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迪
那时我几乎长年住医院，住在儿童病房，等着我的腿好起来，等着回到市委保育院大班那群快乐的孩子们中间去，在那里真有说不出的快乐，我可以尽情地跑，尽情地跳，尽情欢呼，也尽情地调皮捣蛋。
死是美丽的。
我写下这个题目天正下着秋天的雨。
我第一次觉得死是美丽的就是一个正值秋雨的日子。那时我约五岁半，住在医院里。那时我几乎长年住医院，住在儿童病房，等着我的腿好起来，等着回到市委保育院大班那群快乐的孩子们中间去，在那里真有说不出的快乐，我可以尽情地跑，尽情地跳，尽情欢呼，也尽情地调皮捣蛋。
一天我住进了白色的病房里，四周静极了，屋里只有两张带铁栏的儿童病床。虽然医生说我的病情很严重，可在这里我算病得最轻的。我还能坐着，从铁栏里向外张望，观望屋里也观望窗外。我还能说话，只要有护士阿姨，我就会不停地说，不停地问，阿姨，我什么时候好？阿姨，我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阿姨……如果几个护士阿姨凑在一起，她们便说，这孩子怎么这么精神？
的确，我没有一会儿安静。我坐病床上玩腻了所有能摸得到的东西，实在没有东西玩儿了，我便拔开暖瓶盖，看着那一缕缕热气变幻着形状冒上来，飞升去。我曾期望对面床上的那个孩子跟我说话，跟我玩儿，可他却整天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微闭着眼睛，发出轻轻的鼾声。他的头上缠满了白色的绷带，鼻子里插着一根细细的红色的小管子，手上脚上终日吊着盐水瓶。他的爸爸来了，他也不睁开眼睛，他的爸爸给他带来一堆花花绿绿的罐头、果子露，他还是不睁开眼睛，而那一切都让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垂涎欲滴。我们班里有个男孩子为了想吃一口罐头，故意在下雪天脱光上衣，飞跑到门口让冷风猛吹一下，回到床上很响地打喷嚏，好让自己感冒发烧打哆嗦，住进隔离室，等待吃罐头。
我的床头没有罐头，也没有果子露，我只是腿不能走路，我照样香喷喷地吃饭，可我羡慕那个孩子的罐头和果子露。于是我想叫醒他，喂，喂，你还没有睡够吗？呸，你讨厌！他叫也叫不醒，喊也喊不醒。我拿根小棍轻轻捅捅他，轻轻敲敲他，为了能够着他，我差点儿从床上摔到地上。
阿姨说这个孩子没长脑瘤之前又活泼又调皮，后来病重了，做完手术他累了，就睡着了，他正在做一个很长的梦。
他做什么梦？他梦见了什么？我不停地问。
阿姨说他梦见自己坐火车到很远的地方去，那里是个很美的地方，等火车到站他就醒了。
于是我盼望男孩坐的火车快些到站，然后他睁开眼睛，然后他跟我说话，然后他让我尝尝他那些花花绿绿的罐头和紫红色的透明的果子露，再告诉我他所看见的一切。
我每天双臂伏在铁栏上，下巴懒懒地靠在胳膊上，等待他醒来。
男孩子很漂亮，圆圆的脸庞，翘鼻子，嘴巴微张着，有点儿像笑的样子，可以看见他像我一样掉了一颗大门牙。他没有睁过眼睛，我想他的眼睛一定又大又亮。每当看到他黑黑的眼睫毛眨动，我就会高兴，我就会叫他，喂，喂，你看，你看，外面下雨啦，有一只蜻蜓飞来啦！
有一天，很冷，天真的下起了雨，雨不大，发出均匀的淅沥声，屋里很昏暗，我很闷，很想哭，伏在栏杆上不耐烦，就睡着了。
忽然我听到一阵忙乱的声音，猛地睁开眼睛，看见男孩子的床边围着一圈医生。他们悄声说话，摇头，无声地收起听诊器，无声地收起病历夹，又无声地走出去。护士阿姨拔去男孩子鼻子上的红管子，拔掉他手上的吊针，又用白色松软的毛巾为他擦脸。男孩子的脸色变白了，更安静了，他的睫毛不再眨动。阿姨扯起白色床单将他全身盖严了。
为什么把他盖起来？我还等他醒来呢。我说。我不敢大声说，只是小声嘟哝，因为屋里的人都放低了声音说话。
后来，男孩儿的爸爸妈妈来了，他们给他穿了崭新的蓝色有白杠的海军服，还把一顶后面有两根飘带的海军帽戴在他缠满白色绷带的头上。然后他们悄声哭泣，哭湿了手绢。这时来了一辆带四个轮子的平车，人们把男孩儿抱上去，推他走了。我听到更伤心的抽泣声。
看窗外细细长长的雨声，我呆呆地想着，恍惚看见那个男孩子睁开眼睛，扯下了头上的绷带，牵着爸爸妈妈的手跑上火车。长长的绿色的火车发出呼叫，轰隆隆向前开，闪亮的车窗像幻灯片一样闪过。
我想起自己去武汉爷爷家就坐过火车，车窗外面真的很美，有田野，有小河……
死，就是去很美好的地方啊！
我的小小的心安静下来，就困了，就睡着了。
作者简介
张海迪（1955—），生于济南，中国著名残疾人作家，哲学硕士。1960年张海迪五岁时因患脊髓血管瘤导致高位截瘫，1970年又随父母下放至山东聊城莘县，自学完成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学习，并学习针灸，在当地行医。张海迪得到了两个赞誉：一个是“八十年代新雷锋”，一个是“当代保尔”。
【心香一瓣】
生如夏花般绚丽，死如秋叶般美丽。那个病床上的男孩还是平静地离去了。谁不留恋人世间的生活，谁不想在生命的舞台上跳一场美丽的华尔兹？只是病魔有时候很无情，我们来不及衡量自己生命的长度，就不得不挥手告别。
所以，能好好地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珍惜时间、珍惜生命吧，生命有了足够的厚度，就是精彩和完美，又何惧它的长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