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要讲的故事，你可能会有些地方不太明白或者有些疑问，但请中途不要打断我。”董伯一字一句的说道。直到看见薛靖认真的点头，才举杯和薛靖一碰，接着道：“因为天长日久的关系，故事的细节也不断变得模糊，到了我这个年纪，兴许哪天会彻底记不起它，亦或是记得，我也未必愿意把他讲出来，但是今天，我愿意把它与你分享，也相信，这个故事断不会让你失望。”顿了一顿，董伯干完了杯中的酒，放下酒杯，闭目靠在躺椅上，开始了讲述。
我姓叶，叫叶修贤，出生于台南，父亲给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取义修身笃学，厚德至贤，也是希望我能够子承父志，跟他一样当个学堂老师，所以对我百般要求，家里行事作为都有诸多条框，好不难受。但父亲没有想到的是我虽受他逼迫打小读了许多书，四书甚至能够倒背，学业也算人之中上，但终究不愿人生如他一样平淡似水，走他走过的老路。于是16岁那年，我背着父亲，做了人生的第一个自己的决定，投报了台属军医学院，而非他替我选的劳什子台南高等工业学校，当时我以为这两个学校唯一不同的是就读的地方，他选的学校依然在他的掌控之内的台南，而台属军医学院，在台北。
以我的学业成绩，要进台属军医学院绝无问题，甚至犹有过之，自然是不会落空。但当父亲知道我没有按照他的意思行事时，他的封建家长思想爆发了，在家里大发雷霆，让我在祠堂跪了一宿，不许母亲及任何人理我，也不许给我一分钱，想以此来要挟我。好在台属军医学院是隶属日本军部的，包吃住免学费，而我也是个强脾气，不曾稍有低头。直至要做火车去台北上学的那天，他也没有和我说上一句话，只是在我离家时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至今还记得，仿佛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意味。我当时年少气盛哪管得许多，只觉得从此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了。却没有想到，这一离家后，竟再没机会见到父亲。
还记得到了台南车站，人特别的多，多的并不是赶路的，而是送别的。我背着行李提着衣服，望着周围的人，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凝重，还有的居然哭了起来，仿佛送别的人是要捐躯赴难一样，我讨厌这样的伤感，只想快点离开。就在车到台南，准备上车时，身后传来了母亲的呼唤“贤儿，贤儿。”
母亲微胖的身体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努力的朝我这边靠过来，一脸焦急的表情。在家里我和母亲关系最好，父亲是绝对的严父，母亲却有着台湾女子特有的温婉，总是偷偷在父亲的严管下照拂着我，有时候气的父亲也骂她，说什么慈母多败儿。我看母亲挤的有些吃力，立即上前拨开人群，接到了母亲，问道：“母亲，您是来送我的吗？”语气一片欣喜。
母亲也气喘吁吁地答：我放心不下，来看看你，毕竟你长这么大，没有自己出过门。
“母亲您就放心吧，又不是荆轲，不会一去不返的啦，倒是您要照护好自己，儿子不能再跟前尽孝了”
“别瞎说”母亲迷信，又跟菩萨嘀咕了几句童言无忌之类的话。“你到了台北要自己照护好自己，在学校要与人为善，不要惹事，那边气候跟台南有差，要注意身体”母亲又絮絮叨叨了一堆，最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我“这是一点钱，不要太大手大脚的花，够你用一年的”
我有些惊慌，推开母亲的手“别给钱我，我在学院吃住都是不要钱的，用不上。母亲您偷偷给钱我要是父亲知道了，又要说您了”父亲说一向来无二，母亲也从未违背过父亲的意思，我担心母亲，便不肯要。
此时汽笛传来，火车要开了。我回头看了看，准备跟母亲告别。
母亲见我要走，扯住我袖子，把布包往我左边上衣口袋里一塞“贤儿，这钱就是你父亲给你的，他还说让我跟你说，要去就要好好学，不要半途而废，要是在台北遇见什么解决不了的麻烦，就回家来。他在。”又一声汽笛传来。
此时一股酸辣直冲眼眶，我赶快回身上车，回首扬了扬，答了声：“母亲，再见了。”却连头都没有敢回望一下。
坐在车里，我平复了好久的情绪，等回过神来，车已到了嘉义。感觉到左胸的重量，我拿出了小布袋，打了开来，里面放着父亲给的钱以及一张厚纸，我掏出来看了看，竟是父亲和母亲的相片，母亲在相片里依旧笑的温婉嫣然，父亲立于母亲旁边，虽然还是显得有些严肃，但眉眼中看的出一些笑意。相片有些凹凸不整，我反过来才发现后面有字，上写着：笃学笃行，慎思慎言。后面署名叶怀秋，那是父亲的名字。
最终我还是变成了我讨厌的人，在北上列车昏暗的车厢里，我泪流满面。
本以为远离了台南就少了束缚，没想到反而给自己增添了枷锁。36年的冬天，我没能回家过年，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台属军医学院是隶属日本军部的军事医科学校，虽然吃住什么的对于就读学生全部免费，但没有白吃的午餐，若是在专业估测考试中前两次得分在C以下的话，就会面临第三次加强考，若加强考还是没有过关，就会被清除出去。而我，前两次的估测考试成绩，是C。对了，忘了说，在这新段的生活中，我有了个日本名字，叫武田赤备，寓意要像武田家的骑兵一样无敌于天下。少年总是踌躇满志的，当时日化在台湾深入骨髓，从公属小学到大学，都有日本文化的相关课程，到了军医学院，更是所有的课程都是日本老师来教授，为了方便老师，所有的学生开学时都起了日本名字，什么齐藤元三，松下兴康，连新竹贡丸郎都出来了，而且这个新竹贡丸郎也是我同宿共难好友，（因为家是新竹做贡丸的，所以起了这样的名字）他也拿了两个C，于是只能在假期的时候，陪我一起在校图书馆度过。
也不要太稀奇为什么我都没有太反感日本或者日本人，甚至还愿意投身日本院校学习。当时处于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奉行愚民教育的台湾，我们这样的升斗小民，只能知道好的一面，比如说全台禁鸦或者不让妇女缠足，还是很得民心的。至于日本又在哪里残杀了多少无辜民众，奴役了多少原住民，除非发生在眼前，否则我们没可能知晓。而当时的武田赤备还有新竹贡丸郎这些典型的台湾青年，都以能进到军医学院为荣，绝对不会想要被清除出去。当时所有的同学都做着学成西洋医术回到家乡，成为一代名医悬壶济世的美梦，却没有想到历史的车轮如此无情，将他们所有统统碾碎，半点痕迹也无。
事实证明苦心人，天不负。我和贡丸郎在第三次加强考中都过了关，没有枉费我和他在图书馆熬过黑白颠倒的一个半月。37年夏季的时候，我和他已经算是班上中等偏上的学生而非吊车尾了。当我和贡丸郎发现今年成绩绝不可能比C低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做回家过年的准备了。贡丸郎时不时对我说他已掌握了日本寿司的精髓，就等回家的时候看能不能跟祖传的贡丸相结合，做出更好的美食。我则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想回去看看母亲，还有父亲。然而，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了。
当然我们这些殖民地的在校学生是不可能及时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很明显感觉到有事发生。因为我们又多了一门课和一项训练，战地急救和体能训练，38年的春节，我和所有的在校学生一样留校进行强化军事训练，没能回家，只是他们是第一次，而我和贡丸郎，算是“又”。38年2月底，校军备医疗部召集了我们所有学生，每班逢十抽五，强制加入日属台湾波田支队卫生队，很不幸，我和贡丸郎都被抽了出来。3月初我还没有能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知我的父母，就随着波田支队飘过了台湾海峡，来到了大陆。
刚刚进入大陆的时候，我们所有学生都是心情愉悦的，毕竟只是随军医疗卫生，在波田支队没有战斗的时候，我们几乎无事可做。据说要在合肥驻扎接近两个月，每天卫生队除了例行的训练，就是休息。只是我们有些人开始想家了，而这有些人里面，包括我。
我依然记得那天贡丸郎在训练结束后叫住我时的表情。他神情紧张，双目通红，仿佛没有睡觉，嘴唇都有些干裂，扯着我的肩膀把我拉进了卫生队的仓库。我们走到仓库最里面，这样门口一旦有人进来，我们就能第一时间知晓。
“行了，不要拉这么用力，有什么事说，如果是你昨天晚上没回来，终于告别自己的童贞了，麻烦免开尊口，我不想知道”昨晚上贡丸郎和他的几个卫生队的同乡偷跑去了合肥城内玩，还是我替他遮掩过去的。
“修贤，不是的，我现在没心情跟你开玩笑，我接下来要跟你说的每句话都是事实，我们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希望你能有办法”他神情凝重，而且叫我修贤而非赤备，可见是认真的，我点点头示意继续。
他回头看了看仓库门口，转身对我说出了一个事实，一个当时我甚至无法相信的事实。基于这个事实，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