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两个或两个以上村子的放映队同时用一个电影拷贝，就需要有个人专门负责跑片，就像格非故事里那个绰号“武松”的人。他身体结实，跑步快，如果90分钟的电影有四个拷贝，他就在那边的村子等，电影一放完，马上拿着拷贝跑回这个村子放，这叫跑片。所以“武松”当年自然是这个村里最受欢迎的人了。大家聚在那儿等着看电影的两三小时里面，大队就在电影现场上召开社员大会，内容照例是春耕秋收，照例是中央某号文件照本宣科。然后忽然人群嘈杂，远远一看，是“武松”跑过来了。这时候大队革委会主任就会非常识趣地长话短说，短话不说，最后蹦出一句：大会到此结束，下面请同志们看电影！大家就兴奋地等着电影开始。
跑片有时候跑得相当复杂，说不定是三到五个村庄同时用一个拷贝，这时候不得把这个人跑死吗？所以他也需要有助手，帮着他一路去跑片。这边放完一个拷贝，赶快运到下一个村。一个90分钟的电影分四节，把拷贝运来运去。至于中间的时间大家就在那儿等着。
毛尖也在她的文章里提到当年大家看电影的心情，热烈又天真。毛尖的岁数比格非小多了，她说到小时候看电影里面的人接吻，很多老观众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觉得这是个特技镜头，一定是用了什么特别的效果。比如这个嘴巴凑过去的时候，那边又拍那个人怎么样凑个嘴巴过来，其实不是真的接吻……他们认为如果是真的接吻的话，那么男女演员的对象岂不是就要疯了，不干了？毛尖还说：“我们几个孩子在里屋听大人在外屋煞有介事，蒙住嘴乐坏了，天哪，他们怎么这么愚蠢，一男一女亲亲脸有什么，录像厅里都有光身子了！”
书里有一篇贾樟柯跟王樽的对话。贾樟柯说他以前在山西汾阳的时候不是去戏院，那会儿流行在录像厅看片子，看的全是港产电影。这些港产片绝大部分都是打打杀杀：“看了吴宇森以前的《英雄本色》，也有胡金铨、张彻的电影，到后来徐克的电影也都看过，特别完整。只要看到非常激动的电影，一出录像馆在马路上就找同龄人，肩膀一撞非要打架。那个时候也是武术热，很多男孩子跟我一样，都拜师学艺。我学了一年武术，那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学一身武艺，总幻想能够飞檐走壁。但是武术需要从扎马步、踢腿开始练起的，练了快一年就烦了，说怎么还没有武艺啊？就不练了。”
可见这个港产片真的是教坏小孩子。好在贾樟柯也不是只看港产片，再大一点的时候终于遭遇到了陈凯歌的《黄土地》。才看了几分钟，他就流泪了。“电影里面一望无际的黄土，还有那些人的面孔，一个女孩在挑水。我看着那个女孩从河里用桶一荡，打起水来，挑着从黄土边上走。”看到这里，他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因为那环境就是他老家的那一片黄土高原，人物景色太熟悉太真实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电影强调真实的那种情绪慢慢出来了。
看电影的好时光也许真的就此慢慢逝去了。毛尖说，现在虽然很多人流行去电影院，但问题是现在的电影院都自暴自弃了。“服务越来越好，但不为人民服务了，人民就自己服务，自己买碟，自己放映。而看电影在今天的全部意思，就是高消费。所以，我的愿望是，有一天，还能走进一家普通的电影院，虽然北岛的诗歌马上就在耳边：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电影的好时光过去了，连格非说负责跑片的那个全村最受欢迎的人物“武松”也过去了。格非的弟弟告诉他，改革开放之后，“武松”仗着一身蛮力，给人出死力干重活，艰难度日。等到年纪大了，人家瞧不上他了。他每天早上照样各个村子跑，不用跑片了，他是为了自己卖广告，希望别人知道他还很有用。结果最后他病死的时候，大家解剖一看，他骨头全黑了。
《我和电影的二三事》
把自己交给电影，就像爱情一样
电影帮助我们探索未知的感官世界，比如一个从未听过的奇闻或是一个人的精神领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说到电影，总觉得它跟怀旧有关，似乎那些影像所保留的一定是旧日时光。而我们看电影也总是有特别美好的氛围，仿佛染上了一层辉煌的颜色。说到电影与怀旧，跟大家介绍一本好书，叫做《我和电影的二三事》，是几年前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出版的。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由一帮香港的影评人组成，最大的40多岁，最小的20多岁，都是影评写得相对专业的一群人。过去几十年来，香港曾经是整个华人世界里资讯最发达、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这批香港影评人有更好的基础吸收各国的电影，很多大师的杰作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
看大师的电影有时会出现很多意外。比如著名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他的Blow-up，我们译作《放大》，而当年在香港被翻译为《春光乍泄》，这完全没办法表达这个电影的意思，甚至不能被称为直译。对此，书里的影评人何思颖说，当年这么翻译其实是有理由的。因为《春光乍泄》1967年在香港上映的时候，很多电影人或者电影院线的老板都觉得这部电影最轰动的地方在于里面有一秒一个女性正面全裸的镜头。所以就因为这一秒，把这部艺术电影改了一个带点色情意味的片名，希望吸引更多的人来看。果然就有无数中老年男性观众抢着去看，为的就是那一秒的色情镜头。而一秒很可能打个哈欠就过去了，万一错过一定会觉得很受苦，因为这部电影对大部分人来说太沉闷了。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看《发条橘子》也有同感。当时已经是录影带阶段了，电影里有一个快速的片断是关于做爱的，我们一群人拿着录影机，拼命地按来按去，希望能够一步一步一格一格地重播这个片段，为的是看清楚那一点点可怜的做爱场面。
李焯桃是我很喜欢的影评人，他说到六七十年代在香港看电影的情况。当时电影院都有星期日早场，平常播的都是主流电影，但到了星期日早上会放一些比较冷门的偏艺术的电影，或是一些旧日的经典电影。这对于他们这群没接触过那些电影，只在文字上看到或者听说过的人而言当然重要。于是礼拜天总是起个大早，像朝圣一样去看电影。李焯桃说：“也只有饥渴的影痴，才会在礼拜天一早爬起床看十点半，像朝圣又像补课。维斯康蒂、安东尼奥尼、杜鲁弗都是在西片戏院的早场看回来的。”
当年大家有机会看到的电影比今天少得多。现如今我们都有碟，而且盗版碟到处都是，几乎你要看什么就有什么。所以今天可能会觉得这些大师名作并不稀奇，但对以前的人来讲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放的时候没看，会觉得以后恐怕再没机会看了。
另一位影评人纪陶则说：当年大家有一句广东话，意思是说如果不看就不用再想以后还能看了。在这样的心情底下，“令我们入戏院看电影时有生离死别感。从小已不将看电影当成娱乐。看《教父》、《大闹天宫》、《地狱变》、《罗马》及《第七封印》等，是一种需要”。
那时对待电影格外认真，而且戏院环境也跟今天大不一样。以前电影院里是能抽烟的，记得那段日子我们在戏院里吞云吐雾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这当然很讨人厌，让整个戏院变成纳粹毒气室一般，可它又有一种独特的氛围。书里留学法国的影评人黄爱玲说她第一次看到法国有名的儿童电影《红气球》，是在巴黎大学里一个专门给学生看电影的电影厅。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法国学生里烟民甚多，个个都像火车头，几乎把课室变成了毒气间。然而即便在那样一个环境下我们仍然是深深地爱着电影，甚至是爱上了电影。
香港有位电影学者、影评人游静，同时也是电影导演，她在这本书里写了一篇文章，叫《电影病》，就把何谓“爱上”做了个解释：“我说‘爱上’，不是‘爱’，‘爱’电影很容易，如‘吃’一碗拉面，吃过就算了。下一次吃意大利面，再下一次吃干炒牛河，可以全都爱。但‘爱’而且‘上’，便比较难脱身。即使不是一辈子的事，首尾亦是颇长的。爱而且上了，便有点没法向下望，往下望，叫人头晕、心跳，叫人突然意识到‘上来’的路，叫人看到自己的病，与没‘爱上’的人之间的距离……我爱而且上了电影二十多年。”我们爱而且上了电影，其实不只是电影的片断本身，而是很珍重那种戏院的感觉，跟今天看电视完全不一样。当年看电影是一种勇气的爆发，因为你能够看到那么多大师名作，一些很具颠覆性的电影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人这么勇敢，连这样的东西都拍出来了，做观众又怎么能害怕呢？
什么叫“做观众的怎么能害怕”？做观众难道还要怕吗？要的，我们想想看在戏院里面的那个感觉。你如果遇到一些场面，你想哭，你旁边都坐着人，想想看你就这么哭了出来，你把你人性最脆弱的那个部分公开在别人面前，虽然大家不会太留意你，但是你心里面仍然有旁人存在的这种压力。我们每一个人在看电影的时候就等于在交心，我们被动，我们没办法用摇控器把它按停，这时候我们完全放弃了主权，把自己交给了电影，这难道不是一件很需要勇气、很像爱情的事吗？
①后设小说（Metafiction）是西方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对于语言功能的质疑所兴起的一种文学现象，“自我指涉”是后设小说重要特质之一。“后设小说”站在“后设”（Meta）的视角，透过情节跳跃、事实与虚构交织等手法，强调小说只是作者堆砌文字的产品，进而质疑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作者极力邀请读者参与小说的内容。这种写作方式试图动摇传统作者的权威地位，打破长久以来二元对立的论述模式。
②犬儒主义（Cynicism）指讥诮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犬儒主义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指一种对文化价值的对抗精神，一种深刻的怀疑。它认为世界是不值得严肃对待的，不妨游戏之。到了现代，犬儒主义的含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其对世界的不信任和拒绝的态度没有变。犬儒主义者由于政治的黑暗而远离政治、放弃政治，拒绝参与政治，或遁入孤独和内闭，或转向任诞的审美主义，而其骨子里则是虚无主义。他们对于世界保持了清醒的距离意识，但是却不敢或不愿与之正面对抗，而以一种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态度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妥协混合的矛盾立场。
③2004年，画家陈丹青因不能容忍研究生招生在外语和政治科目上重重设卡将专业优秀的学生挡在校门外，又不能适应“学术行政化”的体制，愤而请辞清华大学教授的职位，引起相当轰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