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朋友是知名作家，前几年替一个名人写了一篇很有文采的悼词，结果一下子就火了，大家都觉得那篇悼文写得实在太好了，于是很多有钱人纷纷找上门来，花巨资请他写悼文。也许有人会说，文人怎么干这种事呢？可想想看，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写下了多少讣文和悼词啊，其中也不乏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其实我自己就干过这种事儿。念大学的时候，曾为当时一些哲学家、文学家写过讣文，刊登在香港报纸上赚外快。后来慢慢发展到一个地步，我跟一帮同学因为等钱用，连那些还没死的老学者都帮人家写好了讣文，这样等人一死，报社一个电话过来，我稿子立马发过去了，多快啊。
这话听起来挺没良心的，但世界上真的就有人以此为生。这种工作在中国比较少见，因为我们的报纸忌讳这个，英文报纸上却有专门的讣闻版面。像《纽约时报》，每天有一个整版讲今天或昨天有哪些名人去世了。《先上讣告后上天堂》的作者玛里琳·约翰逊就是一位很有名的讣文作家。她的讣文好到什么程度呢？有人甚至开玩笑说，要是我死了能够请她来帮我写讣文，那我宁愿现在就死！
作者说，她做这个工作其实很小心谨慎，尽量不要让别人知道她最近在为谁写讣文。她也总是在猜测，这个城市里谁的岁数大了，身体不好，而名气又大到足以让她提前为他写好讣闻。每天早晨醒来，她都会一阵紧张，不知道她要写讣文的那个人物死了没有？这也许就是她热爱这行的原因，情绪一天天酝酿加压，而你写东西的时候必须偷偷摸摸。因为谁都不愿意知道，原来你已经帮他写好讣文了，对不对？
作为一名资深的讣文作者，她会注意到很多一般人不留意的事情。比如她发现，其实很多人的死亡是彼此相关的。最有名的当然是美国前后两任总统，第二届的约翰·亚当斯[4]和第三届的托马斯·杰弗逊[5]，他们都在7月4日，也就是《独立宣言》签署纪念日那一天去世。再比如为《小熊维尼》[6]中的小熊和小猪配音的两位配音师也是同一天去世的。这种事情还真的只有讣文作者或者讣文狂才能注意到。
什么是讣文狂呢？我在外国真看到过不少。他们会每天剪报，把讣文攒起来，专门看今天谁死了。我有时候看报刊，也喜欢先看后面的讣文版。这并不是八卦，而是个很好的习惯，因为它能够提醒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哪些重要人物离开了。
他或者是个体育明星，曾经陪伴我们成长；或者是个歌星，歌声曾使我们愉快或泪下；或许是个政治人物，改变过我们的生活；也许还是一个暴君，曾让这个国家陷入混乱……总之，这些人物在我们生命中逐一消失，难道我们不应该在他们离去的那一天，好好关注并重新反省生命吗？
这本书提到，美国还专门有一个讣文作者聚会。为什么有这样的聚会？因为这些记者和别的记者不一样，别人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满世界采访，这些讣文记者每天都在一个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偷偷看剪报、找资料，一天到晚琢磨谁快死了，他死了以后我该怎么写等等。那不是像生活在棺材或坟地里吗？所以这些讣文作者看上去也阴阴沉沉的，平时跟人不怎么来往。
但是他们每年都有一个年会，在美国不同的城市召开。据说有一年的年会选德州一个城市，他们定的那家酒店的广场过去是专门处死绞刑犯的地方，其中有些讣文作者居然还煞有介事地开着殡仪馆的灵车来参加。
讣文作者也分很多流派，其中有一位粗犷派的是来自英国电讯报的老手，他的讣文这么写，第三任莫尼班爵士日前于马尼拉逝世了，享年55岁。该爵士以其人品及生平所为，给贵族血缘论的抨击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弹药。
为什么呢？作者接着说，爵士生前所从事的主要职业如下：手鼓鼓师、信心满满的骗子、妓院老板、毒品走私犯，以及警方线人……是不是很让人吃惊？
有一年的年会上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在大会的最后一天，会场上突然掀起了一阵骚乱，一个同行飞跑进来，嘴里高喊着一句行话：“停下印刷机！”如果报馆里出了大事，他们通常会这么喊。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就在这些全美国最重要的讣文作者开大会的时候，里根总统去世了。这些人一下就陷入了兴奋中，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已为里根写好了讣文，现在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但他们也并不只关心大人物。前几年伦敦恐怖袭击案之后，《泰晤士报》曾为一个普通人写过一段讣文：卡西里在邻里中很得人心，他有一个很出名的特点，无论去哪里，花的时间总比别人多。因为他总要停下脚步，和路上遇到的人说几句话，在芬斯伯里公园附近的各家酒吧都挂出了他的照片，以表示对其家人的同情……
（主讲梁文道）
我们在此相遇
和亡灵神秘相遇
约翰·伯格（JohnBerger，1926-），英国艺术史家、小说家、公共知识分子、画家，被誉为西方左翼浪漫精神的真正传人。著有《观看之道》《另一种讲述的方式》《毕加索的成败》等多部艺术批评经典。小说《我们在此相遇》（1972）获英国布克奖。近二十年来，伯格一直生活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村庄中，着迷于濒临消亡的传统山区生活。
大部分作家都很难避免去写自己的生活。有的作家口头说坚持不写自传，最后仍会弄出一些类似回忆录的东西，只不过写法和风格不同而已。
约翰·伯格这本《我们在此相遇》写得非常玄妙。“在此”指的是一些不同的城市，他在那里遇到了不同的人，比如自己的女儿、情人或以前的老师，甚至遇到了早已经死去的父母。这种写法既像一本回忆录，又像一个虚构小说。
书的开篇是一个很美的故事。有一天，他在里斯本的广场上遇到一位老妇。她以一种异常优雅的姿势坐在一张长椅上，像一尊雕塑那样很久都没有移动。他不禁疑惑了，这样考究的姿势究竟摆给谁看呢？
就在他喃喃自语这个问题时，老妇人突然站起来，转过身，拄着雨伞，以一种让人期盼已久的仪态向他走来。他先是认出了她走路的样子，过了好一会儿才看清她的脸庞，原来她是他的母亲。
可那时候他母亲已经去世快十年了。而且母亲明明是英国人，怎么会出现在里斯本呢？他记得母亲跟他说过，不要相信死人只会待在埋葬她们的地方，其实死人都会回到这个世界来，而且可以到任何一个他们喜欢的地方去。
可是她为什么要来里斯本呢？没有解释。在约翰·伯格笔下，这座葡萄牙城市有着一种特殊的氛围。葡萄牙过去是称霸海上的帝国，后来衰落了，成了今天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它的首都里斯本自然也成了一个充满忧愁的城市。忧愁最适合亡灵。
描述这座城市时，伯格提到一种葡萄牙特有的绘像砖。这种画砖很多人在澳门见过，就是那种蓝白相间，画满了各种图腾、人物传说及精灵故事的彩砖。这些画砖铺满了里斯本，与此同时，墙面上碎裂的白漆、地板上黏附的灰泥以及阶梯上不断重复的图案，又似乎再强调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它们正在试图掩盖某种东西。如果说死亡也是一种掩盖，那这些亡灵们是多么适合出现在这座城市啊。
书中有很多智慧的语言，比如他母亲说，在死去的人那边，很多都患上了希望症，就和人间的忧郁症一样普遍。伯格问，你们把满怀希望当成一种病吗？母亲说，这种病的末期症状就是妄想再次介入生命，对他们来说，这可是绝症。显然，母亲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已经患上了这种绝症。
作者说他有一次还遇到了一个死去的老师，那是在波兰的克拉科夫。他小时候经常跟这位启蒙老师一起去剧院看歌剧、相声、杂耍、魔术，还有脱口秀，杂七杂八什么都有。但是这些层出不穷、接连不断的插科打诨最后都指向了某个神秘而诡诈的命题：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单人脱口秀。
这是他从那些喧闹的表演中得到一种深沉的暗示。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像是舞台上的表演者一样，无厘头地说着单人脱口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制造欢乐，讨好别人也愉悦自己，似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生活下去，但这样活到最后，我们又得到了什么呢？
后来他又回忆起自己的父亲。他与父亲在伦敦一条小河上相遇。父亲经历过一战，有一天带了一队士兵上战场，回来却只有他一人。从此，父亲的欢乐就永远消失了。只有跟幼小的他一起在河里玩耍时，才能够借用儿子的无邪换回自己的天真。
在与那些有的已经死去、有的还活着的人在世界不同城市再次相遇时，作者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也在深入。比如他一看到路标就会想到童话故事；“之”字路牌会让他想到跳跃的小鹿，“十”
字路口交叉图案以及有落石、险崖危险的交通警告牌则让他觉得幸福。因为与人生真正可能遭遇的危险比起来，这些路标简单到让人心安的地步。而人如果这么容易就能避开人生的危险，那简直就像童话故事里的世界了，不是吗？
（主讲梁文道）
浮生取义
自杀的哲学问题
吴飞，1973年生于河北肃宁，1999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硕士、200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基督教思想、宗教人类学等，著有《自杀与正义：一个中国视角》《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等。
通常我们会觉得自杀是个心理学或社会学问题，吴飞教授这本《浮生取义》却告诉我们自杀是一些哲学问题。自杀与哲学有什么关系呢？自杀通常涉及人们对生命价值的某些看法，西方社会是禁止自杀的，因为基督教相信生命是上帝赐予的，是神圣的。而中国人虽然也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却并没有严格反对自杀，甚至还推崇屈原等人的做法。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自杀到底和哪些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呢？作者从对华北某些地区的自杀现象调查中发现，中国农村的自杀现象往往是因为受了委屈，而委屈和冤枉是不一样的：冤枉属于公共领域，比如被官府冤枉或者在法庭上没有得到公正的判决；委屈则常常是自己在家庭中所依赖或预期的某种关系没有得到实现和满足。
中国人的生命是在家庭生活中展开的，他们相信人格的完满也需要通过建立家庭来实现。中国人喜欢把生活叫“过日子”，怎么过呢？就是出生、成长、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年老、寿终这样一个循环。如果这个过程里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就是日子没过好。
“过日子”的概念本身不附加任何的好坏善恶，可它又自然区别于西方人假定的那种赤裸裸的自由的生命观念。中国人认为，只有所有的义务和责任都尽到了，才叫日子过好了，才会得到道德上的满足，由此可见家庭在中国人观念里的重要性。
对中国人来说，家庭不是一个机械的地点，它包含着复杂的人际关系。有人际关系的地方就有政治，当然这个政治不是公共领域的政治，只是家庭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庭内部的公正很多时候并不牵涉到多么严肃的问题，只是一种感情上的预期。比如你对孩子好，自然也会期盼他将来长大对你好，如果他没有这么做，你会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这更多的是一种亲密和尊重的关系，情感和政治毕竟是两回事。也许你和伴侣之间很有感情，但你们仍然会存在一些政治关系，当你觉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觉得受了委屈的时候，情感与政治的张力就出现了。
吴飞通过调查发现，当代中国农村家庭的自杀情况其实比以前更严重。他认为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家庭革命成功的一个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