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谊舞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最早可以一直上溯到十九世纪，不过一开始只是洋人们在那里“自给自足”，它变成中国上流社会的时髦社交活动，应该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叶的事，这得归功于英国人在外白渡桥北侧开设的上海第一家近代化旅馆礼查饭店，也就是现在的浦江饭店，因为它那里的舞厅太有名气了。光绪二十三年，也就是1897年，当时的上海道台蔡钧为了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在礼查饭店举办了一个大型舞会，应邀出席的全是各国驻沪领事和一些重要的外国商人，这是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大型舞会。
二十世纪初，礼查饭店在周末和星期天的晚上开始举办“交际茶舞”，舞会直到深夜方结束，这在中国算是首创。从此，交谊舞会开始在上海盛行起来。
虽然中国人很快就和西洋人一样，爱上了跳舞，但当时，除了大华饭店（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摆酒的地方）的跳舞厅还算过得去外，整个上海滩，没有一个适合中国人跳舞的好去处。
外滩倒是有个英国总会，也叫上海总会，但是只有西方人才能进去。法国总会的面积要比英国总会大得多，设备也新得多，还有一个颇为壮观华丽的椭圆型大舞池，但是它同样不许中国人进去，不过因为它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执行起来就不那么严格，上海许多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先生少爷们都喜欢去那个地方跳舞。在那么多喜欢跳舞的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位小姐动起了这样的念头：假如在上海开一家专门供中国人跳舞的舞厅，用最豪华的装潢、请最好的乐队，一定能赚大钱！
1932年，近代上海第一豪门盛氏家族里的七小姐盛爱颐果然和人合伙投资了七十万两白银，开了这样一家舞厅，这便是七十多年来，有着无数神秘香艳色彩的“百乐门”。
说到“百乐门”，我知道有一种香烟的牌子就叫这个名字，记忆中好像是四元一包，味道并不特别好，略略有些冲的，但是它有很长的烟蒂，并且用了硬式的卷纸，以至于想点起来抽的时候，一定得轻轻搓一搓，这样烟味才能更好地渗透出来。如果不点，就可以很轻易地将这样一枝烟竖在桌面上，过一会儿，因为一些小小的风吹草动，无声地倒下去。再竖起来，接着倒下，做这样的游戏，可以很轻易地kill time，就像跟人聊天一样。
后来有机会采访同出盛氏豪门的盛宣怀嫡亲外孙女Alice时，她却这样告诉我，她最常去的是南京西路成都路的仙乐斯跳舞厅，那里的墙壁都是用绸缎包起来的，隔音效果很好。还有大都会、不设舞女的Air Line俱乐部。这样总要玩到夜里十一、二点方才尽兴，家里大人是不管的，也管不了。那时，她的父亲已经开始四处去“轧”女朋友了，还常常在外面过夜。有时两代人会碰巧去了同一个舞厅，不过舞女大班眼尖，看见了会通风报信，小辈们便齐齐从后门溜走。我提到了百乐门，但是她告诉我，那里她是不大去的，因为嫌那里的乐队不够水平。
不过这可以算得一面之词，也算名门之后的白先勇就对“百乐门”的过去有着无比怀念，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他这样写道，“……金大班走进化妆室把手皮包豁琅一声摔到了化妆台上，一屁股便坐在一面大化妆镜前，狠狠地啐了一口。好个没见过世面的赤佬！左一个夜巴黎，右一个夜巴黎。说起来不好听，百乐门里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童得怀那付嘴脸在百乐门掏粪坑未必有他的份……
他兴冲冲地掏出他的银行存摺给她看，他已经攒了七万块钱了，再等五年——五年，我的娘——等他在船再做五年大副，他就回台北来，买房子讨她做老婆。她对他苦笑了一下，没有告诉他，她在百乐门走红的时候，一夜转出来的台子钱恐怕还不止那点……”
白先勇小时候是在上海度过的，在那样一个年纪，按说对像金大班那样的“百乐门”舞女是不可能有很深认识的。但是他记得，自己坐汽车经过“百乐门”的时候，看到那些舞小姐，一人手上拿一把扇子，穿的都是长旗袍，走上去的那几步大概都经过特别训练，就是比别人好看。就是那样几步路的好看，让他记住了一辈子。
现在的百乐门是台湾商人重新修复的，投资2500万元人民币，力图把这3500平方米重新恢复成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风貌。主持改造项目的总设计师同样来自台湾，也姓盛。改建后的百乐门，建筑风格是一九二零年代至三零年代国外流行的Art Deco（装饰艺术），为了突出华丽繁荣气象，加进了巴洛克式的浪漫和繁复。
在华灯初上的夜晚，隔开很远都能看见愚园路万航渡路转角处，百乐门门楼上那座由一百八十块雕花板拼成的九米高圆柱型玻璃银光塔。呈放射状流泻的电器蓝霓虹灯，确实只有流光溢彩一词可以形容。大门口的雨棚下非常形式地放着一辆黄包车——当年老上海的主要代步工具。拾级而上（当然也有电梯），进入面积总共有八百多平米的二楼音乐西餐厅，也就是当年的大舞厅，现在这里成了一片金色，能够同时容纳三百多人就餐。虽然不设最低消费，不过一般一整套西餐点下来，人均消费近两百元。
三楼，当年著名的金光小舞池，曾经被人形容成“上也舞厅，下也舞厅。弹簧地板效飞腾，玻璃地板镶倩影，何幸！何幸！春宵一刻千金重”的玻璃地板上，如今映照的却是一些疯狂放纵的身影，为了吸引年轻客人，这里被改成了DISCO酒吧。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人在意到，那金黄色的射灯之下铺设的整整一万两千朵红色玫瑰？
再上四楼，经过两排长长的原木酒架，才是最为原汁原味的大舞厅，屋顶的五盏巨大水晶吊灯照得舞厅熠熠生辉。两边两个各能容纳三、四十人的VIP包间占去了不小地方，将褐色舞池挤剩下三百平米左右。舞池中央依旧用了汽车钢板整体支撑，很多人一起翩翩起舞时地板就会出现倾斜或颤动，产生动感，这就是当年风靡一时、专业舞厅的标志之一“弹簧地板”。上世纪四十年代，整个上海只有两处地方有这样会跟着你摇的地板，一个是百乐门舞厅，另一个是铜仁路上的绿屋。大厅尽头是挑高三米的钢琴舞台，七米宽的舞台布幔轻垂，却不见了当年组建中国第一个爵士乐队的金·吉米的影子。
舞厅里，常常能瞥到一对两对西装笔挺的中年男人与穿着过时式样白皮鞋，头发烫成大波浪，有的甚至还在前额处高高耸起，戴着白色或黑色珍珠项链的中年女子。当然也有一些涂着鲜艳口红，作贵妇打扮的太太模样女人，与年轻的男舞师进退有余。年轻的、一个人独个儿呆着的，又不是舞蹈教师的美丽女子，是很难得一见的。这倒与当年有了一些殊途同归之处。在那个年代，想去舞厅跳舞，再大胆子的年轻小姐也不敢不跟着自家哥哥或哥哥的同学们同去，不然是会被人误当作像金大班那样的舞小姐的。那时的舞小姐们总在舞池边一圈凳子上坐等，客人买好舞票，就可以走过去拣一个。她们往往长相端丽，但是因为刚出道不久，经验不足，没法做到八面玲珑，只能坐坐冷板凳。一直要到熬成红舞女，才可以端端架子，可以在晚上九点半过了才姗姗而来。客人事先订好几号桌后，会预先和舞女大班说好，请某某过来“坐台子”。坐上一会，一曲舞罢，又忙着去转别处台子了。而现在，货腰女郎成了交谊舞教师，教舞的费用，每小时两百元。当然了，漂亮却仍是出众的。
地板依旧是弹簧的，跳的还是那些老式交际舞，华尔滋、探戈这一类，演奏的仍是当年乐队所用的400多套乐谱，是成心造好一个旧梦让人回头去寻的。绅士与淑女的风范也依旧都在着，但是已经不见了裹一袭织锦缎旗袍的苗条身姿，也不见了梳得油光铮亮的乌黑小分头。
如果说高级，这里的舞票算是全上海顶贵的，晚上8点到凌晨1点的晚舞场，门票最低200元，其余消费另算。可是为什么，我并不觉得它高级如斯呢？也许就像百乐门这个名字，当年PARAMOUNT的英文原意是“最高的、最卓越的建筑”，但是现在，谁都知道，这已经不再可能。现在回头再来看这个名字，当年的大雅如今却成了大俗。也或许，是我对老上海风情原本有着万千想象，如今俱归了实处，反倒拒绝接受了？
时光毕竟已经走远了，再华丽的袍，转过身来，上面也是千疮百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