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还提到他的大伯好赌，也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心地非常宽厚。当年，大伯有个孩子去部队当兵，不知道为了什么，一个月之后就上吊自杀了，而且隔了大半年部队才敢让家里知道消息。这其中肯定有问题，他去问大伯怎么追究这件事：“‘铁成弟的事，就这样了结了？’大伯望着我，沉默了长天长地后，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去部队告他们，我知道会有人受处分，会把有的军官撤了职。可你弟弟死了，还能告活吗？处分了那些人，把那些军官撤职了，可那些班长和军官我问了，也都是从农村参军参到那里的，也都是家里无能无耐的，才不得不参军参到新疆的地界。人人都是从农村参军奔政治前程的人，你弟已经不在了，我们就别去毁了那些人的前程了。’”
这就是他的父辈，也是阎连科决心一定要记录下他们那一代人的原因。他前几年去世的四叔，从前在城里的水泥厂打工，看起来日子过得比较鲜活，到老年回到农村才发现自己是漂浮在半空的。他在城里打工的时候，城里人不把他当城里人；他偶尔从城里带一件好衣服回来送给农村的侄子们穿，家乡人又觉得他真是城里人。
城里人把日子叫生活，乡村人把生活叫日子，看上去似乎是对同一种事物的不同说法，本质上却有着天壤之别。日子是一天又一天，天天都一样，人在单调乏味中无奈地消耗着生命；而生活给人的感觉则是丰饶富足，有色彩、有人气、有宽阔的马路、明亮的路灯……然而到了最后，一个真正懂得了怎么去过日子的人，都是怎样一些顶天立地的人啊[14]。
（主讲梁文道）
[1]《东京物语》（1953），被公认为是小津安二郎最为优秀的电影作品，透过一个日本普通家庭的生活，向我们描绘了在传统价值观已然丧失的变革社会中宁静而又怀旧的生活图景。电影讲述一对老迈的夫妇离开他们居住的小镇去东京探望儿女们，他们不可避免地打搅了孩子们的生活，于是儿女们为图省事便开始疏远他们。在这段旅程中，老两口亲历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母亲在回程的列车上染病，不久去世。
[2]莫里斯·布朗肖（1908-2003），法国作家、文学批评家、理论家，他一直倾向于把文学看作更为严肃的哲学问题，关注文学的可能性或者文学对思想提出的明确要求。布朗肖的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包括萨特、福柯、罗兰·巴特等。主要著作有《火的作品》（1949）《文学空间》（1955）和《灾难书写》（1980）等。
[3]蔡其矫（1918-2007），诗人，1940-1942年任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教员，1945年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军事报导参谋，1949-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东南亚科长，1952-1957年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教员、教研室主任，1958年任汉口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政治部宣传部长，1959年任福建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副主席、名誉主席、顾问。
[4]盖瑞·施耐德（GarySnyder，1930-），美国诗人、散文家、禅宗信徒、环保主义者，曾被认为是”垮掉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他深受东方文化尤其禅宗思想的影响，曾东渡日本，娶日本妻子，并先后三次出家。1969年回到美国，定居于加利福尼亚北部山区，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1985年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同时继续广泛游历、阅读和讲学，并致力于环境保护，2003年当选为美国诗人学院院士。
[5]现代文学流派，因《论语》半月刊而得名。《论语》于1932年9月16日在上海创刊，林语堂主编，以刊登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性灵，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采取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立场。1934年后，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学阵营对“论语派”进行批评，认为其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30年代起了麻痹人民群众、引导青年逃避现实斗争的不良作用。
[6]三好将夫，美籍日裔学者，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日语、英语及比较文学教授。著有《日美文化冲突》，参与编辑《日本与世界》及《后现代主义与日本》等。
[7]“安保时代”，1951年9月8日，日本与美国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此条约不仅构成规定日本从属美国的法律依据，而且使美国可以在日本几乎无限制地设立、扩大和使用军事基地。条约执行中，由于连续发生美军暴行事件，引起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直到1960年，日本人民为该条约进行了约23次全国统一行动，每次参加统一行动的人数少则几百万，多则上千万。斗争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参加阶层之广泛，在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最终迫使艾森豪威尔取消访日计划，岸信介下台。1972年5月，美国把冲绳归还日本。
[8]艾勒里·昆恩（ElleryQueen）是系列推理小说中的侦探，也是该系列推理小说的作者之笔名。艾勒里·昆恩被誉为美国首席古典推理大师，其实“他”是一对来自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的表兄弟：佛德列克·丹奈（FredericDannay，1905-1982）与曼佛雷德·李（ManfredBenningtonLee，1905-1971），主要作品有《罗马帽子的秘密》《希腊棺材的秘密》《凶手是狐》等。
[9]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作家，1959年东京大学法文系毕业，著有《迟到的青年》《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燃烧的绿树》等。先后获日本谷崎润一郎奖、瑞典诺贝尔文学奖、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
[10]中上健次（1946-1992），日本当代著名作家，著有《凤仙花》《纪伊物语》《奇迹》《赞歌》等，1976年获芥川奖。
[11]1949年前后，由于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在苏南贸易关系上的不平等，以及企图干涉南斯拉夫执行独立的对内对外政策和在南斯拉夫建立情报网等原因，使得苏南关系逐步恶化，最后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公开决裂，铁托等人被诬蔑“在南斯拉夫建立了一个反共的、警察式的和法西斯类型的国家制度”。在此期间，东欧各国开始了大清洗，大批著名的党政领导人以及高级将领因同情南斯拉夫，都被强加上“南斯拉夫间谍”、从事“反对苏联的敌对性活动”等罪名，无辜投入监狱或被处死。1952年11月，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的弗拉迪米尔·克莱门蒂斯等人也被审判处死。
[12]改编电影《布拉格之恋》（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于1988年上映，被评为1988年美国十佳影片之一，并获戛纳电影奖。
[13]“在赤贫之境中挣扎的父辈们却以亲情哺育儿女的善良感恩。亲情是养育善良的土壤、阳光和细雨。直到今天忆起大伯那次自杀的事，忆起父亲、大伯和叔叔间的兄弟情，忆起他们各自为了最普通的生存和人生中最普通的得失与过错，我都深刻地体会到，一个人的成长，最重要的需求不是物质的吃穿和花费，不是精神上大起大落的恩爱和慈悲，而是物质和精神混合在一起的那种细雨无声的温情与滋润。正如需要成长的草和树一样，缺光少雨当然不可以，可暴雨暴日的轮流与交替，似乎不缺水，不缺光，但最终迎来的却是不成材的疯生和疯长。而只有那种细雨无声的滋润和给养，只有那种光线充足却非暴晒暴烫的阳光和灼目的明亮，才可以让草成草，树成树，让人的心灵成为未来充满善与温情的一颗心……我是在充满贫穷与温情的家庭长大的。”（《我与父辈》精华摘录）
[14]“我的那些叔伯兄弟和姐妹们，也都是在充满贫穷与温情的家庭与家族中长大起来的。我们叔伯兄弟姐妹十五个，堂叔伯兄弟姐妹二十几个人，包括我，没有成才做官的，没有暴富到流金流油的，但没有一个不是善良的。没有一个不是把善良做为人生的底色后，再说在这底色之上去涂着别的色彩颜料，让人生尽可能的丰富、充满情谊和活着时多一些人间烟火的快乐与温暖……善良，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基和源本……而家庭和家族中世代酝酿的亲情与温情，则是养育善良的土壤、阳光和细雨。”（摘自《我与父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