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力倡民主与科学。1917年，他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9年，他被北洋政府逮捕，孙中山出面营救。出狱后，他就转向李大钊的“主义派”，1920年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连任5届中共中央总书记。他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都是共产党员，先后在革命中牺牲。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隐居上海，拒绝去莫斯科。由于他和托洛茨基关系密切，后来参加中国托派，被中共开除党籍。但他个性倔强，拒绝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为自己辩护。
陈独秀就是这么一个怪才。他没有什么像样的学历，却领导了一个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作为政治家，他先后被共产党、共产国际、中国托派开除。身为人父，两个儿子被杀，他不能去哭灵；女儿病死，他不能去送葬。作为一介书生，他生前没一个出版社给他出专著，晚年落魄到没有钱给自己准备一口棺材。他的坟地在“文革”中被铲平，墓碑被砌到泥巴墙上。
历史人物总要经得起历史的沉淀。中共在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对陈独秀的评价发生了变化。诚然，一个政党怎能长期作践自己的创党者呢？如果说陈独秀因为与托派的关系为共产国际和中共所不容，倒是情有可原。托洛茨基本人就被斯大林派人远赴墨西哥暗杀身亡。可是如何评价托派这个问题，应该由历史来回答，而不是由权力者来回答。
即使后来被中共开除，陈独秀终其一生也从未出卖过中共机密，从未跟中共的对手国民党合作过。到了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他率先提出应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必须放弃对立，共同对外抗战。至于陈独秀抵制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现在看来，他的态度是对的。毛泽东晚年跟苏联分道扬镳，何尝不是对陈独秀当年抵抗共产国际的一种认同？
（主讲何亮亮）
陈独秀全传
十大罪名莫须有
唐宝林（1939-），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中国托派史》等。
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陈独秀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中共官方党史却长期否定这位创始人，这个现象十分有趣。1929年，陈独秀因转向托派被中共开除之后，党史便只承认他在创党初期的作用，对他后期的思想和行为全盘否定。
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为什么要否定自己的创党者呢？唐宝林先生毕30年之功，不厌其详，追根究底，深入爬梳史料，详尽梳理陈独秀一生思想发展的脉络，揭示陈独秀与中共、中国革命复杂纠结的历史关系，最终写成这部迄今为止最详细、最全面的陈独秀传记。
在这本书里，唐宝林先生运用了大量新近解密的资料：1929年被开除到1942年去世前，陈独秀与中共中央斗争的几乎全部文件、文章和书信；1929年转向托派及1931年被选为中国托派中央书记后，陈独秀与国民党、共产党、托派内部极左派的斗争及呼吁联合抗日的几乎全部资料；中国托派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莫斯科诞生，到1952年在大陆被取缔时的几乎全部史料……这本厚厚的大书试图回答一些长期被遮蔽的关键问题：陈独秀晚期采取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对立的立场，究竟有什么原因？具体有哪些主张？进行了哪些活动？与中共矛盾的焦点在哪里？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中共曾给陈独秀定下十项罪名：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十大罪名，看起来真是十恶不赦。唐宝林先生经过长期研究，发现这十项罪名全都是莫须有。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这一点海内外公认。毛泽东晚年曾谈到，如果没有陈独秀，他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对于这样一位重要人物，中共为什么要全盘否定他呢？共产国际是陈独秀与中共发生矛盾的关键。陈独秀从一开始筹办中共，就受到来自共产国际的巨大压力。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共产国际远在莫斯科，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发出了很多错误指示。陈独秀对此一直有所抵制，却也因此招来大祸。现在来看，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抵制是完全正确的。
1937年，周恩来到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4]看望陈独秀，谈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陈独秀表示，他完全同意，并愿意到延安去接受教育。周恩来听了很高兴，叫他也可以带几个亲属去延安。临别时，周恩来说和蒋介石交涉一下，他就可以出来了，家里如果没有别的事，就可以去延安。但是，周恩来向组织请示之后，延安方面却没有任何表示。换句话说，毛泽东不同意陈独秀去延安。后来陈独秀被迫去了四川，在穷愁潦倒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阶段。
（主讲何亮亮）
一个时代的斯文
清华校长梅贻琦
黄延复（1928-），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学者，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专家。著有《梅贻琦与清华大学》等。
钟秀斌（1969-），资深媒体人，曾任《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发行总监、《IT经理世界》杂志社社长助理等。
把大学当成政府衙门的一部分，这是大错特错！
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坊间出了很多书讲述清华百年辉煌史。我为清华感到有点尴尬，因为讲到清华的威风好像总要回到民国年间。清华创校者之一梅贻琦校长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几年我们喜欢谈论大师，因为现在没有大师了。清华现在有的是“大官”，跟梅校长那个年代有“大师”的清华颇为不同。
当年清华出现过“三赶校长”的风潮，国民政府教育部派来的三位校长都被师生赶跑了。其中有一位罗家伦[5]校长，他对清华还是有点功绩的，但他搞“党化教育”受到学生抵制。有些学生甘冒被记过、开除的风险，拒绝出席早晚点名。“党化教育”推行不到两个月就收场了，改为只限一二年级必修。但学生对“党义课”日益厌烦，置之不理，听课者寥寥，一般老师甚至不愿跟“党义课”老师同桌用餐。最后罗家伦提出辞职，师生们马上表示绝不挽留。还有一位校长叫乔万选[6]，他在军警保护下企图武力接管清华，学生会组织“护校委员会”在校门外阻挡，居然逼迫他当场撤退，保证不再来接收清华。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多牛啊！
这不免让人觉得奇怪，政府是不是太窝囊了，连个大学都管不好？校长有军警护着，怎么还让一帮手无寸铁的学生给轰了回去？原来当时清华有“教授治校”的传统，师生共同营造出浓烈的民主气氛。1930年，中国一度出现南北两个“国民政府”对峙的局面，清华远在北方，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鞭长莫及。“驱罗”“拒乔”之后，清华有11个月之久没有校长，一切校务由校务会议负责处理。
梅贻琦先生起初担任清华的教务长，1931年12月就任校长后，使得清华在不到十年时间内成为具有学术地位的著名大学。梅校长以民主作风闻名，平日里有些沉默寡言，开会时更愿意倾听大家的意见，但轮到他发言时，总能权衡各方利弊，提出一个非常稳健的看法。他在爱护师生方面也是出了名的，至今仍是清华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校长。
《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不是一本精彩的传记，里面罗列了大量材料，比如一些课程设计、规章制度等，看起来好像有点沉闷，不过从这些细节才能看到真实的清华。什么叫教授治校？怎么才算学术独立？如何引导学生真正去追求高深的学问？当年清华对于这些问题都有非常详细的制度安排，很多规矩定得也很严，比如学生入学一律凭考试成绩，梅校长与秘书约定，如有达官贵人写求情信，不必呈阅，不必答复，专档收藏了事。但他会破格录取某方面有特殊天分的人，比如吴晗、华罗庚。
1935年底爆发“一二·九”运动，北京学生纷纷罢课，荒废了学业。次年2月，清华学生要求学校免除学期考试，遭到教授会拒绝后，闯入会场闹事。各教授愧于平日教导无方，遂集体向学校请辞。梅校长当时在南京，连忙回复说，学生聚众要挟，行动越轨，导致教授全体辞职，他非常愧汗；诸生举动失当，他要召开大会训诫，有些学生要记过处理。当时国民政府要求把那些学生当成煽动分子来严办，但梅校长最终的处理方法是骂一骂，训话、记过了事。
1940年，清华并入西南联大，在南方偏安一隅。国民党政府要求学校加开《三民主义》和《伦理学》课程，继续进行“党化教育”。西南联大召开教务会议，拟定了一份函件。函件说，教育部对于大学应设课程以及学生成绩考核方法有这么多规定，等于是把大学当成政府衙门的一部分，这是大错特错！“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
（主讲梁文道）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国难当前，教育不死
易社强（John Israel，1935-），西南联大荣誉校友，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曾师从费正清教授，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著有《1927-1937年中国学生民族主义》等。
这所大学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个传奇，连西方教育界都觉得不可思议。
假如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侵入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被迫流亡，逃到爱尔兰寄居，然后联合成立一所大学，那将是一种什么景况？在中国，这种情况真实发生过，那就是抗战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合并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大学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个传奇，连西方教育界都觉得不可思议。美国学者易社强就对西南联大着了迷，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它，被西南联大校友会授予“荣誉校友”称号。
他写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是一本最好的西南联大校史，像故事书一样好看。
谈起西南联大，我们对它的歌颂非常多，比如开放、自主、自由、独立等等，但常常忽略了一点，这所从天而降的大学，它跟云南当地人会发生怎样的关系？易社强说，这所学校跟西南内陆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当一个抹着红唇、烫着鬈发、穿着高跟鞋的女学生，与一个头顶物品、野性未泯的山里人并肩行走时，简直是一种奇观。西南联大迁入昆明不到一年，这座城市已变成外省人的天地，银行和饭店比以前多了，文化界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大小书店一天到晚都是翻杂志、看画报的学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增设很多必修课，其中一门是《三民主义》。坚持学术自由的西南联大如何应对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教育？潘光旦[7]教授和CC派干将潘公展[8]进行了公开讨论。潘光旦认为，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潘公展反驳说，危机深重的中国已经承受不起混乱无序和优柔寡断，个人自由主义正是造成此种困境的导火索。国难当前，搞教育重要吗？教学生什么呢？统一思想，拥护政府，还是怀疑政府，追求思想与言论自由？团结一致，稳定大局，还是放任自流，容许开放？这些问题始终伴随着西南联大，也笼罩着当时的学术界。直至今天，类似的讨论还在继续。国民政府发现西南联大不屈服，想了很多办法，其中一个是采取经济手段进行压制：一方面减少政府拨款，另一方面逼迫银行拒绝贷款。但是西南联大是不会妥协的，任何对它的公开攻击都会激起中国知识界一致的反抗。国民党政府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对付他们。
西南联大由原清华校长梅贻琦主持校政。他平等地对待三所学校，就连清华一个服务社赚来的钱也要平均分给大家，从而造就了西南联大的盛况。当年三校像红军长征一样，从北方迁到长沙，没过多久又迁往云南。有一部分学生是徒步走去昆明的，把车船留给女生和身体较弱之人。这些天之骄子一路历经艰辛，第一次用自己的双脚丈量了湘黔滇大地，第一次近距离地体察到民间疾苦，反思学院教育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差距。等他们再回到学校念书的时候，更加奋发努力，在教室、设备、图书馆等硬件设施经常被日军炸毁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做研究，表现出顽强的毅力以及在逆境中的乐观与豁达。
为免遭轰炸，清华汤佩松[9]先生将农业研究所的昆虫学组和植物生理组迁至昆明西北郊大普吉村。沈同[10]教授与学生在简陋的泥瓦屋里开展动物生理学研究，在户外的高台上用土办法自制蒸馏水，利用简陋设备设计一系列实验，从研究维生素促进红细胞增多效应到检验云南白药的疗效等等。吴大猷[11]教授在小泥屋的临时木架上拼凑出一个简单的分光仪，继续研究拉曼效应。
昆明地下水多，挖不了防空洞，学生只好跑到户外躲避空袭。学校针对空袭规律调整上课时间：早晨7点开始上课，10点午饭过后离开学校躲避空袭，下午3点回来上课，上到晚上6点。对于想连贯讲完课的老师来说，躲避空袭是让人沮丧的事。
吴晗就曾经不满学生躲避空袭都跑光了，说学期末要给他们不及格，最后被人劝阻。西南联大的生活非常艰苦，学生主要吃一种叫作“八宝饭”的东西，里面有糯米、糠壳、草籽、沙砾，有时还有老鼠屎。梅贻琦校长的夫人竟要亲自做糕点在街上叫卖贴补家用。学校厨房的工作人员没地方睡觉，只好睡在食堂里，四人合睡一张床，经年不洗的被罩蒙着一层厚厚的黑色胶状物。
神话般的西南联大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只可惜战事结束后，三校回迁北方，政治风云又起，各派势力拉扯学者，使得曾经非常团结友善的学术共和国烟消云散。
（主讲梁文道）
大学校长林文庆
一生真伪有谁知
严春宝，山东莒县人。哲学博士，客居新加坡十余年，现为海南师范大学南海区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左倾”的历史书写里，最后他变成一个负面角色，被晾在一边了。
民国年间的大学校长大多非常宽容，往往放任甚至保护学生搞学潮。“五四”以来，学生但凡搞学潮，社会公议多认为是对的。政府一旦镇压学潮，就更加印证了这种看法：政府就是坏上加坏，独裁加独裁，浑蛋加浑蛋。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一个校长不赞成学生搞政治运动，会被视为异类。可是如果他真的想提高教学质量，为国家培养真正的栋梁，他就要坚持这种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