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与美国的做法完全相反，美国一向认为像世界银行这类组织只会削弱每个国家的主权，而中国却通过参加国际组织来捍卫自己的主权。中国另一个外交观点是不搞“人权外交”，比如津巴布韦的总统夫人在香港公开打记者，我们就拿她没办法[12]。有些国家的人权纪录不好，但我们仍然尊重他们的国家主权。同样，中国在民主改革上也有自己的一套“商议性民主”。
重庆现在就在搞越来越多的公听会，浙江温岭也搞了近十年的民主恳谈，他们从镇上随机选一些老百姓做民意代表，再以一些专家的意见做指导，最后作出政策决策。对此类中国式的民主政治，马克·里欧纳德有一个比喻：厨师你没办法选，也没办法换，但是你要什么菜，随便你点。
（主讲梁文道）
《中国不高兴》
文艺腔误国
宋晓军，军事评论员，《舰船知识》编辑。王小东，学者，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黄纪苏，社会学家、剧作家。宋强，作家，纪录片撰稿。刘仰，文化评论人，从事出版及电视媒体行业。
究竟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这种二元对立的看待事物的方式？
《中国不高兴》的走红惹来了各种争论，很多人声称自己是不会看这本书的，尽管没看，却还是先把它骂一通。坦白讲，我觉得这种态度并不公平。我读完这本书之后，觉得它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在鼓吹一种变态的民族主义，当然也不像另外一些人所认为的，它说出了中国人的心声。
此书副标题为“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我觉得这个副标题要比“中国不高兴”好，“中国不高兴”可能更引人瞩目，能起到扩大销售的效果，但听起来多少有点“撒娇”嫌疑。
几位作者都挺有名，像宋晓军常常在凤凰卫视做节目，王小东、黄纪苏、宋强、刘仰也都算文化名人。他们在一起讨论，且常常跑题。因此整本书的情绪和语言虽然还比较一致，读起来却难免有杂乱之感，让人摸不着重点。
书中有关于“文艺腔误国”的讨论，当下中国流行文艺腔，宋晓军认为文艺腔缺乏尚武精神，人们空谈软实力，却不愿关注在他看来最重要的军事国防；而王小东则把“文艺腔”当成一种有问题的思维方式。
黄纪苏有一篇谈学术腐败的文章，叫《这个时代的学术腐朽》，但其实文中有三分之二篇幅都在骂今天的学术界什么东西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前阵子中国政法大学有个老师被学生当堂砍死，他连这件事都能跟西方扯上关系，说这个男老师平常就喜欢标榜自己留洋回来，法文说得比中文还好——可是这跟学术腐败又有什么关系呢？多少有些跑题吧。宋强先生的一篇文章是骂汉奸的，他说今天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像汉奸，比如主张跟日本和解的马立诚[13]。文中还提到了周孝正[14]，前阵子以色列攻打哈马斯的时候，周孝正出来说，以色列是个好国家，去打哈马斯是干了一件好事。在基本立场上我是赞成宋强先生的，以色列分明是在欺负巴勒斯坦人，怎么能说是个好国家呢？但是文中骂周孝正是个汉奸，一个帮以色列说话的人怎么也成了汉奸呢？这中间的逻辑着实怪异。在全球环境污染和能源问题上，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很多国家都要求中国负起更大的责任。关于这一点，王小东认为，在今天这样的世界格局下，谁先省，谁先死。也就是说，谁想节约能源的话肯定先从地球上被淘汰掉，因为不发展就要落后，落后就要被淘汰。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按照现在的模型发展下去呢？本书的另一位作者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与价值观都病得不轻，中国应该有能力也有境界去发展健康和谐之道。可是在环保问题上究竟什么是和谐之道？最后也没得出结论。
很多人认为，《中国不高兴》鼓吹的是一种极端国家主义，觉得中国什么都好，现在西方要把他们的模式强加给我们，我们就“不高兴”了。这种说法其实是受了书名的误导，过去我们总是喜欢用二元对立的方式看问题，好像凡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就都是反对民主的，凡是喜欢民主的人就都崇洋媚外。老实说，这类说法不大能站得住脚。
黄纪苏就对中国政治现实提出批判，他认为民主改革是必要的。因为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民主自由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官员们胡作非为，却可以不受法律制约，有巨大的权力保护伞为他们的撒野犯浑保驾护航。有人说中国情况特殊，民主不能急，还有人说天下压根儿没有民主这回事，甚至有人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挺民主了。对这三种观点，黄纪苏反驳说，虽然三种说法各有道理，但三只蛐蛐放在一个罐子里，最后只能掐得一个不剩。对社会主义来说，平等是题中应有之义，民主也是平等的题中之义。
很多人认为王小东是民族主义和新左派的代表，在这本书中他却说，一些左派和民族主义者，一方面对现实进行激烈批评，另一方面却又反对别人提出对权力进行制衡的政治体制改革。显然他是不赞成这种做法的。
书中弥漫着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大必须有牢固的军事力量做后盾，支撑这种观点的是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主张。学者萧功秦[15]是王小东的好友，但他批评这种观点。他认为过去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反应型的民族主义”，日本欧洲列强来欺负我们了，我们要报仇血恨，要捍卫自己，这才产生出民族主义。但是现在的“民族主义”却是没有外敌的，没有人要欺负我们，可是我们还必须为自己制造一个假想敌，这样才能保持战斗意志。
宋晓军先生提到他在福建前线看到解放军的士气很高，很欣赏他们的斗志，说只有打仗人们才会重视军人的社会地位。老是没仗打，人心散了，人才也会慢慢流失。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作者希望尽快发生一场战争？宋晓军先生确实认为战争是不能被忽略的因素。王小东也说，秦国很了不起，因为他们能将战斗意志连续保持几百年，最后才统一了中国。但是统一之后，他们的战斗意志衰退了，也很快就完了。以前看贾谊写的《过秦论》，说秦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的刑法太过严酷，但在王小东看来，好像觉得秦还不够军事化，如果能一直用严刑峻法保持战斗意志，说不定就没事了。
王小东先生还引用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16]在《社会生物学》一书中的观点，认为一个物种如果没有外界环境的压力绝对会退化。比如很多穴居动物的眼睛都是瞎的，而它们的祖先以前生活在地面上是看得见的，就因为到了地底，视力才会退化。王小东认为人类社会也是如此。这样，一种通俗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出现了，认为中国一定要不断自强，否则就会落后挨打，会被淘汰。可是现在没有人想打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用一个假想敌来培养自己的战斗意志——这种想法难道不是可怕的军事主义吗？
其实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思想，当我们口口声声说要捍卫自身利益，拒绝外来思想侵害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张早已不自觉地落入了西方文化的窠臼，成为外来思想的本土演绎。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以何种态度对待西方呢？说到这里，必须关注一下这本书里最为人所诟病的对“逆向种族主义”的指责。“种族主义”以种族界分人群，捧高自己，歧视别人。奇怪的是，中国人却觉得什么都是西方的好，我们自己的制度、传统、历史、文化等任何层面的东西都是腐朽的，甚至在人种上就很糟糕。王小东将这些想法称为“逆向种族主义”。
宋强则强调了“愤懑主义”，在他看来，“愤懑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余世存[17]，因为他将中国人比作田里的蚜虫和垃圾堆上的苍蝇，认为“弱者、愚笨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中国在近代以来已经“沦为畜群，沦为病夫弱民”。作者将这些话视为一个邪恶的愤懑主义者对中国民族品质和民族现实的最终诊断，认为这种丑恶的描述其实并不能帮我们改掉毛病，只会让更多中国人觉得自己是下贱的一群。其实我也很讨厌这种腔调，像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里面，一谈中国问题就上升到深远的文化历史传统层面，让人觉得好像中国真的已经没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