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
“他睡着了。”从监控室走出来,我对Mike说,“多给他点时间吧……我想他可能累了。”我说。
Mike不似以前那般俏皮,他拿着David递给他的案件整理书,有些沉重地抬眼看了看Kris。那眼神里还有什么,我说不清。
“我的任务结束了。”我笑笑拍了拍David的肩膀。
他也笑了笑,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有些犹豫地拿起了那份案件卷宗,“你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只不过……我是说,也许你该知道这些。”他把卷宗递给我,“你自己看吧。”
一个小时以后,走在警局已经空无一人的走廊,我的脚步声显得格外孤单。
关于那之后的事……还是不要再说了吧。他卸下一层层的壳,已经血肉模糊,你看,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留点最后的东西,不是么。
那大概是在倒计时还剩1小时左右的时候,也就是张艺兴死去的一个多小时以后,他拿着一个椅子去砸客厅里的那扇落地窗,椅子砸断了,什么都没有发生。
接着,他又尝试去开那扇密码锁的门,胡乱给了3次密码都失败了,什么都没有发生。
接着,他又拿起朴灿烈使用过的那个平底锅去砸厨房的天窗,就是他拦住朴灿烈去砸的那扇。窗子被砸破了,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疯狂地在客厅里乱砸,踢翻了沙发和茶几,砸坏了墙壁。他跌跌撞撞地摔倒在跳舞机前,看见了鹿晗赢的那台机器上跳动着的没人注意到的字幕:surprise。
他颤抖地把手按在上面,墙上的游戏规则慢慢消失,像是噩梦般,几个红色的字渐渐显影出现,那是韩语的“两周年!”
像是模糊地意识到了什么吧,又像是什么都看不清摸不透。所有人的梦都醒了,那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噩梦。
几天以后,我去**局办理完了跟这起案件有关的一些手续,离开前,我最后一次去探望了这个特殊的病人。
他穿着明显比他的身体宽大很多的囚服,显得异常瘦削。他的头发还未剪短,仍旧随便地在脑后扎成一把,漂亮的手指随意地放在腿上,脸色苍白的有些厉害。
他时不时咳嗽,我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他轻轻摇头表示自己没事。
我不敢想象他的牢狱生活。就算穿着囚服没有任何装扮,他仍然漂亮得有些过分,就算这样走进一个全是同性的酒吧我都会担忧他的安全,更不用说在监狱里,更不用说他还是不多见的亚洲人。
“如果……我是说以后,”我摸了摸鼻子,小心着自己的措辞,“服刑的时候,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可以随时联系我,我有很多律师朋友。”我递给他我的名片,“这个你以后恐怕不能携带,但你可以记住我的名字,很多**都认识我。”我友善地说。如果我的病人选择了死亡,对我的工作是莫大的否定,但这一切,好像又不是我能化解的。
他接过名片,看着我笑了笑,仿佛看透了我的意思,“我不会去死的,你放心。”
“那就好。”我看着他。
“我会活着,”他低头说,“接受所有的惩罚,并且……”他甚至笑了笑,“并且努力地活下去,让这惩罚的时间长一些。”
我看着这个男孩,像我第一次看见到他时那样,散发着极端自我的气场。
“我这里,被许多座金字塔压着,”他笑着指指自己胸口,“每一次惩罚,就像搬走一块石头……也许我在这里呆了几百年以后,就可以自由呼吸了。”他继续笑着说。
我沉默着,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想象的那样需要心理医生。每个人都有别人救赎不了的痛苦,当这些痛苦消失殆尽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也就跟随着一起消亡了。
两周后的晚上,新闻节目里依旧充斥着满世界的灾难,在那条不起眼的本地车祸片断里,我看到了意外死亡的郑先生。
其实很多事情,也许不会再有人知道。
没人知道,被推倒在镜子里的金俊绵也许曾沙哑地说出过那句话,“地下室有声音。”
没人知道,在那次最后的探望里,Kris曾经低着头小声地对我说,“其实那个蹦床,我觉得我只碰歪了一点。”
没人知道,德国珠宝业巨头Wellendorf在2014年初推出了价格不菲的限量版戒指,分成上中下三层的戒指表面彼此旋转,很容易就能拼凑成固定的花纹图案。而拼凑完的内侧,是个简单的斜体德语单词:Liebe。
更不会有人知道,2010年冬天,张艺兴终于买下了那块看中很久的Tissot黑白款手表,表的背面刻着一行小字:Itonlystopswhen
youfallinl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