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1年6月17日成立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是典型的民间结社行为，清政府当时对于这种民间结社，是什么态度呢？在一百多年前，人们这样做是不是合法呢？答案是合法的。在大清的后期，中国人已经可以合法地成立社团，大清《户律》规定聚众十人以上，只要携带武器的，至少要发配两千里，另加杖责。另外清朝的《兵律》里也写了，集会的时候浴血定盟焚香结拜的，也要杖责。这就是说当时清朝的规定，集会可以，但是有两条，第一不许带武器，第二不许结拜兄弟。
1908年清政府弄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之后，规定了大清子民享有的合法财产权、居住权、言论著作权、集会结社权、人身安全权，也就是说在一百多年前大清的统治下，中国人在法律上已经享有了这些基本人权。尽管大部分中国人当时还没有人权的概念，朝廷也没有认真地落实民众的这些权利，但无论如何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在短短一个月里，成都保路同志会就发展到了将近十万人，紧接着各行各业各阶层的分支机构也相继成立，比如女子保路同志会、学界保路同志会、商界保路同志会、小学生保路同志会等。在当时保路会的首脑中，很多人是立宪派，他们对于保路运动的定性也很有意思，叫做“罪在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一人，与我皇上无干，与四川以及他省官吏无干，与洋人无干”。他们打出了“文化争路”的旗号，并且决定在1911年8月1日，组织代表到北京去见皇上请愿。
这次集体上访组织得很有声势，出发的时候据说成都有3万人送行。这次上访也以彻底的失败告终，他们被以扰乱交通秩序罪，押送至原籍。然而朝廷的衮衮诸公还是不明白，“文明争路”已经是老百姓给他们的最后机会了。
清政府与保路运动的冲突的两极化
四川商办铁路公司既有温和派与激进派之争，清政府这个时候火上浇油，反而激化了矛盾。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不愿意承认四川商办铁路公司亏空部分股资，这种态度激起各方强烈不满，从而使商办派内部的分歧反而趋于统一。保路运动中的温和派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与威胁，于是和激进派一样，变得态度强硬起来，认为政府“不但夺路，并且谋财”。
在这个背景下，清政府与四国银行签订合约，这一份合同被民众视为丧权辱国的“卖国契书”。在地方舆论的煽动下，民情更加激昂。激进派成为保路运动中的主流。四川商办铁路总公司召开动员大会，讨论决定，早年光绪皇帝御准川路为川人自办，不能收回国有，如果政府执意收回，川人将抗争到底。大会结束之后，成都正式揭出“保路同志会”的招牌。各州县的保路组织也公开活动。保路运动开始在四川广泛开展起来。
为了避免局面进一步失控，四川护督王人文向朝廷请求顺应川民的要求，收回成命。但是摄政王载沣一反常态，坚决不予让步。为了维护朝廷威信，他发出严词斥责。他坚持认为，铁路国有、民有、急办、缓办，这个都可以商量，但政策既定，就不能反复。
当王人文再次向朝廷上奏表明自己的看法，甚至指名道姓地指斥盛宣怀“欺君误国”，认为借款合同丧失利权太大。在电文中他还陈情：“大会到会一千余人，一时哭声震天，座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臣饬巡警弹压，巡兵听者也相顾挥泪。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纷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
不过清朝政府的态度并没有缓和，整个形势剑拔弩张，并迅速两极化。
事实上，清政府在推行铁路国有政策时，地方官员就预感到可能引发动乱的危险。所有重要地方大员处理四川铁路问题的态度，都与朝廷僵硬的做法相左，这不是偶然的。然而，他们的态度反而激怒了当政者，甚至被扣上了无能的帽子。
处于火山之上还不知道变通，朝廷主政者已经完全丧失了对现实民情的感知能力。对即将发生的动乱，他们也就完全乱了方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