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设想是散件进口通过香港四通，然后再卖给深圳索泰克，再由深圳索泰克卖给四通OA本部。这样绕了一大圈，唯一的作用就是留利香港四通，等于截留了四通集团的利润。所以，王缉志说：“就是由于生产MS—2406，从香港大量进口打字机零部件，而使得他（王安时）持有很大股份的香港四通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的确，当时四通集团进口的设备，内部决定要通过香港四通“剥一层皮”，留下3%—5%的利润，作为总公司的一部分财产存在香港四通。毫无疑问，这些有意留存的财产理应是四通集团的。
MS—2406的失败，除了当时的基础条件以及开发人员的水平欠缺之外，还因为王安时、段永基的头脑发热。记得1991年MS—2406即将推出之前，在布吉的集体宿舍区会议室开过一次会，我和段永基都在。会上王安时曾提出，中国市场对打字机的需求一年存在30万台的量。我听后认为太离谱了，当即毫不客气地顶撞说：我们一年十万台还远远没有做到，过于冒进的判断，有可能会决策错误。
从出发点上说，摆脱日本人控制固然是良好的愿望；但是从具体做法上看，是否有严重不规范和四通内部利益转移的问题呢？这样做到底是为了四通的整体利益，还是某些人的局部利益呢？是不是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在为自己留一手了呢？这些疑问是无法抹去的。
与段永基的第一次冲突
在四通的权力斗争中，我基本持十分反感和超然的态度。“文革”搞了十年，你方唱罢我登场，结果怎样？还不是国家衰败，人民遭殃？所谓与这个斗那个斗，最后都得到了什么？只是让外人看了笑话而已。办企业更是靠本领吃饭，合则干不合则走，争来斗去做什么？有问题不怕，摆到桌面上来，利用大家的智慧，总有解决的办法。凡是背后的东西，都不是光明正大的。
在四通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与段永基共事，他是我的上司，我对他有过坚定的支持，包括他的错误，在我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也有过支持；同样当我后来发现段有些做法不对时，我也直率地提出，甚至与他争论过，但从未有过其他的想法。
万润南离开四通之后，段永基几乎没有闲着，先与沈国钧斗，后与董事会斗，我一直冷眼旁观，超然事外。段永基曾说我是“过分爱惜自己羽毛的人”。
在四通我做到了一点：在权力斗争面前我可以痛苦地沉默，不发一言；而在讨论工作的时候，我一向有话直说。有人也因此称我：李大炮。
我任四通副总裁主持OA本部期间，曾在香山列席过一次四通的董事会。
会议临近结束时，段永基问谁还有事，我要求发言。我提出：“有人反映，主持打字机开发的负责人除了不干工作，吃喝玩乐五毒俱全。让他干下去，四通的打字机就完了。建议撤换。”段永基显然认为我不该把这样的问题拿到这个会上来，说：“你这是压制人才，他是博士，不用他我们用谁？”我不识数，反驳道：“他虽然是博士，但什么正事都不干，就等于不是人才。”段永基更火了：“我是总裁，我说了算。”我不识眉眼高低，回道：“作为副总裁，有权提出自己的建议。正因为你是总裁，我才提出来，请你决定。如果我说了算，早就把他撤职了。”满脸不高兴的老段气呼呼的再没说话。一场“争执”当着四通所有高层的面像一阵暴雨一样过去了。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第一次公开的争吵。
合资公司是段永基在四通最重要的资本，一直被他视作自家的后花园。怎么能把打字机的事在董事面前说呢？他认为我把家丑外扬了，所以非常气愤。
这件事情以前我也向他反映过，但他不接受。我觉得再不说不行了，毕竟打字机是整个四通的，不是段一个人的。我以为靠别人的压力能使段改变，没想到适得其反。
不过我无所谓，反正是为公司的事，你不听拉倒，我问心无愧就行了。
一次在我主持的经营调度会议上，会刚要开，担任贸易部长的王玉海突然发难：我声明，我只接受总经理的领导，这样的会议我今后不再参加。
当时段永基也在会上，对王玉海的发言居然一声未吭，其他干部也不知该说什么。我大怒，指着王玉海毫不客气地说道：这不过是一个工作协调会，不是谁领导谁的事情。这种会你可以不参加。不过我告诉你，误了公司的工作，你要负完全的责任。
索泰克的调度会一向是由我主持的，没有谁提出过异议。这次王玉海跳出来，是他的个人行为，还是段的指使，我不知道。段在会上的沉默至少是一种纵容。我的愤怒也与此有关。为工作上的事争吵、发火，是难免的，只要不形成个人的成见，不搞背后的动作。事情过去了，我很少再去想。至于别人怎样想，我不知道。
辞职OA本部
MS—2401打字机在我的主持下，由买方市场转变成了卖方市场，打字机一时间成了炙手可热的产品。
当时给谁机器就等于给谁钱。我大权在握，我的一支笔可以让许多人一夜发财，也可让许多企业起死回生。当时我清楚地知道，我能否廉洁、公正地主持好OA本部的工作，关系到打字机市场秩序是否会重新陷入混乱，关系到四通的声誉和企业成败。
工作本身的压力尽管很大，但都不难处理。最难处理的是人情关系。我每天拒绝接听分公司和代理商打来的走后门的电话，回家后拒绝给来访者开门，避免他们给我送礼。这些我都不在乎，最为难也让我最无奈的是四通高层的领导们，有的是我的同事，有的还是我的上级。他们让老婆和亲戚带条子给我，希望我批几台打字机给他们，我只能说：“对不起，打字机每月的数量是死的，都一台不差地提前分配给分公司、代理商了，一台多余的也没有。”
打字机成了香饽饽之后，记得妻的公司也要买一台打字机，我让她到OA的门市去排队。两天后她告诉我，你们的人让我到另外的地方去拿机器，恐怕有问题吧？一查，果然有问题——有人在倒卖机器。立即规定，零售打字机实行用户登记制度，以堵塞漏洞。
一位相熟的同事还曾向我许以每台500元的回扣。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内部之间还有这种勾当。还有一位副总裁竟然与人联手搞虚假开票，被我公开谴责，并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后来我曾跟别人开玩笑：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四通人的强烈荣誉感，稍一把握不住，中国可能会多一个千万富翁，而四通则可能毁在我手里。
我这样顶了一年，为公司赚了很多钱，四通差不多70%的利润都来自打字机。但也因此得罪了许多人，尤其集团高层和分公司的干部们。但我有段永基的手令在，秉公办事，根本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大约是1990年底，有一天段永基打电话跟我说：“李玉琢，有人对你们打字机销售有些反映，要求查查你们的账，你们准备一下。”我当时心里立刻一阵反感：别人有反映是必然的，我得罪了他们又是为了谁？别人议论，你老段为什么不能替我顶一顶、做做工作？别人要查账？也许你老段本人也要查账吧？
我表示同意的同时也说了下面一番话：“老段，很高兴有人来查账，不查账怎么知道我做得怎么样呢？你们查了账可以堵住一些人的嘴，也可还我一个清白。
但是你们查账结束之时，就是我李玉琢离开OA本部之日。”后来果然来人查了一通。一个礼拜后，段永基给我电话，说：“李玉琢，没事了，你们做得不错。”
这是当然的。主持OA本部以来，每一台打字机的分配都是我亲自安排的，所有记录都保存在电脑里，不怕任何人查证对账。我对段永基说：“老段，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查账结束，我也不干了。我为公司利益得罪人，现在该轮到别人了。”
我言出必践，不顾段永基的再三挽留，毅然挂冠而去。
现在想来，在查账问题上，段本人也可能是在别人的指责和压力下的无奈之举，并非是对我的信任与否的问题，但我受辱的自尊心以及为打字机而承担的巨大压力，让我断然难以继续。
在离开之前，我再一次去“1·18”空难烈士的墓前拜祭，送了鲜花，我默默地告慰他们：这一年，在你们的神佑下，我不仅把市场打开了，做大了，还做成了百年难遇的卖方市场，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流血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