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的春雪，比冬天的雪要姿容灿烂。雪花仿佛沾染了春意，朵大，疏朗。它们洋洋洒洒地飞舞在天地间，犹如畅饮了琼浆，轻盈，娇媚。它们似乎知道自己的美丽，不像冬天的雪往往在夜里下，它们喜欢白天时从天庭下来，安抚着人们掠美的眼神。
我是喜欢看春雪的，这种雪下的时间不会长，也就两三个小时。站在窗前，等于是看老天上演的一部宽银幕的黑白电影。山、树、房屋和行走的人，在雪花中闪闪烁烁，气象苍茫而温暖，令人回味。
去年，我在故乡写作长篇《额尔古纳河右岸》。4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正写得如醉如痴，电话响了。是妈妈打来的，她说，我就在你楼下，下雪了，我来给你送伞，今天早点回家吃饭吧。
没有比写到亢奋处遭受打扰更让人不快的了。我懊恼地对妈妈说，雪有什么可怕的，我用不着伞，你回去吧，我再写一会儿。妈妈说，我看雪中还夹着雨，怕把你淋湿，你就下来吧！我终于忍耐不住了，冲妈妈无理地说，你也是，来之前怎么不打个电话，问问我需不需要伞？我不要伞，你回去吧！
我挂断了电话。听筒里的声音消逝的一瞬，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犯了最不可饶恕的错误！我跑到阳台，看见飞雪中的母亲撑着一把天蓝色的伞，微弓着背，缓缓地朝回走。她的腋下夹着一把绿伞，那是为我准备的啊。我想喊住她，但羞愧使我张不开口，只是默默地看着她渐行渐远。
也许是太沉浸在小说中了，我竟然对春雪的降临毫无知觉。从地上的积雪看得出来，它来了有一两个小时了。确如妈妈所言，雪中夹杂着丝丝细雨，好像残冬流下的几行清泪。做母亲的，怕的就是这样的泪痕会淋湿她的女儿啊！而我却粗暴地践踏了这份慈爱！
从阳台回到书房后，我将电脑关闭，站在南窗前。窗外是连绵的山峦，雪花使远山隐遁了踪迹，近处的山也都模模糊糊，如海市蜃楼。山下没有行人，更看不到鸟儿的踪影。这个现实的世界因为一场春雪的造访而有了虚构的意味。看来老天也在挥洒笔墨，书写世态人情。我想它今天捕捉到的最辛酸的一笔，就是母亲夹着伞离去的情景。
雪停了。黄昏了。我锁上门，下楼，回妈妈那里。做了错事的孩子最怕回家，我也一样。朝妈妈家走去的时候，我觉得心慌气短。妈妈分明哭过，她的眼睛红肿着。我向她道歉，说我错了，请她不要伤心了。她背过身去，又抹眼泪了。
我知道自己深深伤害了她。我结婚时，最高兴的就是她了，她知道自己把女儿交给了一个最放心的人。我爱人去世后，她大病一场，一年中衰老了许多。她大约知道无人疼怜我了，向我张开了衰老的臂膀，把她那受命运伤害的孩子又揽回怀中，小心呵护着。可我虽然四十多岁了，在她面前，却依然是个任性的孩子。
母亲看我真的是一副悔过的表情，便在晚餐桌上，用一句数落原谅了我。她说：以后你再写东西时，我可不去惹你！
《额尔古纳河右岸》初稿完成后，我来到了青岛，做长篇的修改。那正是春光融融的五月天。有一天午后，青岛海洋大学文学院的刘世文老师来看我，我们坐在一起聊天。她对我说，她这一生，最大的伤痛就是儿子的离世。刘老师的爱人从事科考工作，常年在南极，而刘老师在青岛工作。他们工作忙，所以孩子自幼就跟着爷爷奶奶，在沈阳生活。十几年前，她的孩子从沈阳的一个游乐园的高空意外坠下身亡。事故发生后，沈阳的亲属给刘老师打电话，说她的孩子生病了，想妈妈，让她回去一趟。刘老师说，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儿子可能已经不在了，否则，家人不会这么急着让她回去。刘老师说她坐上开往沈阳的火车后，脑子里全都是儿子的影子，他的笑脸，他说话的声音，他喊“妈妈”时的样子。她黯然神伤的样子引起了别人的同情，有个南方籍旅客抓了几颗龙眼给她。刘老师说，那个年代，龙眼在北方是稀罕的水果，她没吃过，她想儿子一定也没吃过。她没舍得吃一颗龙眼，而是一路把它们攥在掌心，想着带给儿子。
刘老师讲到这里哽咽了，我的眼睛也湿了。我不敢设想她带着那几颗龙眼去看儿子的场景。
那个时刻，我的眼前蓦然闪现出春雪中妈妈为我送伞的情景。母亲就像伞，把阴晦留给自己，而把晴朗留给儿女。母爱也像那一颗颗龙眼，不管表皮多么干涩，内里总是深藏着甘甜的汁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