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7月31日进入金风，对于58岁的我等于重新开始一段新的征程。
一切都那么地陌生，不仅是风力发电不熟悉，远在新疆的金风也很少为人所知。
2006年1月国家公布施行的《可再生能源法》就好像拉开了一个大幕，将中国新能源的开台锣鼓敲得山响，引发一轮新能源发展的大潮，不仅把躲在大西北的金风推到了前台，我也恰逢其时，进入这场大戏中撞上了一个比较合适的角色。
这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我自己的追求？似乎利德华福之后的一切跌宕起伏原来都是为进入这一幕做的铺垫和准备。
其实在决定到金风之前，还有一家上海的在控制领域有名的企业诚心诚意找上门来，70多岁的总裁50年代留学苏联，与李岚清同学，他希望我能替他顶起那一摊子。妻还跑到上海看过，8000元一个月的房子都租好了。但我还是决定加盟金风。因为我倒霉的时候，他们那几句仗义执言和盲目的信任，让我觉得必须报答。
金风交给我的工作基本是我从没有干过的，基建，质控，电控，事故处理，风力发电，信息化，当这些都被一一做过之后，我发现即使在这样的年龄，我还有潜力可挖，我的工作激情仍然可以燃烧，尽管已大不如前。而正在走出新疆的金风将面临三大考验：即将来临的兆瓦机时代对原有体系和工作方式的冲击，工作重心逐步从自已熟悉的家乡移到基本陌生的北京必然遇到困难，以及企业从单一主体派生为一个子公司众多、地域跨度辽阔、业务复杂的企业集团之后，管理模式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调整。这也是金风这样一个企业，需要面临的阵痛。
正如老话儿说的，好事多磨，开始的一切并不都是那么习惯的，也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
进入金风时我还是提过条件的。希望进入董事会，人家没有答应；我提到不低于利德华福的工资标准，也没有被接受；配一名司机一开始也没有同意；只有不到新疆工作的要求被接受了。由于这一切要求都是通过中间人魏炜教授转达的，挺费劲的，后来不好意思，不再提要求的反而是我。
当时金风在北京除了前一年办的一家风电服务型公司——天源科创，只有2006年初在北京亦庄一处刚刚开建的60亩地的基建工地。武钢告诉我说，金风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走出新疆，要把这里建成生产基地、研发基地、人才招聘的窗口以及未来出口的桥头堡。我意识到，也许有一天金风总部也会搬到这里来。金风也许会从这里走向更远的地方。
当时金风只任命了我一个小小的“基地建设主任”，做一件在高新技术企业中最基础的工作，我没有太想自己是不是被大材小用了一类的问题，仍然干得十分起劲。当时除了管北京基地的建设，还陆续启动了包头基地的建设、新疆二期基地的建设，东跑西颠，并不那么枯燥。加之当时的基建办公室还有非常得力的胡英等一干人马以及在各个工地很负责任的施工员们的协助，真正要我操心的地方并不多。
操心多的是其他一些事情。记得北京的厂房都封顶了，董事长武钢来了，里里外外一看，立即指出车间怎么没有窗户？像监狱似的，不行，必须扒出窗户来。于是基建办要求施工队重新扒窗户。我看在眼里，很心疼这种浪费。此前我也问到过为何车间没有窗户，人家告诉我，这是无尘车间，就是这样设计的。我问，公司领导们审查过设计吗？告诉我：审过。加之当时我对风电的不了解，因此无话好说。武钢的突然指示，让我感到奇怪的同时，也觉得似乎是对我主持这项工作的一种批评，感到一丝懊恼。
过了几天总经理（2008年改为总裁）郭健来了，也里里外外看过一遍，对车间留出地坑的地方大为不满，说电机试验平台怎么能够放在车间中间？为何不放到靠近车间一端？放在中间使周边地面做什么都困难，太浪费了。我在旁边听了，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基建办通知施工队把已经做完的、绑了钢筋、打了半米厚混凝土的地坑打掉，重新在车间的西南角安排了一个地方。我震惊不已，对于设计图纸领导们审过了的说法深表怀疑。再问胡英，说真的汇报过，图纸也留下给他们。至于他们是不是认真地审过了就不得而知了。
这样的说变就变，这样的把花钱不当回事，让我大开眼界。这样的事情还在继续。10月份办公楼基本盖完了，外墙体也都装修完成。突然告知基建办，办公楼外墙要修一个直达四层楼顶的攀岩，我惊呆了。一个攀岩要再花几十万，好端端的外墙体也要被破坏掉，这是多大的浪费？且不说这样做美观与否，修了攀岩到底会有多少人爬，什么时间爬，有多大的实用价值？领导人的这种浪漫与任性，也是第一次见识。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确实不理解，但其后发现金风在一期、二期基地建设时格外重视体育设施的建设。在北京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居然建有足球场、篮球馆、网球馆、羽毛球馆、游泳馆等，后来还专门设立文体部，组织员工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这对于活跃员工的文化生活，密切与合作伙伴的关系都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我经历过的企业都没有做到的。
我刚刚进入金风，对这一切都不便多言。尽管我也做过几个企业，国内外也走过，也见过一点世面，对这一切仍然难以理解。只工作几个月，金风的领导风格、行事方法给了我十分难忘的印象。我知道，仅凭这些，还不能判断一个企业。
2006年底的时候，北京基地注册的公司——金风科创开始招聘人了。此时我被任命为北京金风科创的总经理。不久金风将在天源科创董事长当得好好的王进派给我做副手，而金风当时的规定是任何部门不配副手，认为会增加矛盾——唯独我这里例外。
记得北京总装厂第一批招聘了27名工人，由同样应聘而来的王植柄牵头，到新疆基地实习了三个多月。来应聘财务部长的董连才也接受了，却被安排到天源科创去工作。我当时是北京金风科创的主持者，我招聘的财务人员至少应当与我商量一下再安排他处，结果没有人商量，远在新疆的人力资源部不作任何解释。要么过去，要么拉倒。我和董连才立即明白了事情可能的、但又不便说明的原因。
我到金风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给配一个专车司机。自己年龄大了，有心脏病，家离公司70公里，北京又比较堵车，上了一天班，没有一个开车的司机恐怕受不了。董事长在新疆为此专门跟我谈过一次话，说金风还比较小（前一年收入10亿元），公司领导都是自己开车，问我配车不配司机行不行？我说不行，乌鲁木齐与北京没法比，希望理解。后来车倒是买了一辆，限价18万元以内。与我住得很近、给我开车多年的司机终于没让进来。其实他们不知道，无论在四通、华为、利德华福，还是仅仅工作四个月的合康亿盛，我都是有专车司机的——我开车“二把刀”。
那时候金风在中国风电一枝独秀，除了外国厂家，国内无出其右者。发展顺利，资金充裕。2006年的收入达到15亿元。
2007年年初，我被任命为公司的副总裁，主管公司一直头疼的质量工作。
后来打开人事记录才知道，我曾经有过五个月的试用期，2007年1月1日才转正为金风正式员工的。嗨，在四通，在华为，在利德华福，在合康，我从未被试用过。金风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狠狠地试用了我一回。他们要是一开始告诉我需要试用之后才能转正，也许我会转身而去，与金风也就无缘了。
就像当初他们盲目相信我一样，我也无条件地信任他们。但是进入后经历的一系列做法，几乎与我的认识背道而驰。实事求是地说，我心里觉得这个公司怪怪的，做事挺别扭，这里那里飘散着一丝丝不大信任的空气。我把这些都看作进入一个陌生公司暂时性的不适应。
但既然已经进入了，轻易言退恐怕也不合适，尤其对于一个近六十岁的职业经理人，在适应的同时，应当改造自己面对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