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提到的哥尔德·斯密斯与其他人的例子很好得证明了这个世界是如何粗暴地对待这些天才人物的，同时也证明了这些文学家和艺术家在应付社会生活上是多么的无能。有些人认为社会应该多宽容他们的天才，政府也应该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但是如果他们自己不愿像普通人那样做一些事情——自尊和节俭，那么社会或者政府好像也不能为他们做什么了。或许我们会同情哥尔德·斯密斯的困苦生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始至终哥尔德·斯密斯的真正的敌人其实就是他自己。事实上他的收入很高，14年一共赚了8000英镑，如果在今天，他赚到的钱还会多得多。他的一本《关于地球与富有生机的自然界的历史》，就使他赚了850英镑。而这本书充其量只能算作富有技巧的东拼西凑。约翰逊提到他时说：“如果哥尔德·斯密斯能够区分一匹马和一头牛，那么这就是他动物学知识的水准。”《性情温和的男人》一书的出版为他赚了500英镑，其他作品也都如此。在文学上，哥尔德·斯密斯像约翰逊一样成功，但是在做人方面，他却缺乏约翰逊的那种朴素、自立和自尊。
事实上，在哥尔德·斯密斯的思想深处，他也懂得什么是正确的生活道路，只可惜他缺乏走向正确道路的勇气。在他给兄弟亨利的信中，他谈到他侄儿的前途时，他这样写道：“我亲爱的兄弟，要把你的孩子教育好，要教他学会节俭与朴素。要让他看到他那可怜的叔叔堕落的样子。在我从经验中获得节俭的意义之前，我读了很多有关大谈慷慨无私的书籍。渐渐地我养成了哲人般的生活习惯，并用哲人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从而使自己也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就这样，经济的拮据加上过分的慷慨，使我忘掉了公正的法则，甚至将自己沦落到那种对那些施舍者无比感恩的悲惨境地。”
在拜伦还没有成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债务缠身了。在他20多岁写给贝克尔先生的信中，他这样说道：“唉！我现在的处境真是每况愈下呀！在我21岁之前，我所有的债务已经达到9000～10000英镑。”在他成年的时候，他在纽斯蒂德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而这场宴会的所有花销都是从高利贷商人那里借来的。他的经济困境不但没有减轻，反而与日俱增。据说在他的母亲临死的时候，还因为看到了装潢商人的账单而愤怒。当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的第一篇出版的时候，他把版权赠送给了达拉斯先生，并且宣布他决不想通过写作来赚一分钱——后来这一决定终于被他明智地改变了。但是这一时期文学上的收入并不能减轻他沉重的债务负担，他依旧步履艰难，债务依然在增加。他的婚姻大概是希望利用妻子的财产缓解他的负担，但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更加贫困了。他们的结合只能酿出苦果，生活的境况因为债主与治安官的追究而不断恶化。
由于生活的压力，拜伦几乎被迫将著作的版权卖掉了，但是他的出版商却阻止他这样做，并且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应付一下目前的生活危机。在他结婚的第一年，他的房子曾9次被负责债务的官员所占有，他家的门槛儿几乎每天都要被要债的人挤破，由于他的地位所享有的特权他才免于监禁。拜伦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意味着痛苦与不安。紧接着，他的妻子离开了他，这几乎把他推到了疯狂的边缘。虽然他没有从他的第一首诗中得到一分钱，但是后来拜伦改变了做法，甚至学会了与出版商进行精彩而艰难的谈判。可是在拜伦的传记中，穆尔并没有提到在拜伦去世之前，他是否已经从难以忍受的债务漩涡中摆脱出来。
在忍受债务压力时，不同的人在态度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有的人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什么负担，依然轻松自在；有的人则感觉有些压力；有的人便感到苦难深重。债权人是压迫者，而自己就是被压迫者。在这里，道德感往往表现得更为强烈，他们使用着别人的东西却没有支付相应的钱：身上穿的衣服；嘴里吃的食物；手中端的美酒；用从肉铺、百货店、酒商和菜农那赊来的东西招待客人。他们会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行为本质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寒酸，而且是不正直，这种心理必定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负担。
心态良好的负债人的数量还在增加。雪菲勒斯·西伯是一个负债累累的人。他曾向路人乞讨1基尼，买了一块面包，可他竟把它当做鸟食。富特的母亲曾写信向他求助：“亲爱的儿子，我因为无法偿还债务而被捕入狱，快来帮助你最亲爱的母亲吧！”富特在回信的时候说道：“噢！我亲爱的妈妈，我和您有着同样的遭遇，您心爱的儿子根本没有为您清偿债务的能力。”斯梯尔与谢里丹把债务看做是极其轻松平常的事。当他们要招待那些债务官员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些人请到马房里，让他们在桌边一味地等着。没有什么能够打扰斯梯尔内心的宁静。当他因为债务而被迫离开伦敦的时候，他来到了一个小乡村，在那里他继续着他的那种慷慨大方，给那些为农村带来欢乐、表演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奖金。谢里丹也是一个不把债务放在心上的人，并且有的时候他还拿债务开玩笑。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用字母“O”作为名字的开头，他说坚定地说没有一个家族有资格这样做，“因为，事实上‘O’表示（Owe）我们欠所有人的钱。”有一次，一张账单因为多次在手中传递而有些磨损、破旧，债权人为此而向他表示歉意，谢里丹只是笑笑说：“作为你的朋友。我真诚地奉劝您，还是把它拿回去吧。以后用羊皮纸写账单会耐用一些。”
而伯彭斯的态度就与众不同了。因为一套自愿者的制服，他欠了人家7英镑4先令，但他因为没有能力偿还而有些发疯。他将出版的歌曲集送给他的朋友汤姆逊，恳求他能借给他5英镑，并且再三强调这份“歌曲集”是具备升值潜力的。《爱之歌》是他创作的最后一首诗，它也算作了清偿这次债务的一部分，而几天之后，他就去世了。
在西尼·斯密斯早年的时候，他就与贫穷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虽然他的生活很贫穷，但是他拥有渊博的知识和一个庞大的家庭。他的女儿认为，债务给斯密斯带来了很多个不眠的夜晚。因为一张又一张的账单被送进来，他就要仔细地核对并且逐张支付上面的欠款，他感觉在他的头上悬着一个重重的债，他被不安和恐惧折磨着。一天晚上，他的女儿看到父亲把头埋在两手之间，大声地喊到：“啊！难道我要在监狱里渡过我的后半生吗？”但是斯密斯先生勇敢地面对了这一切，他承受住了债务的压力，并且以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情努力工作。在微薄的收入之外，他还为《爱丁堡》撰稿，从而挣一些外快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最后他获得了晋升，他依靠自己的忍耐力、勤劳和自立改变了原有的苦难生活，并且从中得到了最实在的回报。
笛福的一生也是在与困苦、债务的斗争中渡过的。他总是与人争吵，而且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他挑起的争端。当他还是青年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积极的小册子作家，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他先后做过很多职业，例如：蒙茅斯公爵的士兵、制瓦工人、策划人、诗人、政治代理人、小说家、散文家和历史学家。还有一段时间，他是在监狱里渡过的，因此他对刑枷一点都不陌生，当他的对手指责他，说他是一个惟利是图的人的时候，他表示“为了追求安宁，他才卷入大量的争吵的”；“他是如何因为别人的债务而被起诉的，他是如何受到公众严厉的谴责的，但他一定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的”；“他有着庞大的家族，但是除了自己的勤劳之外，他显得很无助。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不走上借债的道路？怎么能不陷入债务与不幸的漩涡之中呢？”；“在监狱、疗养院和所有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在没有任何朋友或亲人的帮助下，他是如何支撑地、勇敢地走下去的呢？”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谁会像笛福那样，一生之中不断地与艰难困苦斗争。虽然他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这并不能使他摆脱债务的纠缠，甚至有人相信在他死的时候，他都没有清偿全部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