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澂得到名单，不敢掉以轻心，立即全城戒严，准备按名册抓捕革命党人，所幸革命党人邓玉麟发现大事泄露，过江赶往总指挥部通风报信，众人果断决定，与其坐而受死，不如起而革命，当晚就发动起义，便约定以午夜十二点的新军南湖炮队响炮为号，新军各工程营起事。邓玉麟和杨宏胜立即赶往各工程营，传递消息和输送弹药，为什么要输送弹药呢？因为前几天中秋起义的消息一泄露，瑞澂早有准备，将军中所有弹药一律集中收缴，统一保管，而没有弹药的枪杆子当然形同废物。
不过，文人出身的起义首领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处境的危险，布置完之后，革命军临时总司令蒋翊武和刘复基、彭楚藩等重要领导仍守在总指挥部楼上，等候作为起义信号的炮声。
据说，为了避免反动军警的怀疑，他们还特地备了一桌酒菜，弄了一架留声机放些唱片，装作饮酒取乐的样子，结果炮声还没有等到，却等来了大批军警。原来由于意外爆炸，小朝街85号秘密机关被破获。起义首领们被清军四面包围，眼看军警就要破门而入。每当文学社遇到危机，往往是评议部长刘复基带领大家渡过难关，此时，又是刘复基挺身而出，掩护蒋翊武和彭楚藩逃走，他抱着同归于尽的决心，向清军接连扔出了三个炸弹，却都没有爆炸，原来情急之下，他忘了革命党人还没有给炸弹装上导火管。
其实像这样关键时候掉链子的事情，在没有经验的起义中是常常发生的。众清兵一哄而上，刘复基寡不敌众被捕了。
蒋翊武和彭楚藩等人越墙逃走，但被埋伏在四下的军警抓住。当时蒋翊武身穿长袍马褂，脑后还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像一个保皇党，自己谎称是看热闹的群众，混进人群就不见了。就这样，起义还没有发动起来，司令部却几乎一下被连锅端掉了。被捕的众人在狱中翘首盼望着，午夜十二点的一声炮响，那是起义发动的信号。他们苦等了一夜，南湖炮声却没有如期响起。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得到了革命党人名册的总督瑞澂，早已经派人看守革命党人众多的工程营，暗布眼线，严加防范，专等鱼儿落网。
文人出身的起义首领们
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和共进会（都属于同盟会外围组织）引导和发动的，其主力是湖北新军，但领袖都是一帮文人。其中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共进会的领袖熊秉坤，都是新军中党人的杰出代表。
1911年1月，蒋翊武以“研究学术，进修德业”为名，在武昌重建革命团体文学社。当时有一个叫“群英会”的组织（由三十二标正兵向海潜发起成立），取水浒聚义之意，为数108人，熊秉坤和蒋楚杰、吕中秋等人都参加了。熊秉坤为人豪爽，性格外向，活动能力极强，加入共进会后立即开展联络，吸收了不少同志。同年春，孙武回鄂恢复共进会活动。4月下旬，熊秉坤偕同营田智亮至分水岭32号谒见孙武。
在酝酿起义之初，文、共两团体虽然在磋商联合时存在一些分歧，但其中不乏有识之士，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他们毅然放弃门户之见，求同存异，共谋大业。
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重心转到了武汉，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有合作意愿，文学社于5月10日在武昌小朝街85号设立起义机关，次日即约请共进会代表筹商合作事宜。由于文学社更有实力，在新军中发展了3000多名会员，共进会也愿意承认蒋翊武的领袖地位。
1911年9月14日，武昌楚望楼10号来了一批年轻人，这便是当时武汉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的主要成员。由于当时四川保路运动已经是风起云涌，革命形势大有席卷全国之势，这两派人在接触了几次后，便决定召开联席会议，进行积极合作。
在武汉起义成功后，局面却出现了暂时的混乱。由于当时起义的领导人大都遇害或者下落不明，参加革命的士兵又缺乏威望，由谁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求助于湖北谘议局的议员们，并准备公推议长汤化龙作为军政府都督。汤化龙推脱拒绝后，大家便想到了黎元洪。在17日“祭天大典”宣布后的军政府名单中，除了孙武出任军务部长，其他六部均为黎元洪的部属和汤化龙的亲信——起义成果转手他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