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普通话与方言
语言是人们进行一切社会活动的交际工具，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过语言传递信息、交流思想、表达感情。我国地域辽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域产生了不同的汉语分支——方言。方言众多，给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进行交流造成了诸多的不便。所以，一个国家为了交际就需要一种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作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在中国现代社会的交际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1.1现代汉语方言的形成及现状
方言是某一种语言的地域变体，是语言随着社会的分化、发展而逐渐分化、发展形成的。汉语方言的存在不是现在才有的，《孟子》记载：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孟子对戴不胜说：“你希望你的君王贤明吗？我明白告诉你。这里有位楚国官员，希望他的儿子会说齐国话，那么，找齐国人来教呢，还是找楚国人来教呢？”戴不胜回答道：“找齐国人来教。”孟子说：“一个齐国人来教他，很多楚国人干扰他，即使每天鞭打他要他说齐国话，也是不可能的。假如带他在庄、岳闹市区住上几年，即使每天鞭打他要他说楚国话，也是不可能的。”
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汉语就已经有方言的存在了。汉语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分化为不同的语言，但由于各种原因、各种条件也形成了多种方言。汉语方言到底该分为几大类，至今学术界意见不一，以下七大类是大家都公认的。
（1）北方方言。北方方言区包括长江以北地区，长江以南的镇江以西、九江以东的沿江地带，云、贵、川三省，湖北省大部（西南角除外），湖南省西北角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71.2%。
（2）吴方言。吴方言区包括长江以南、镇江以东地区（镇江不包括在内），浙江省大部。
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8.3%。
（3）湘方言。湘方言区就是湖南省（西北部除外）。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4.8%。
（4）赣方言。赣方言区包括江西省大部（东北沿江地带和南部一部分除外）。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2.4%。
（5）客家方言。客家方言区包括广东省东部和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福建省西部，江西省南部，以及湖南、四川少部分地区。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3.7%。
（6）闽方言。闽方言区包括福建省，台湾省，海南省一部分，以及广东省潮安、汕头一带。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4.1%。
（7）粤方言。粤方言区包括广东省大部分地区，香港、澳门特区，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南部。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5.5%。
不同方言之间的差别有大有小，总的说，语音上的差别比较大，其次是词汇，语法方面的差异最小。
1.1.2普通话的定义、内涵及形成过程
方言的存在，给全民族的自由交际带来了不便，甚至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为了使社会能有效地协调与运作，促进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能飞速发展，方言分歧较为严重的民族都会有一个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便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
普通话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阐述了普通话的内涵。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是普通话在语音方面的标准。选择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北京是我国的首都；二是因为使用人数多，在全国分布范围广、影响大；三是因为北京语音系统结构简明，规律严整，音节悦耳动听。
需要注意的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不能理解为说北京话就是普通话。首先，语言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多个要素。这句话只是界定了普通话语音的标准。再者说，所谓的标准音也是就北京话的语音系统来说的。北京话语音内部有很多分歧，譬如说，北京一部分人对某些字有误读的情况，如北京话里的大量儿化词（如“今儿”、“明儿”等）和轻音节词（如把“明天”、“古怪”、“主张”、“重要”等词里的“天”、“怪”、“张”、“要”都读成轻音），也不能照搬不误都吸收到普通话里来。再说，普通话也还要不断从其他方言中吸收富有表现力的成分。我们所以要强调这一点，这一方面有助于方言区的人们增强学习普通话的信心，另一方面也可以消除误解，以免把北京土话当普通话来学习。
“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说的是普通话的词汇标准。为什么语音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而词汇不说以北京话的词汇为标准呢？现代汉语书面语是白话文，因为北京话在民族共同语中的重要地位，所以现代白话文更多地汲取了北京话的语汇，但同时也继承了旧白话文。随着四大古典名著等许多优秀的白话文学作品的传播，旧白话文主要的词汇基础是北方话，因此今天我们确定书面语的基础词汇时不可能无视这样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不可能也不应该把它限制在北京话的范围内。
再说词汇就自身性质来说，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它不能也无法限制在某个地点或地区的方言内。因此根据历史和现实的情况定出一个宽泛的大致的范围，然后随语言的发展随时加以规范调整。
舍弃北京话里地方色彩太重的方言词语，还要吸收方言中能丰富普通话词汇作用的新鲜词语，以及古代的和外来的富于表现力的词语。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是普通话在语法方面的标准。“著作”就是文章和文学作品，是经过字斟句酌、反复修改的作品。著作的作者一般应具有较好的语言功底和表达能力。“典范”的含义指经典和规范。即使是“名人名作”，如果不是经典或规范的，也不在此例。这就排除了“以人划线”和简单化，例如，即使像鲁迅、郭沫若这样的语言大师，也有非典范的作品。另一方面，“典范”的著作必然经得住推敲，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凡是经过多人反复推敲，社会权威机构发布的文章作品，都具有语法规范的价值。例如政府公文、教材、报刊重要文章、影视传媒中的严肃作品等。
总之，普通话的上述标准，不是少数人主观规定的，而是有它的客观基础的。这里所说的客观基础主要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从上古到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一直在北方；八百年来，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唐宋以来，有影响的白话文学，都是以北方方言写成的。可见，今天规定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是完全符合汉语发展规律的。
“普通话”的名称及其含义是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里明确规定的。但汉民族这一共同语的形成却经历了很长时间。
汉语共同语在春秋时代叫做“雅言”。《论语·述而篇》说：“子所雅言，《诗》、执礼，皆雅言也。”孔子是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他平时大概说山东方言，但在读《诗》、读、行礼的时候，则用当时的共同语“雅言”。汉语共同语往后发展，至汉代扬雄在《方言》里称之为“通语”，元代周德清在《中原音韵》里称之为“天下通语”，明代张位在《问奇集》里称之为“官话”，辛亥革命以后称之为“国语”，现在称之为“普通话”。由“雅言”、“通语”、“天下通语”到后来的“官话”、“国语”以至现在的“普通话”，其发展过程是一脉相承的，反映了汉语共同语在两千几百年间发展的大体过程。
1.1.3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关系
共同语是一个民族全体成员通用的语言，方言是民族语言的分支，是局部地区人们使用的语言。共同语是在某一方言基础上形成的，共同语也吸收基础方言以外方言的有用成分来丰富自己。两者是兄弟姐妹的关系，不是父子关系。例如“的士”、“尴尬”等原来根本没有的其他方言中的词也进入了普通话。
汉语方言为各方言区居民服务，并为保存地域文化发挥作用。虽然方言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一方之言，但它并不是低级的语言、落后的语言。语言没有优劣之分，有些人把方言看成是“县以下的人才说的”低级的、落后的语言，这是错误的。普通话不断地从方言中吸取营养，丰富自己。同时，也对方言产生着巨大影响，对方言起制约作用，吸引方言向自己靠拢。
推广普通话不是消灭方言，不会妨碍方言的发展。推广普通话是现代汉语规范化的重要内容。规范化限制剔除的只是那些不合语言发展规律的东西，只是为了克服语言的内部分歧和混乱，恰恰是促进语言向更加健康、精密、适应时代要求的方向发展。
1.2普通话的推广
1.2.1推广普通话的意义
我国是汉语方言分歧较为严重的国家。大力推广、积极普及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有利于克服语言隔阂，促进社会交往，增进各民族各地区的交流，维护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在科技、文化、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在世界上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作为中国的官方语言——汉语，在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中也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在全社会大力推广和深入普及普通话已势在必行。目前，普通话已成为我国许多待业从业人员的必需要求，普通话的等级考试也逐年升温。因此，学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既是提高自身素质的要求，也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1.2.2国家推广普通话的方针和政策
首先，推广普通话不是消灭方言。各民族语言平等共存，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的自由。国家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的学校开设汉语课程，应当教学普通话。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需要使用汉语的场合，要推广和使用普通话。
在处理普通话与汉语方言的关系上，坚持社会语言生活主体化和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使公民普遍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并在一定场合自觉使用普通话；另一方面，承认方言在一定场合具有其自身的使用价值，推广普通话不是消灭方言。
但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推广普通话的方针是不同的：20世纪50年代，我国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方针是“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这个方针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对于普通话的推广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来，推广普通话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第一次在根本大法中明确了普通话的通用语言地位。随后，推广和使用普通话陆续写进民族区域自治法、义务教育法、教育法等多种法律、法规。这样，推广普通话不再是一般的“提倡”、“号召”的事情，而是应当大力推行的执法行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推广普通话成为日益紧迫的任务，对扩大普通话的普及范围和提高全民普通话应用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随着教育的逐步普及和教育手段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广播电视等有声传媒的迅速普及，以及范围越来越广的人员流动，掌握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在全民范围内普及普通话和提高普通话应用水平已经具备了现实基础。
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把推广普通话列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并指出形势变化了，推广普通话工作要有新的进展，工作重点要放在推行和普及方面，在普及方面应当更加积极一些，1992年国家语委把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方针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1997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要求继续贯彻这个方针，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并且提出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率先普及普通话的要求。现在，推广普通话的实践证明，这个工作方针符合现实需要，对全国推广普通话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2.3推广普通话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三条：“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
第四条：“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第五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第九条：“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第十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第十二条：“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第十三条：“提倡公共服务行业以普通话为服务用语。”第十四条：“广播、电影、电视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第十九条：“凡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岗位，其工作人员应当具备说普通话的能力。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和影视话剧演员、教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应当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对尚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普通话等级标准的，分情况进行培训。”第二十条：“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七条：“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小学高年级或者中学设汉文课程，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第四十九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的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汉族干部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干部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也要学习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汉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二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教学，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六条：“学校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可以用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在教育教学和各种活动中，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师范院校的教育教学和各种活动应当使用普通话。”
《扫除文盲条例》第六条：“扫除文盲教学应当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幼儿园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幼儿园应当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第十四条：“民族乡的中小学可以使用当地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同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