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是“经济纠纷”
在躲了21天之后的9月4日，预审处张警官的态度终于让妻相信，预审处并不那么可怕，躲避终究不是个办法。于是在妻的陪伴下，我们开车到与看守所毗邻的区公安局预审处，见到了妻一直夸奖的态度友好的张警官。
预审处一共去过三次，在刑侦处的“询问”现在变成了“传唤”。尽管如此，每临中午都允许我出去与等在外面的妻吃午饭，不像刑侦处那样看管我，不让出去。张警官的态度始终是友好的，所有的询问都在点儿上，我觉得这个人才像一个办案子的样子。
第三次讯问完成，张警官把我送到院子里说：这里的调查基本完了，我个人的看法，最多是你与利德华福之间的经济纠纷，其他的谈不上。
听了他的话，我的一颗悬了几个月的心扑腾一声放下了，头顶压着的乌云似乎也一下子飘散了。一种解放的感觉让我紧紧地握着张警官的手再三地表示感谢。
我知道这并不是最后的结论，但有人说公道话了，说明事情并不是像以前感觉的那么糟糕。回到车上说给妻听，妻自然高兴万分，说无论如何得请张警官吃一顿饭表示感谢。妻联系的结果是被委婉拒绝，说这是纪律。事情结束后，我们又想起他，再次请他还是被拒绝了。我们心底升起对他的敬意。
我和妻经过判断觉得事情这一次真的结束了。于是我打点行装在耽搁了40天之后，于9月21日赶到新疆。第二天公司组织到喀纳斯旅游，一路上与很多素不相识的员工们打扑克，玩耍，欣赏喀纳斯带有异域风情的美丽风光，好不快活。之后，我回到北京主持亦庄基地的建设。
大约到了10月份，一个电话打来：我们是区法制办的，能来一趟吗？赶忙询问张民律师法制办是做什么的，张律师说案子送检察院之前都要在法制办审查把关和移交。他判断，表面上事情依然在递进，但不会有事。我和妻却没那么轻松，我们的心再一次悬了起来。当我主动打电话询问到哪里找他们时，对方却说：不必来了，等通知吧。此话不明不白，也不知是不是就等于没事了。
此时鸿商投资的舒鹤栋打电话给妻：如果李总退回××万元，考虑到李总有过的贡献，我们可以撤诉。我和妻商量后一致认为：退钱就等于承认我们错了，他们告对了。绝不能妥协，而且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以表示对他们的蔑视。后来我们分析，他们一定是得到什么消息了，找一个以退为进自下台阶的办法——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我们猜对了。
案子转到检察院
到了11月，区检察院来电话了：我们是区检察院的，我姓王，请来检察院一趟。
我已经是老运动员了，承受能力已很强了。妻开车把我送到区检察院，三位着装整齐的检察官两男一女把我带到后面一个平房里，除了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别无他物，显然是专门审问嫌疑人的地方。询问没有什么特殊的，都是回答过无数次的陈芝麻烂谷子。唯一特殊的是，讯问完毕，没有让我在询问笔录上签字、画押，这让我十分奇怪，同时心里也多少轻松了一些。
十几天后，王检察官通知我下午去一趟，还说这次是检察院的领导见我。
嗨，又升级了？死猪不怕开水烫吧。我到达时，王检察官让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一下，他去看领导们到了没有。办公桌上有很多张逮捕证放在那里，我瞄了一眼，不由得心惊肉跳。转念一想，真要逮捕我的话，怎么会让我等在这里？
在区副检察长的办公室里，一位五十来岁的女检察长以及一位女处长接待了我，副检察长很客气地询问了几句之后说：你能把2005年初那次董事会的情况写一个实事求是的材料给我吗？我说没问题，下午就送来。她说，2005年其他几位高管发放奖金的情况我们要过，他们拒绝提供，你有办法吗？我说试试。
尽管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我听出问题似乎有门了。
在我取证2005年发放奖金的过程中，我把跟我工作近二十年的一位利德华福的副总请出来，我问：2005年的奖金发了吗？答：发了。问：能给我写一个发了奖金的证言吗？他立即说：具体时间和数额记不大清楚了，容我回去想想吧。
离开后再无消息。在这件事情上，他两次将自己主动放到不仁不义的位置上。
就在我被解脱的一周之前，我打电话询问我亲自招聘的、合作了五年的财务部长：2004年高管们的奖金发过了吗？答：都发了。问：真的？答：真的。
问：你能把发放的情况发一个短信给我吗？对方沉默了，从此再无消息。
但总有人良心未泯，实事求是写了两份证言，他们是董连才、王植柄。当我拿着两份证言送到副检察长的手里时，她说：可以了。然后问：听说你还写过一本书，能签上字送我一本吗？当天下午我把签过字的书送到她的手里。
案子终于撤了
2006年12月4日上班的路上，王检察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你的案子撤了，一会儿我们副检察长会亲自给你打电话。大约半个小时后，副检察长电话果然打来了：老李呀，我正式通知你，案子结束了。任何人再以此事追究你，可以不予理睬。不过，作为老同志我提醒一句，今后做事别太得罪人，年龄大了少惹麻烦。
历时近七个月的官司突然间结束的时候，我不知是欣喜还是悲愤，一时间居然平静得很。我第一时间告诉了与我患难与共的妻子，她听后突然痛哭失声。
12月4日下午，预审处的张警官把我叫去，给了我一份昌公刑撤字（2006）88号《撤销案件决定书》，明确写道：我局办理的李玉琢涉嫌职务侵占案，因不构成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
七个月前区公安局刑侦处第一次传讯我并看到我的《工资结算清单》时，就应当撤案的案件，却平白无故生生拖到今天。这其中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至今不得而知。当刑侦处发现原告最初的案由已经不能成立的时候，为何要替原告继续追究明显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内容？我们的司法机关后来明明知道这是一个无中生有诬告陷害的案子，恶行不予追究不予训诫，简单地以撤案了结，司法的公正何在？如果连我这样一个还算有点影响的、坚持职业操守的经理人尚且遭到如此不幸，其他弱势群体谁来保护？案子的逐步递进看似严重，层层推卸的成分是否存在？想没想到这对于一个无辜的人是多么巨大的折磨和痛苦？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被诬陷案竟要拖上七个月，是办案人员的能力有问题，还是存在其他问题导致的是非不明？
事后我可以告诉人们的一条宝贵经验竟然是：好人也要有证据。这样的黑色幽默让人匪夷所思，但事实确实如此。我所遭遇的不幸也许属于个案，对于个人也是一种历练，但是这样的个案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远远不是司法机构所能“撤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