激动时才会有成功的作品。柏拉图接受了诗人必须迷狂的论点，他说：“在现实中最大的天赋是靠迷狂状态得来的。”如果削去迷狂源于神授的神秘外衣，把它看成为对研究对象长期的迷恋和追求，那么，不仅诗人，科学家也必须迷狂。有人说，天才就是入迷。长时期的始终高涨的研究热情是成功的重要条件。科学史上有许许多多研究入迷的有趣故事，例如关于牛顿大猫钻大洞、小猫钻小洞的故事。
拿破仑说：“战争的艺术就是在某一点上集中最大的优势兵力。”科学研究的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
文理的相互渗透使我们想起福楼拜的一段话：“越往前走艺术越是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个人从山麓分手，又在山顶会。”治学门径本相通，评文论史便神飞。
作者简介
王梓坤（1929—），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中国教师节首倡者，著名数学家。江西吉安县人。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获副博士学位。
著有《莺啼梦晓：科研方法与成才之路》、《评文论史便神飞》等。
心香一瓣
常言道：“文理不分家。”术业有专攻，学文学理本没有本质区别，但一个人如果只涉猎文科知识或者只学习理科知识，就好比只使用一只胳膊做事、用一只脚走路一样，会磕磕碰碰、不断栽跟头。
且不论当今高考文理分科现象的功过是非，就个人的成长来说，文理兼通越来越成为时代发展对于人才素质的要求，综合素质也成为考量人才的一个基本标准。“偏才”要成为“天才”，就不能不注意这点。
在强调科学技术重要性的今天，我们要像王院士提倡的那样“评文论史便神飞”，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人文素养又懂得科学技术的人，让我们的人文与科学事业比翼齐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