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小说《女人们》是一个充满碎片的小说文本，这部书具有明显的后现代写法，文辞跳跃，杂语共生，多种学科、各个领域的专门词汇、暗语隐词等互文性写作的特征，以致让译者花费三年的时间才啃下这块硬骨头。《女人们》由朱延生等译出，作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之一出版。正如柳鸣九所说：“就像任何意识流小说都必须分割整一的时空一样，《女人们》也具有这个特点。在这里，时间、空间、事件、人物、场景，甚至思想观点，都被分割成了碎片，整部小说就像是一个巨大规模的万花筒。它里面充满了万千块五彩缤纷的碎片，故事经历的碎片，景观图像的碎片，信息见闻的碎片，思想观点的碎片，感情经验的碎片……无数的碎片如天女散花般地点染式地构成了现代社会无所不包的图景，展现出现代人无所不包的精神世界内涵。”
索莱尔斯的文本创作是对互文性的大胆实践，在法语文本中嵌入汉字，这种写法一度被认为是“新小说的”或“反文学的”。首先，《戏剧》在体裁上是暧昧的，是小说式的日记，具有非小说、非诗歌、非戏剧的特点。这种做法曾被国内学界称为反体裁或无体裁。其次，它采用了《易经》的结构，某些段落以汉字结尾。全文分六十四章，相当于六十四卦，单数与偶数以及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分别对应于阳爻和阴爻；章节之间的谁先谁后并不重要，因为它的本质是非确定性，与《女人们》一样，《戏剧》也充满了片段性，这导致了它的不堪卒读。读不下去正是索莱尔斯所追求的效果之一。巴特在《S∕Z》中所运用的类似于一场小小的地震式的策略在这里得到重现，文本无中心、无结构、无顺序，完全是碎片式的聚合，你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任意的方式来阅读，不必遵循传统的历时顺序或逻辑的顺序，这样的文本所具有的反理性特质促成读者的极乐。正如巴特所说：“话语所继续进行的‘道路’既不是年代的道路(在前∕在后)也不是叙事的逻辑(一种事件被另一个事件所包含)的道路：在这里，唯一的章程是星座章程；既然并非任何话语都是线形的(对于文学的无限结果来讲，这是一种限制)，那就应该把《戏剧》当作一个很大的星系来阅读，而这个星系的拓扑学对于我们来讲则是无法想象的。”它与传统小说的异质在于，既不符合时间顺序，也不符合逻辑序列。
《数字》则充斥了大量的汉字和《道德经》的引言。索莱尔斯曾宣称要将《道德经》翻译为法文。索莱尔斯认为中国文化的实质是没有上帝，没有法律，汉语是革命性的语言，汉字既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空洞的符号，能够摆脱机制的限制，体现行动的活力。正如国内学者刘成富指出，索莱尔斯的文学实践实际上是受他本人、巴特和德里达等人所鼓吹的文本间性理论支配。所谓“文本间性”指的就是世上自古以来只有一本书，这本书是冗长的、不间断的、未完成的、无法完成的和无法命名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引用、凝缩、深化和位移。文本创作过程是使一系列文本复活的过程，文本与文本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应该将之置于文本的大网中来考察。当然，以上关于互文性的理解是从广义上进行的。索莱尔斯的创作与他的理论思想是契合的，索莱尔斯曾强调过的“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他不但是理论旗手，还是勇于将理论化作实际行动的人。
索莱尔斯的创作是互文性创作，他的创作实践是互文性在文本层面的真实还原。正如国内学者刘成富所说：“索莱尔斯的‘文本写作’观，彻底地否定了文本的终极意义。在他的眼里，任何文本只不过是一个铺天盖地的巨大意义网络上的一个纽节，它与四周的牵连千丝万缕，无一定向。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种没有中心意义的、快节奏的、狂热的语言冲动，以及一种纯净的、超脱的语言境界，成了索莱尔斯竭力主张的艺术追求。”作为《原样》的领导人和中流砥柱，索莱尔斯与克里斯蒂娃、德里达、罗兰·巴特所持的文本理论观点基本一致，他们的文本理论是一种共同持有的财富，在对互文性理论进行动态描述的过程中，索莱尔斯这一笔不可省略，也无法省略。索莱尔斯在《写作与革命》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文本写作和他创作的小说之间的关系。这篇文章后来和福柯、巴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等十几个人的文章一起收录在被视为如是派宣言和纲领的著名文集《全体理论》中。
三、“修正过的巴赫金”：克里斯蒂娃对巴赫金思想的转换与超越
克里斯蒂娃提出互文性时所处的学术背景正是结构主义在法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之下，由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所得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知识几乎影响了当时所有的人文学科，也是当时符号学的核心。就在1966年结构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些人开始对结构主义用简单的模式或恒定的结构来规约世界的多样性的并吞八荒、包罗万物的野心产生不满，这些人以德里达为首，还包括乔姆斯基、邦弗尼斯特等。克里斯蒂娃也迅速地认识到了结构主义的历史局限，她企图用巴赫金来修正结构主义，于是巴赫金的社会文化符号观、对话理论、复调小说理论成为她手中屡试不爽的不二法宝。
基于对巴赫金理论的了解和作为最早将巴赫金介绍给西方的学者之一，克里斯蒂娃成功地吸纳了巴赫金诗学中的有关精华，把它发展为自己的互文性理论。她在1966年一篇名为《词、对话、小说》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互文性这一术语。在这篇文章中，她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横向轴与纵向轴的结合至少揭示这样一种事实，每一个词语都是另一些词语的再现，我们从中可以见出其他一些词语来，文本也同理。在巴赫金看来，这两支轴代表对话和语义双关，它们之间并没有严密的区分。巴赫金第一次将这一视角引入文学理论：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之后在1967年，在《受限的文本》(又译为《封闭的文本》)中进一步明确了关于互文性的定义，认为互文性就是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这是文学文本最基本的特点之一。1969年，她在《解析符号学研究》中又重申了这一概念。在她的博士论文《作为文本的小说》中，互文性是作为重要的文本概念出现的，并且是她得出的结论之一。她在博士论文中以《让·萨德列》这一文本为例，揭示了暗含在这一文本之中的其他文本，深刻揭示了“书乃书之本，书自书中来”这一互文性的道理。对于《让·萨德列》来说，这一文本看似以一种单数的形式存在，其本质却是复数的，潜藏在其中的有苏格拉底、加图、塞尼加、路加努司、福音书和圣保罗、圣贝尔纳特斯和圣奥古斯丁等，这些来自古代、中古的众多文本因子。这些东西以不同的方式，或引用或联想地汇聚在《让·萨德列》中，文本与文本之间就形成一种关系，即互文性的关系。
互文性是克里斯蒂娃最为重要的文本理论之一，这一理论将文本从孤立的、自足的状态中解救了出来，即文本的存在再也不是单数存在，而是与其他众多历史文化文本相联系，当前文本内部包含着众多的历史文化因素，历史文化因素凝聚在文本之内就是互文性。这种意义上的互文性是广义的，因为它可以不直接找出作者“剽窃的证据”(引用、否定、反讽等)，这也是互文性有别于影响研究的地方。这种广义性的互文的根源之一就是：任何文本都是作者阅读下的产物，而作者的阅读无疑是无数文本空间的交汇。作者一边阅读一边创作，由于记忆的机制，创作中其他文本的痕迹很难抹去，从而使文本间性成为一种必然，整个社会历史都被他写了进去，古代的文本、当代的文本统统在当前文本中聚会，那么当前的看似孤立存在的文本便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种复数性的存在。
由此可见，几乎所有的文本都是复数存在，都是已经创作并出版后供读者阅读的文本的变形。这里，作者最初是以读者的身份出现，他先阅读，然后创作，这样即便是个性最强的作者创造出来的文本也会暴露出受人影响的部分，可以说文本是复数的文本，从中可以读解出另一个文本来。为此，克里斯蒂娃说：“文本是许多文本的排列和置换，具有一种互文性：一部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若干部分相互交汇与中和。”
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理论至少有以下含义：第一，词与词之间是彼此联系的，因而由词组成的文本与文本之间也并非孤立无援，亦应是这种关系，这一观点得到巴特的推崇、强调：“任何一个词都不会由于自身而显得富有意义，它刚好是一个事物的表达符号，它更是一种联系的途径。它远没有潜入一种与它的构图共存的内在现实，而是一说出就与其他字词形成一种表面的意向链。”托多罗夫也说：“广义上，任何言语都是对话，即超越个体。任何言语生产皆针对某人，后者可能是若干人、无名者、缺席或者甚至是从说话者分化而出的产物。话语从前人那里来到我们每个人身边；还有，每个陈述文都带有先前陈述文的痕迹和未来陈述文的希望，现在人们有时用‘互文性’一语喻此现象。”第二，互文性是一切文本的特性，但是这种互文程度可深可浅，深受克里斯蒂娃文本观影响的巴特将其发展为“文是一种织”的观点：“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例如，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过去引文的一个新织体。”第三，克里斯蒂娃认为互文性的概念可以代替主体间性的概念，她对主体间性敬而远之，在她那里作者处于空白、缺席与匿名状态。为此，日本学者西川直子在其为克里斯蒂娃所作的传记中说道：“所谓间主观性，是指在不同的复数主观之间，能够相互理解的场被打开的事实，使间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é的观念向文本的平面移动的，就是间文本性。”其实，这是对克里斯蒂娃思想的复述。主体间性与文本间性在哲学层面有其相通性。惠特曼就在《草叶集》结束语中说：“伙计，这不是本书，/谁抚摸它，等于接触了一个人。”第四，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是广义文化层面的，这是社会历史的深度给文化文本打下的烙印，文本总是处于一定文化空间之中，这其中就有着其他文化文本的参与，这种参与就是所谓语境。因而，文学中的文化因子、历史因子、哲学因子亦是一种广义的互文，尽管这种互文有时很难发现。就像巴特说的：“互文是一个无名格式的总场。那些无名格式的来源很少能够被人发现，它们是无意识的、自动的、引用时不加引号的引文。”但还是被人们认为是互文关系，新历史主义学者海登·怀特就提示人们看到文学文本和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他说：“这种联系在本质上被看作是一种‘互文’，或者，也可以说是两种‘文本’之间的关系：‘文学’文本是其中一个方面，而‘文化’文本则是另一个方面。”从而，互文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化了，不但文学文本内部会形成互文性，绘画、音乐、建筑、雕刻、舞蹈、戏剧等不同门类的艺术之间也都会形成一种互文性关系，这样互文性就被泛化了。第五，对于独创性的消弭是互文性的特点之一，互文性强调传统对于文本的影响，认为真正独具创造性的文本是不存在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影响下的产物，都是对其他文本的转化和变形。自古以来，模仿和创新是历代文论家争辩的焦点问题。歌德就曾说过一段言辞激烈的话：“人们总是谈论独创性，但是独创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从我们呱呱落地时起，世界就开始对我们施加影响，这影响一直持续到我们生命的中止。试问：除了精力、魄力和意志外，还有什么可被称做我们自身的东西！”注重独创，张扬个性的浪漫主义文论家爱德华·扬格则推崇独创道：“我们阅读模仿之作，总多少带着听第二遍故事的懒散心情；一见到独创性的作品，我们的精神振奋，那是个百分之百的陌生人，人们群集要想探听外国的新闻。”尽管诗论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各持己见，但是文学的互文性作为一个客观事实永远存在，所谓的独创也是在这个限度之下的独创，不可能有脱离互文性而独立存在的作品，也不可能有不受其他作家的任何影响而独立创作的作家。
嬗变路径之一：结构主义方向
一、T·S·艾略特诗学
作为美国现代派诗歌之父，T·S·艾略特关于T·S·艾略特的生平这里不作介绍，国内的外国文学教材如陈嘉的《英国文学史》、王佐良、周珏良的《英国文学史·二十世纪卷》都有介绍，国内的一些译著如袁可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裘小龙的《四个四重奏·前言》也有介绍，还有翻译了《荒原》的著名学者赵萝蕤都对其有相关介绍。国外彼得·阿克洛依德的《T·S·艾略特》、林德尔·戈登的《艾略特的早年生涯》和《艾略特的新生》是了解艾略特生平的很好的资料。格罗弗·史密斯(Grover Smith)的《T·S·艾略特的诗歌和戏剧》，试图通过对引文的研究来解释艾略特诗歌的意义，这种做法似乎可归纳为互文解读法。在学界备受推崇。艾略特的诗论完全来自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他曾说诗歌批评是他的诗歌创作的副产品。然而，他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成就却有目共睹。韦勒克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写道：“T·S·艾略特是20世纪英语世界至今最重要的批评家。”其《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被认为是用英语写作的最有名的评论：“大概是二十世纪用英文写的最有名的评论文章。”艾略特具有与本·琼生、德莱顿、蒲柏、塞谬尔·约翰生、柯勒律治、马修·阿诺德一样的在英语世界的地位，他被认为既是诗人又是批评家。艾略特著名的《荒原》被认为是现代主义诗歌的鼻祖，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现代主义诗歌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