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迎接年的，不是灯笼、春联和爆竹，而是年画。
我家贴年画总是在腊月二十七、二十八的晚上，这是全家人都要参与的一项最美丽最快乐的劳动。我们把炕擦得又光又亮，将从城里书店买来的卷在一起的年画在炕上展开，随着一股芳香的油墨味飘扬而出，年画那鲜艳的油彩也就扑入眼帘了，让人仿佛在瞬间看见了春天。这时候年画成了太阳，而我们是葵花，我们的脑袋都探向它，沐浴着它散发出的暖人的光泽。我们一张张地欣赏着年画，议论着该把它们贴到哪个屋子的哪面墙上。通常来说，大屋中的北墙是贴年画最重要的位置，因为这面墙最为宽大，而且由南门进得屋子，最先看到的就是这面墙。还有，大屋的炕上住的是父母大人，他们躺在炕上，抬眼就可看到对面的北墙，如果那上面张贴的画不够精彩和悦目的话，想必他们也会觉得压抑的。不过在选择北墙的年画上，爸爸和妈妈常常意见不一。爸爸喜欢那些故事性强的、笔法细腻灵动、色彩雅致的，如《武松打虎》、《三打祝家庄》，而妈妈喜欢那些富有民间传奇故事色彩并且画面印有吉祥图案的年画，比如杨柳青年画，那里面要金麒麟有金麒麟，要荷花有荷花，要鲤鱼有鲤鱼，要寿桃有寿桃，这就很符合妈妈的审美观、理想观。我们姊妹三人在他们意见相左时是做评判的，弟弟由于跟爸爸妈妈睡一铺炕，他很有发言权。他要是相中了哪一张，就拿着图钉往北墙摁了，而那画面上基本是些舞枪弄棒的古装画，这遂了爸爸的心意，妈妈却不很高兴，但大人过年原本就是为了哄小孩子过的，妈妈也不说什么，赶紧折中拣上一张《猪八戒背媳妇》的画挤上去，使那带金戈铁马的画面有了点喜庆的气氛。我和姐姐住的屋子，张贴的基本是那些胖娃娃与花朵的年画。当然，有的时候也有人物画，比如《红楼梦》中的《晴雯撕扇》、《探春结社》、《宝钗扑蝶》、《黛玉葬花》等画，还有《草原英雄小姐妹》等。我妈妈不喜欢我们贴《黛玉葬花》，嫌那画面太凄凉。就是表现龙梅和玉荣保护集体羊群事迹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妈妈也不喜欢，她大约怕我和姐姐也遭遇那样的暴风雪吧。最后上了我们屋子墙壁的，都是些光着屁股的童男童女，他们往往脚踏金麒麟或满载金元宝的船，怀抱红鲤鱼或者大寿桃，脚腕和手腕上套着莹光闪烁的珍珠，脖子上戴着金项圈。画的四周又往往环绕着红牡丹和“福”字，看上去热闹而俗气。我最不喜欢年画上印有“福”字，如果它出现在画的边缘倒也可以忍受，倘若画面的中心是一个胖娃娃举着个巨大的“福”字，我就不能容忍了，一定坚持不能上我们小屋的墙。因为除夕贴春联时，所有的门窗都要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这张面孔熟得不能再熟了，已经让人生厌。所以到了正月里，风把门上的“福”字刮掉，狗叼着它，舔舐它背后用面粉打成的糨糊时，我就有一种快感，想着它为了给人昭示好运而忍饥受冻地站着，最终却落到了狗嘴里，实在是开心。
年画被分派好位置后，各就各位就很容易了。通常是父母一手拈着画的一角，一手拿着图钉张贴，而我们坐在炕上帮他们看画与画之间对得齐不齐。我们的眼力有时也出问题，待画贴好了，从炕上跳到地上再仔细一望，原来贴歪了，于是大家就在笑声中重来，这更让人感觉到年的滋味的浓郁。
正月里，家家都挂着花灯，城里的秧歌队也会走上十几里的山路来我们小镇表演。我家挂的灯笼，总是红色的宫灯，而糊灯笼是我的活计。也许因为我是正月十五灯节出生的缘故，而且乳名又唤做“迎灯”，所以他们总是把与灯有关的活派给我。很奇怪，我在绣花和缝纫上笨手笨脚的，但糊灯笼却是无师自通，十分娴熟。我知道将红纸裁剪成什么形状，就能恰到好处地糊在灯笼的骨架上。糊的时候还要掌握好松紧度，太紧了容易使灯笼像熟透的果子而绽裂了皮，太松了纸张又容易起褶皱，使它看上去就像生了皱纹，老气横秋的。我糊灯笼的时候，妈妈往往会摆上一盘炸的江米条来犒劳我，我像狗一样用舌头舔着它吃，不敢伸手去抓，怕手沾上油污，弄脏了灯笼。由于爱灯笼，所以年画中出现它的影子，我是不厌烦的，而且只喜欢红色的宫灯，它看上去饱满而又美观。至于走马灯、南瓜灯，我就没有那么热爱了。
有一年学校组织了一支秧歌队，要在灯节的那一天表演秧歌，规定每个成员都要做一盏花灯。我妈妈求人为我做了一盏白菜灯。它的底部用的是白纸，上面张开的叶片用的则是绿纸。这灯白天看上去并不起眼，而一旦晚间点燃了它，它的美就幽幽呈现了。白纸和绿纸的光焰一交融，白纸就泛着柳树新绿的光泽，而绿纸上则仿佛洒满了月光，那种绿柔和而纯净极了。我举着白菜灯扭秧歌的时候，前来观看的家人找不到我，就找那盏白菜灯，一找就找着了，它在众多的灯中显得那么与众不同。我用不着展示自己的舞姿，只需挥动着胳膊，让它跳来跳去就可以了。我听见围观者不时发出对白菜灯的赞叹声，都说它水灵、好看，这让我得意非凡。回家之后，我异想天开地想绘制一幅关于白菜灯的年画，连画的位置都物色好了，就贴在后窗的左侧，这样它与右侧悬挂的月份牌就成了一对姊妹了。我找来一张十六开的白纸，把彩色蜡笔摆好，先用铅笔描画了一个小女孩的形象，让她一只胳膊垂着，一只胳膊举着白菜灯，然后给画涂色。也许蜡笔的质地太粗糙，涂来涂去，灯不像个灯样，女孩也没个女孩样，而蜡笔中鲜润的颜色已基本被耗尽了，只剩下那些深色调的，让我好不失望。我做的第一张年画，就付之一炬了。想必火炉也是要过年的，它收留和吞噬它的时候是那么地惬意和畅快。而我的后窗的左侧，仍然是一片空白，那右侧的月份牌，也就只能独自流逝着岁月了。
那时我们一家人最喜欢的娱乐，就是晚间时聚集在大屋的炕上打扑克。我们只穿着背心和短裤，围成一圈。谁输了，谁的嘴唇上就会被粘上用一张纸条做的白胡子。爸爸暗中总是给我们让牌，所以每次都是他挂的白胡子多。我爱倚着北墙，因为这样坐着，肩头上扛的就是年画了。出了正月的年画就不那么鲜亮了，到了夏季，我们拍苍蝇和蚊虫时，又往往给这画增添了污迹。但它毕竟是年画呀，想着这旧的年画总有一天会被新的替代，就觉得日子是有盼头的。我们在年画下打扑克时，还喜欢从菜窖中取出一个青萝卜，把它洗净后切成片，当水果来吃。所以我们家的牌局可称为“萝卜牌局”。口中嚼着脆生生的萝卜，手里握着一把扑克牌，这日子已经足够滋润的了。偏偏还要有锦上添花的事情发生，那就是蟋蟀的叫声，我们管蟋蟀叫“蛐蛐儿”。蛐蛐儿常常在我们打牌的时候，在灶房发出清丽婉转的叫声，好像在为我们伴奏。它们喜欢待在阴湿的水缸旁边，平素你看不到它们的身影，但到了夜晚，它们却像夜莺一样亮开歌喉了。因为蛐蛐儿的学名叫“蟋蟀”，我们那一带的人依据其中的那个“蟋”字，把它和“喜”字联系到一起，所以蟋蟀的叫声就是吉祥的象征了。我打扑克的时候一听到蟋蟀叫，就忍不住要看一眼年画，好像蟋蟀蹦到了年画上，并且要从年画上跳到我的肩头似的。所以我回忆起年画，最先出现在脑海中的并不是色彩，而是声音。那笼罩着蟋蟀叫声的年画，虽然早已飘零了，但今天的蟋蟀仍然会在寂静的夜晚，用它那令我们无比熟悉的歌喉，把三十年前的夜晚给我们“嚯嚯”地叫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