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可道
听茶哭的声音
潘向黎（1966-），生于福建泉州，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硕士。著有《无梦相随》《轻触微温》《穿心莲》等。
它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滋味？坦白讲，说不出来。
我有时开玩笑说，每次去北京，最头疼的就是喝茶。在北京跟朋友吃饭，饭馆问都不问一声，一上来就给你倒花茶。北方人好像很爱喝花茶，但在南方人看来，这简直是在糟蹋茶，不懂茶的真滋味。
潘向黎跟我想法相同，她在《茶可道》这本书里写了一篇文章《花是花，茶是茶》：“我没有地域偏见，唯独在这一点上，觉得是南方人高出一筹，北方人喝一辈子花茶，其实是不懂真茶滋味的。”不过，随后她也有反省：“后来读《浮生六记》，‘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为芸娘的慧心感动，从此对花茶虽敬而远之，但可以坐视别人弃明前龙井而痛喝香片，但笑不语，不再以己之所好强加于人了。”当然，芸娘的花茶不是一般的花茶。
中国的爱茶人，基本上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绿党，历史悠久，人多势众；一边是乌龙党，一旦加入，忠贞不二。我跟潘向黎一样，两边通吃。虽然我也常喝绿茶，不过更倾向于乌龙党。在中国历史上，乌龙茶其实是一种很新的品种，直到清朝才兴起。很多人觉得它味道太浓、太苦，像中药一样，不太喜欢。
令大家对乌龙茶的印象有所改观的是才子袁枚[1]。他在《随园食单》中说，向来不喜欢武夷茶（乌龙茶），嫌它味道浓苦。有一年秋天，他游武夷山，到幔亭峰、天游寺诸处，当地僧道端茶奉客，“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这里讲到乌龙茶很重要的韵味，就是所谓喉韵。铁观音有观音韵，但它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滋味？坦白讲，说不出来。
《茶可道》谈到很多茶人、茶具的故事，非常有趣。有一篇文章叫《听，茶哭的声音》，写潘向黎在一家茶艺馆的见闻。有一次她逛一个著名风景区，走进一家茶艺馆喝茶。女服务员眉清目秀，穿着印花对襟衫，一上来就表演茶艺。这个风景区产云雾茶一类的绿茶。茶艺馆里摆着功夫茶的茶具，女服务员煞有介事地介绍每一个步骤，表演得像模像样：先用沸水将茶壶、茶杯等淋洗一遍，这是暖壶；再将茶叶放进壶里，这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乌龙入宫”。可是，这明明是绿茶，怎能说是“乌龙入宫”呢？
接着，女服务员用开水冲茶，将第一遍水倒掉，叫作洗茶；然后立即冲进第二遍水，盖上壶盖后，用沸水不断淋壶身，这叫“内外夹攻”。潘向黎叹道：“天哪，这完全是功夫茶的手法，对待’美如观音重如铁‘的铁观音一族则可则宜，用来泡娇嫩的绿茶，从何说起！”全套功夫茶程序做完后，这茶就彻底完了。
如今茶艺馆遍布大江南北，可是有几家是真的爱茶、惜茶，以茶会友呢？不是说茶艺馆没有好茶，而是说如果以推销为终极目的，茶味已经染了异味，有的不是清心、闲心、诚心，只有利欲熏心。潘向黎提到“茶礼”的现象。她去茶馆买茶叶送人，有很多花团锦簇的盒子让她挑，上面都印着“茶礼”二字。其实，“茶礼”是聘礼的意思。不管男方的聘礼有没有茶叶，都叫“下茶”，如果女方接受了，叫“受茶”。我们现在一天到晚送人“茶礼”，等于不断给人下聘礼。
还有一件趣事是爱茶人很难想到的：茶曾被戏称为“水厄”。为什么喝茶会变成一种灾难呢？原来，晋朝有个司徒叫王濛，他喜欢喝茶，也喜欢叫他的朋友喝茶。结果每次朋友们去见他，都说：“今日有水厄。”可见当时人们还不懂得欣赏好茶。可是，今天的人就懂了吗？茶艺馆给你上演的，不也是水厄吗？
（主讲梁文道）
茶之书
日本茶道审美
冈仓天心（1863-1913），日本明治时期美术家、思想家，20世纪初旅居英美，著有“英文三部曲”：《东洋的理想》《日本的觉醒》《茶之书》，向西方传播日本文化。
在茶道大师眼里，与自然相容就是最高层次的洁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洲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思想家，认为亚洲可以是一体的。在这些人中，中国最有名的就是孙中山。他1924年在日本神户发表名为《大亚洲主义》的演讲，诉说以民族解放为中心的亚洲梦。日本则出现了一种很可怕的政治主张——大东亚共荣圈，为军国主义张目。他们觉得西方文明虽然很强大、很威风，但并非终极的、绝对的真理。为了抗衡西方文明，亚洲人应该自有一套。
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就是《茶之书》的作者冈仓天心。他是日本一位很重要的美学家、散文家。中国大陆出版过他的一本文选叫《中国的美术及其他》，部分文章就选自《茶之书》。从《茶之书》可以看出，日本人当时有一种想法，认为亚洲文明很美，很了不起，而日本人已将源于东方大国——中国的那一套精致灿烂的文明发展到极致。
冈仓天心给日本茶道下的定义相当漂亮：“本质上，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试探。”茶室通常不是金碧辉煌的建筑，而是具有高雅品位的房子：“茶室以其茅草屋顶，诉说短暂易逝；以其纤细支柱，透露脆弱本性；以竹撑暗示轻微；以平凡的选材，言明无所滞碍。因为将美感投射于如此单纯简朴的环境上，那妙不可言的灵光始能现身于现实之中，而所谓的永恒，唯有在这种精神世界中，才有可能追寻。”
在冈仓天心看来，所谓的永恒，就在这么一个很容易被暴风雨、地震或火山爆发所摧毁的简朴而脆弱的方寸茶室之间。传统茶室的尺寸都很小，也就十平方英尺。此规定源自佛教《维摩经》，维摩诘就是在这样大小的房间里迎接文殊菩萨和佛陀的八万四千名弟子，当真是纳须弥于芥子。
茶室外面的庭院有一条小径叫“露地”，“象征着禅定过程的第一个阶段：进入自明之道。因为它的作用，正是一面将茶室与外在世界区隔开来，一面为人们的感官注入一种新鲜感，以利于完全赏味茶室本身追求的唯美精神。步入万年青的摇曳树影，踏上乱中有序的碎石小路；路边散落干枯的松针，石灯笼上布满青衣。走过这样一条庭径，没有人会忘记自己当初的心情，如何不知不觉地，将所有世俗纷扰抛到九霄云外”。
茶室的门特别矮，不到三英尺高，每个人都要弯下身，跪着爬进去。哪怕是持刀的武士，都要将佩刀留在外面的刀架上，跪行而入。这项设计，是为了陶冶宾客谦冲居下的性情。冈仓天心特别强调，日本人很关注洁净问题。有个茶道大师千利休[2]教育儿子的故事。有一次，儿子打扫完茶室外面的庭径，他嫌不够干净。儿子只好继续扫，然后说：“父亲大人，已经没有东西好清理的了，小径已经刷洗了三次，石灯笼跟树梢上都洒了水，苔藓和地衣看起来都生气勃勃，洋溢生机；哪怕是一根小树枝，或者是一片落叶，都不能在地上找到。”千利休斥责道：“蠢蛋，庭径不是这样扫的。”他步入庭中，抓住一棵树干摇将起来，园内登时洒满红黄落叶，片片皆是秋之锦缎。在茶道大师眼里，与自然相容就是最高层次的洁净。
冈仓天心对中国文化很熟悉，来过中国好几趟，并且每次停留的时间都不短。他说：“对晚近的中国人来说，喝茶不过是喝个味道，与任何特定的人生理念并无关联。国家长久以来的苦难，已经夺走了他们探索生命意义的热情。他们慢慢变得像是现代人了，也就是说，变得既苍老又实际了。那让诗人与古人永葆青春与活力的童真，再也不是中国人托付心灵之所在。他们兼容并蓄，恭顺接受传统世界观与自然神游共生，却不愿全身投入，去征服或者崇拜自然。”简单讲，就是中国人对什么事情都不再严肃了。
正是这样一种想法，使得日本一些思想家认为，只有日本才是亚洲文明的精髓所在。我们就能理解，在冈仓天心死后，为什么日本人会发展出那么一种可怕的思想倾向。
（主讲梁文道）
茶道的开始：茶经
茶的文化滋味
郑培凯（1947-），山东人，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著有《出土的愉悦》《汤显祖与晚明文化》等。
三种难得的经验造就了他写《茶经》的本领。
日本冈仓天心的《茶之书》确实是一本好书，但我见过一些华人作家大力吹捧，把它捧为“茶书之中未曾有”。意思是说，《茶之书》把茶文化带到了一个哲学高度。换句话说，日本人的茶道比中国人喝茶的方法更纯粹，更有哲学意味。
这个说法公不公平呢？我们来看看中国茶书的祖宗——陆羽的《茶经》。《茶道的开始：茶经》是《茶经》的导读本，作者郑培凯教授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喜欢喝茶，也研究茶文化，由他来导读《茶经》再合适不过了。
《茶经》篇幅不长，只有短短七千字，却是世界上第一本谈茶的著作，中国人的茶文化意识由此启蒙。“茶圣”陆羽是个孤儿，两岁遭人遗弃，自幼在寺院中长大。他性格叛逆，不愿出家，离开寺院后，大江南北跟着戏班跑，到过很多地方，喝了很多好茶，能品鉴出什么地方的茶香，什么地方的泉好，什么地方的水妙。后来陆羽接触到文人士大夫阶层，读书向学，陶冶文化修养，提升艺术品位。这三种难得的经验造就了他写《茶经》的本领。
郑教授说，我们今天喝茶的方法跟陆羽当年提倡的方式已经有很大差别了。陆羽非常讲究喝茶的器具，譬如煮茶的小火炉，他说要“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厚三分，缘阔九分，令六分虚中，致其圬墁”。意思是风炉的设计中要融入《易经》元素，考虑五行和八卦，使之成为具有文化意义的茶具。
陆羽拿陆氏茶跟伊公羹做对比，并将两者铸于茶炉上。伊公，就是辅佐商汤王的伊尹。他出身卑贱，以擅烹调汤羹受到重用，成为一代名臣。陆羽自觉出身低贱如伊尹，可他对自己的茶艺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做茶跟伊尹做汤羹一样高明。
然而，有人却批评陆羽不懂茶，说他的品位有问题。当时有一种喝茶的瓷器叫邢瓷，很白很漂亮，看起来很尊贵，可是陆羽不喜欢。为什么呢？唐朝的茶是先做成饼块，用米糕糊起来存放，喝时拿到火上烤干湿气，然后研磨成末，筛好后下水煮开。经过如此折腾，茶汤不是绿色，而呈偏红带褐色，盛在雪白的瓷器里并不好看，反而盛在略显青黑的越瓷里更好看。可见，那时候陆羽就已经开始研究茶具怎么衬托茶汤的问题了。
陆羽对茶具一丝不苟的坚持、对烹茶过程的讲究，告诉我们“饮茶有道”，茶道能达致心灵的超越。这样看起来，中国茶道和日本茶道好像颇为相似了。但郑教授以为，喝茶其实不能抛开它的物质性，而空谈其审美价值。喝茶，喝的是茶，尝的是茶，品的也是茶。日本茶道过于重视仪式，讲究审美，几乎摒弃了味觉品尝的愉悦，不考虑茶叶本身的品味，可谓“无茶之道”。这个说法我觉得很有趣。
（主讲梁文道）
生津解渴
中国茶叶的全球化
陈慈玉，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近代中国茶叶的发展与世界市场》《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等。
印度将鸦片卖给我们，我们将茶叶卖给英国，英国再将棉纺织品卖给印度，形成三角贸易关系。
茶叶原产于哪里？说法不一，一般公认是中国云南一带，还有印度阿萨姆地区。虽然印度也有最古老的原生茶树，但是真正把茶叶传遍全世界的是中国人。
台湾学者陈慈玉写的《生津解渴：中国茶叶的全球化》认为现在世界各国语言对于“茶”的发音，大致分为两大系统：一是源于广东话的cha音，比如日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俄语、土耳其语；一是源于福建话的dai音，比如英语、荷兰语、德语、法语。从这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可以发现茶叶在全球传播的两条路线，比如日本人最初对茶的认识可能源于广东人，而英国人是从福建人那里接触到茶的。
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爱喝咖啡。英国人最喜欢喝茶，将茶视为国饮，下午茶是他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为什么英国人这么爱喝茶呢？其实他们一开始也爱喝咖啡，直到18世纪初期世界咖啡产业的变化引起英国人口味的变化。荷兰人于17世纪末在爪哇移入咖啡种子试种，然后将爪哇咖啡输入欧洲，价格远低于原来的摩卡咖啡，大受欢迎。如此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摩卡咖啡销量就不好了，转而专攻茶叶。当时英国人的茶叶主要产地是中国福建。早在1830年，东印度公司就想开辟福州为通商口岸。因为英国人喝的是来自武夷山的红茶，当时广州是唯一的通商口岸，茶叶运输只能翻山越岭，先从内河穿过江西南部，仰仗苦力攀越梅岭，然后辗转到达广州。如果武夷山的茶叶顺闽江而下直达福州，不仅运输方便得多，而且每100斤茶叶能便宜3两5钱。所以英国人非常希望开辟福州港，后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得到了这个机会。
那时候，资本雄厚的洋行、银行，通过预付制的收购方式和控制海洋运输来垄断中国茶叶市场。他们向福建茶商、茶农预付一笔款项，按照预先商定的价格买到茶叶。预付方在茶叶买卖中占据主动地位，加上英国人垄断了通商口岸的贸易，导致中国茶叶在世界市场上不能自主经营。英国伦敦和利物浦的茶叶市场明显影响着中国的茶叶市场。
英国人那么需要中国的茶叶，本来我们可以大有作为，可是为了冲击我们的出口，英国人开始向中国人贩卖鸦片。鸦片从哪儿来呢？印度。印度将鸦片卖给我们，我们将茶叶卖给英国，英国再将棉纺织品卖给印度，形成三角贸易关系。控制整个贸易流程的当然是英国人。
19世纪80年代初，中国茶叶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当时印度和日本也产茶，英国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种植的茶叶味道浓厚，比较适合西欧人茶中加牛奶的习惯。中国茶比较清香淡薄，加入牛奶后会失去味道，不受西欧人欢迎。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茶叶市场日趋惨淡，价格不断跌落。这使得中国茶商和外国运输商人生意亏损。
坦白地讲，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茶商也要负一点责任。为了抢占市场，一些中国茶商粗制滥造，导致中国茶叶品质下降。这促使英国人将目光投向印度茶和日本茶，致使中国茶在国际市场上越卖越贱。
（主讲梁文道）
绿色黄金：茶叶的故事
小茶叶，大帝国
艾瑞丝·麦克法兰（Iris Macfarlane），曾在印度阿萨姆居住20年，经营茶园。
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1941-），艾瑞丝·麦克法兰之子，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著有《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日本镜中行》等。
茶叶将大英帝国带向一个确定的方向：往东方和东南方发展。
当今世界最流行的茶，不是中国人喝的茶，而是英国人喝的英式红茶。英国人是怎么学会喝茶的呢？喝茶这个习惯，跟英国最终成为横跨五大洲的帝国有什么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