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卫文化如同中卫人民一样，是那样的纯朴、智慧并富有情趣和特色，既有历史沧桑的过去，有敢为人先的现在，也有无限美好的未来。在这里，我衷心祝愿学灵同志及其所负责的县志办，在奋斗中取得更大成绩，向家乡人民奉献出更多更好的地情精品。
注：本文作者李宗义，系中共中卫县委副书记，《中卫宣传志》主编。
七《中卫文库大观》序三
库者，储存东西的地方；观者，看到的景象，又指对事物的认识或看法。《中卫文库大观》一书，编着者匠心独具，立足中卫着述文化建设，在广泛发掘占有翔实资料的基础上，采取科学的编辑加工手法，从不同层面和视角，进行深入浅出的开创性研究，宏观与微观有机结合，纵陈横剖，完整客观地再现了中卫着述文化的基本构架和丰富内涵，致使文化县底蕴及其波澜壮阔的发展态势得以集中展示，成为弘扬地方文化，“再塑‘文化县’新形象”的有效尝试和成功实践。
学灵君与我共事多年，彼此知情出力，致力地情研究和着述，愉快合作，成事多多，友谊恰恰。其才思敏捷，见闻有长，为人敦厚。涉足志坛十余年间，勤勉敬业，严谨治学，耐得清贫寂寞，脚踏实地地为全县地方志事业的生存与发展呕心沥血，奋力开拓，并取得显着成绩，受到全区史志学界的一致好评。工作中，怀着极其强烈的事业心和历史使命感，善于选题立项，不缀笔耕，并团结和带领县志办公室全体编审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士，高效运筹，全力突破。经过精心谋划，全面研究，昼夜苦战，反复考证，编纂修订，《中卫文库大观》终于正式出版。这是他无私奉献，开拓新猷，丰富志苑品类，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奉献的又一朵鲜艳奇葩，必将会吸引人们欣然观赏并嗅出一股沁人肺腑的清香。
是作谋篇宏纤兼备，内涵条分缕析，互为因果，编排有致。先列历来成书及刊布流传的书目，继而简要介绍各版籍的来龙去脉，进而点出它的社会、文学品位和价值，再概括彰扬主要作者生平及创作成就，遴选地方文化的优秀作品和志苑文稿，从而广度深度相宜地揭示出本县文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文化建设阵容。更为重要的是，本书能使广大读者从各个方面、角度窥视到每个着书立说者，在不同社会环境条件下自强不息、锲而不舍、艰辛耕耘的里程。因此，它是全县广大青少年学习做人、立身行事，正确选择人生道路，激励为实现远大理想而奋斗终生的良师益友，也是启迪教育后来者争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新人的乡土好教材。
本书定稿后，范君邀我披阅作序，故先睹为快，诚将拜读、学习所得凑成拙文，权以为序。
八再塑文化县新形象
感于人际关系与学术交往的商品化，我极少外出，也懒于视听。无形的玻璃，把我和流动着的人群隔开了！
春节后，范学灵同志来寓，说是随便聊聊，谁知却又交付一项任务，嘱我为其新作《中卫文库大观》写篇跋文。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范君，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年轻有为，颇具成就，便爽口允诺下来。接着又赶紧交代：“要写就得讲真话，领导不一定能接受，您恐怕也不会满意的”这便是“命题作文”的由衷。
清样我未看过，只大体浏览了一下宁夏人民出版社审订的目录。全书20余万字，依次为：“地方志鉴赏”40篇“地方史荟萃”4篇“艺文着作集锦”20篇：“作者档案”26篇：“序跋选辑”36篇：“志苑论坛”14篇，外加序、绪言、跋在内，计145篇，分量不算太重，可谓“厚积薄发”。
作者是地道的中卫范家牌坊人，从事方志编纂与研究多年，新编《中卫县志》刚获全国大奖，紧接着又是《中卫文库大观》、系列《中卫年鉴》以及《乾隆中卫县志校注》《当代中卫风范》等地方文史着述。这种“快马加鞭未下鞍”的精神，充分体现了他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对家乡的深情厚爱。
数百年战乱，数十年“左祸”，多少文献典籍荡然无存，辑录钩沉谈何容易？他却陷入在纷乱庞杂的字纸堆里，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仅此精神也堪称难能可贵了。
从时间跨度上看，《中卫文库大观》上限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下限1998年，上下限238年。如此悠久的文化长河，浪里淘沙，沙中筛金，苦趣耶？乐趣耶？唯他自己清楚。限于环境条件等因素，在篇目取舍上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然人在“位”上，身不由己，他大约也有难言之隐？我不知道，也不便多问。发排在急，只能这样了。
我想起为司马迁所称道，进而与屈原并列作传载入《史记》的太中大夫贾谊(公元前201-前169年)博士，作为政论家，他才华横溢却无法施展，因进言汉文帝革新政治而遭妒惨贬，33岁英年早逝。临终前在《鹏鸟赋》中发过这样的慨叹：
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
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
这排比是极中肯的，无所谓褒，也无所谓贬，只是对历史文化现象的一种客观剖析。即使当代学术权威也难以逾越，又何必苛求学灵君呢？
综观整体内容，平心而论，称得上浓缩“文化县”后所展示的洋洋大观矣！
中卫乃文昌之地，自古兴学重教，素有文化县誉称。宋、元之前史无记载，自明正统四年（1439年)起，文庙儒学、应理书院相继创建，星罗棋布的塾学、义学、社学应运而生，形成了官方办学与私人讲学并行发展、相依不悖的繁荣格局。仅科举中试有案可查的贡生、举人、进士即达419名，其中探花1人，解元2人，且不含商学，这对当时仅有2万余人口的边塞小县，自然显得十分可观。辛亥革命后刚进人民国，中卫又率先创办了高级小学8所，初级小学46所，内含清真初小2所，女子小学1所。继之，又创建了省立县级第一所中学、师范和相当规模的端甫学校(今中卫三小），除省垣银川外，这在塞上宁夏显然是先声夺人之举。抗战时期，宁夏的最高学府宁夏中学、宁夏师范学校因日机轰炸迁往中卫，与中卫初级中学合并为“宁夏联合中学”。就朔方而言，尽管时间不长，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与当时北大、清华、南开内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无疑有相似之处。就人才的培养与输送而言，且不说上中学者，也不说读师范者，仅考取外省市深造大学的文理科学子即有52人之多，与兄弟县份相比，自然也是首屈一指的。另据文献记载，宁夏当时仅有3名出国留学生，而其中之一就被中卫优生夺魁。延至解放前夕(1948~1949年），宁夏的教育厅厅长，好多县的教育(科)局长都选拔自中卫人士。
“金张掖，银武威，文教兴盛数中卫。”这口歌足以说明，人们对“文化县”之誉称是认可的。
人们认可的“文化县”，恐怕也不仅限于当时的教育与人才。当我们进一步追溯其源泉，不难发现，作为“丝绸之路”北路驿站，在东西文化的撞击下，它所积淀的文献典籍，它所展示的文物遗迹，尤其它所体现的人文精神，这三者交相辉映，自然显得十分独特。
仅据《嘉靖宁夏新志》载，中卫学宫(文庙与儒学合一之统称)当时却收藏典籍64套47部，计1228本。明初生员定额仅40名，人均所占竟高达307本之多。就其书目，除经典史籍外，如《御制朋党论》《圣谕广训》《谕旨录》《上谕》《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墨刻》《驳吕刘良四书议义》等可谓珍本。学宫后侧，另建一座两层御书楼(新中国成立后改称“和大楼”，县中苏友好协会设此办公，不久拆除），据说也是专藏“御书”的地方。御书楼是否为学宫的辅助建筑？两者所藏是否同系上述典籍呢？县志无载，当也无可考据。据悉，约于清末民初，所藏即毁于兵灾、匪祸，部分流失于民间或残存于寺庙。传说，仅县城内就有九寺十八庙，各寺庙程度不同均有藏书，保安寺(高庙）、藏经阁两处最多，无非也是儒、道、释三家之经典，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品种的书。“五四”运动后，应理小学在原书院的基础上，首创“济苍图书馆”与“启蒙阅览室”，不但购置了象征新文化、新思潮的京沪版图书，如《万有文库》系列丛书，而且建立了成绩室，增置了仪器、文体设施。可惜的是，许多典籍、文物、遗迹先后焚于历次政治运动，残存者寥寥无几。在旧中国极艰苦的战乱年代，地方贤达们能认识到书籍对“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当然也与传统的人文精神息息相关。
“中邑去京师万里，风气视中土为迟”，“然其俗不偷，无奢靡、无浮夸、无僧道煽诱之习”，“且民以耕读为本”，“士皆能好学深思，力行待取，敦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以为齐民之法，蔚然不让中州”(摘引自《道光续修中卫县志》)。俨然，这就是中卫传统的人文精神，与我们今天提出的“开拓进取，敢为人先”是一脉相承的。
看来，“文化县”的称号，并非是哪个朝代的皇帝或哪个时期的首长“恩赐”的，也并非是哪一任“父母官”通过正规程序申报后行文“特批”的，它的形成与演变都是顺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毫无人为因素，谁也无法阻挡，更无可回溯，如此而已！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则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就此而言，中卫的先哲们，并未见到过这一理论（因马克思尚未诞生），然而他们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依据这一理论“建设”自己的文化。旧县志里就有这样一句论述：“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掩卷沉思，不禁惊诧，这岂不是最好的印证？前后两位编纂者，即乾隆年间的黄恩锡和道光年间的郑元吉，以及最早之蓝本《应理志草》的撰稿人(名佚），他们是深明此理，以此为旨而发奋修志的。作为其中的外省籍发遣而来的客座知县，哪里是为“青史留名”“升官晋爵”？何况“得志者不修志，修志者不得志”！缅怀应理州的“太史公”们，我们不能不摘下自己的帽子。他们的政绩与墨迹早已铭刻在中卫变迁的史册上，正如郭沫若所说的“立人立己，达人达己，开山创造，两得其利”了……
行文至此，言犹未尽，索性引申敞开来谈。
“文化县”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所具有的文化只代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就此而言，在明清、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塞上宁夏，这誉称是当之无愧的，一点也不逊色。然而，它所具有的内涵与外延，都只能说明昨天和过去，并不代表今天和明天、现在和将来。重塑应理，再造辉煌，则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职责。
从本质意义上说，“文化县”是当时地理环境、自然经济和小农生产方式下的产物，其主要标志是则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教育。中卫乃地域偏僻的边塞要冲，经济基础是靠黄河灌溉的农业和小手工业作坊，文化的兴盛当然是相对而言的。比如明清之科举中试者，武举人占80.8%，武进士占58.3%，这与当时的军事地位、军屯经济、军生比例不无关系。
——“文化县”所具有的文化，并非单指先贤们遗留下来的着作典籍与文物遗迹，也并非时代涌现出来的社会贤达与学者名流，主要还是那种“蔚然不让中州”的进取精神。否则，与当时发达的中原以至江南、沿海相比，其差距当然显得落后多了。就高层人才而言，仅绍兴、扬州两地就出了多少院士(学部委员），中卫无一人，宁夏仅一人，毫无可比系数。所以，忽略人文精神，变相地谈文化传统，“传统”则会变形、走样、失真。
——有人讲，“文化县”的文化传统“直接影响到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这观点笔者实在不敢苟同。如果说，我们今天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现代化水平有所提高，那么与旧有的传统文化并没有根本的因果关系；假如真的是“文化县”的传统文明带来的，岂不早就实现了“小康”，何至于停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何至于连教育经费也短缺，发起“普九攻坚”？
——对“文化县”及其文化史的研究，不能脱离客观现实，也不能不顾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变化，当然更不能割断历史上出现过的每一种价值观念同现实的社会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今天的“两个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笔者因编着《中卫教育史》的需要，曾留心查阅了“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这一期间应理小学(今中卫二中）、应理女校(今中卫二小)、省立二中(今中卫中学)的史料，不难发现“修身与立人”“民主与科学”的内涵。这一命题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它既是文化的主题，又是政治的主题。由此可见，我们的文化先辈，当不乏头脑清醒的仁人志士——个地区的文化与传统，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品格，都必须充分认识自身的价值，都必须具有自我批判的能力，这样才能发扬光大，世代相传。鉴于此”“文化县”及其文化是一个具体而客观的存在，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同时又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它的时代局限性将会逐步显现出来。因此，对“文化县”之文化史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且如若将本地区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与此相关的军事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样的研究就会更加全面、科学。
今非昔比，时过境迁。中卫乃至宁夏地区的许多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今天谈“文化县”，当然得顾及社会经济与人文精神的实际情况。真正的文化人，应该悟出这层简单的道理。但不知从哪一天起，“文化县”成了某些人的“口头禅”，大凡文化、教育领域的会议，大凡外宾、首长光临的场合，总先以“文化县”做楔引，然后才切人正题，大讲成绩与经验，淡化问题与教训，讲者言不由衷，听者诚惶诚恐。真的，再这样口口声声离不开老祖宗荣耀的过去，那无异于“老张卖瓜，不甜也夸”。
毋庸讳言，人们崇尚知识、崇尚文化的意识仿佛淡薄了，尊师重教、兴学育才的传统似乎忘却了，“再穷也不能穷了教育”反而变成一句激动人心的表态誓言。令人痛心的是，人格理想与价值观念出现了严重的倾斜与坍塌，看书学习、深人钻研的风气得不到有效的鼓励与倡导，随之而来的拜金主义、享乐思想在不断升温蔓延，好像能捞到钱就说明自己有本事，而为了钱可以出卖尊严，可以坑蒙拐骗，可以铤而走险！我们刚刚摆脱了“政治万能”的疯狂，我们是不是又陷入了“金钱万能”的歧途？我们的“文化县”标牌呢，难道只剩下高庙、鼓楼、沙坡头？林立的酒楼、饭店、宾馆、商都、发廊、家私城、桑拿浴、录像室、歌舞厅岂能是“现代文明”的标志？这些问题的提出是不是故弄玄虚、危言耸听？是不是不合时宜、不识时务？人呵，往往看得见天上的星星，但不一定能看清眼皮底下的事情，可顺口溜编得好：“三步一个食堂，五步一个银行，满大街不见一个茅房……”
时事、国事、人间事，凡事须得揣摩、思考、研究才会弄明白的。
谁最明白呢？鲁迅先生说：“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及之处的。”（引自《“题未定”草》，《鲁迅全集》1958年版第6卷第3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