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劳军行大义
1936年起，中日关系空前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然而蒋介石仍然幼稚地寄望于通过外交方式来消弭战祸。日本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他们一方面加紧向华北地区大量增兵，另一方面又不断挑起事端，制造侵略理由。1937年，卢沟桥事变终于爆发，抗战全面打响。国难当头，全国军民同仇敌忾，抗日热潮席卷全国。
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两名士兵，携带武器，私闯中国军用机场，被中国卫兵阻止，两名日本士兵竟开枪打死中国守兵一人，中国守军被迫还击，当场将两名日本士兵击毙。日本领事馆不顾事实真相，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无理抗议，并偷偷向黄浦江内外增派军舰。
8月13日早9时，日军以租界和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舰为基地，突然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中国驻军奋起抵抗，第二次淞沪会战全面爆发。第二天，战事急转直下，日本发动总攻，空军、陆军协同作战，并不断增派兵力开往上海，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驻上海的中国军队第九集团军在张治中的率领下奋起还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日军源源不断向上海逼近，中国军队也从四面八方纷纷赶到，投入到卫国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内的爱国官兵面对火力凶猛、残暴如狼的日本侵略者，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黄浦江畔杀声震天，尸横遍野，战斗进行得极为惨烈。
自淞沪抗战爆发以来，杜月笙便步入了人生中最为繁忙而紧张的一个时期，同时也让他步入了人生另一个拐点。
身为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副总会长，杜月笙马不停蹄地发动虞洽卿、潘公展、钱新之、徐寄等工商界领袖，筹备成立“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筹备会”，并向工商界募捐财物，还不惜花费巨资，印制《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为广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粮。
与此同时，上海各界的市民也纷纷展开抗日后援工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沪上闻人，杜月笙更是不甘人后，但凡有国民党大部队开来，他必定撇下一切事务，亲冒锋镝，带上大批的慰问品前去劳军。
有一次，他带着大队人马，满载上海各界市民的劳军物品，前往真茹前线慰问第九集团军。临别之际，杜月笙十分殷切地问张治中：“总指挥这边还有需要些什么？”
张治中很坦率地告诉他说：“现在军中最需要的就是通讯器材，譬如电话机、机器脚踏车等传令工具。”
像电话机这种军需物资在当时极为紧缺，但杜月笙还是一口应承下来：“请张总指挥放心，我一定会尽快送来。”
精疲力竭的杜月笙回到抗敌后援会，来不及休息，便火速安排他的手下人：“赶紧去购置一门电话总机、十架分机，还有四部机器脚踏车，派人连夜送到张总指挥那里去。”
杜月笙一声令下，门人学生们自然不敢怠慢，立即分头去购买这些市面上的紧俏货。隔不多时，出去采办的人打电话回来说，电话总机市面缺货，无论出多少钱都买不到。杜月笙急了，又命人到处打电话征购，仍然无法购得。
杜月笙开始坐立不安起来，张治中面前的“闲话一句”不能及时兑现，岂不砸了自家的招牌？于是他赶紧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抗敌后援会的委员吴开先商量说：“实在没有办法，就只能先把我中汇银行的电话拆下来，送到真茹前线去。”
“那银行用什么？”吴开元问道。
“没关系，前方实在是需要得紧。”杜月笙坚定地说。
说完，杜月笙便拨电话到中汇银行，正在这时，有人满头大汗地跑了回来，进门就说：“好不容易在西门子洋行找到一部电话机，结果洋行的人说是别人定下了。”
“西门子洋行？”一句话如醍醐灌顶，让心乱如麻的杜月笙突然想起了什么，于是他赶紧拿起电话，迅速拨通了杨志雄的电话：“喂，杨志雄，你是西门子洋行的总顾问，我有一桩事体，您务必帮忙……”
杨志雄听过杜月笙的请求，觉得这桩事体着实难办，电话总机本就紧缺，取消别人的订货，情面和道理上都讲不过去，交涉起来颇费周章，十分难办。不过大敌当前，国事为先，杨志雄几经周折，总算不负所托，顺利将一部电话总机送到抗敌后援会。
当天，杜月笙快马加鞭将物品备齐，连夜运往真茹前线第九集团军张治中的指挥部。
第八集团军兼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抵达浦东督战，杜月笙同样派人前去慰问，并传达自己的意思，只要第八军有什么需要，自己一定竭尽全力帮忙。
张发奎生性放达，直率地表示：“我的队伍，一切军需物资都还齐备，只要多来些朋友，给弟兄们打打气就好！”
杜月笙对张发奎这种豪爽的坦白十分钦敬，又觉得什么都不送，只去几个人，空口白辞，未免不太隆重。但张发奎不开口，又不晓得送什么东西才好，于是杜月笙便去和吴开先商量。
吴开先略一寻思，说：“现在，抗敌后援会陆陆续续接到各界市民送来的劳军物品，毛巾、罐头、香烟、各种食品已经堆积如山，不如我们多运送过去一些，好让这些官兵多分上一点，岂不是大家都很欢喜？”
杜月笙也觉得这个办法挺好，但光送这些，仿佛还不能完全表现出自己的诚心实意，于是他说道：“这些物品自然要送到前线，犒劳流血的弟兄们，不过日军火力甚猛，张总司令又总是身先士卒，不避危险，他是一军之帅，安全问题非常重要，因此我想买一部装甲保险汽车送给他，这样的话，他在指挥作战的时候，不就保险得多了？”
听他这样一说，吴开先也颇觉合宜，但转念一想，又觉不妥，不无担忧地说：“后援会的捐款虽多，但买一部装甲汽车起码要花一万多元，尤其是送给张总司令这样的高级将领，难免不会引起非议。”
杜月笙哈哈大笑，说道：“吴老兄多虑了，既然你赞成，买装甲汽车的钱，用我杜某人自家的铜钿，我买得来，再以后援会的名义送给张总司令。”
如此慷慨的气度，让吴开先既惊讶又佩服。但他还是表示，如果后援会能通过拨款买一辆装甲汽车，也可以为四处举债的杜月笙省下一笔费用。杜月笙显然不想失去这个抢风头的机会，因此坚持要花自家的铜钿，以后援会的名义来捐出这辆车。
几天后，经过多方努力，一辆崭新的装甲保险汽车被运送而来。杜月笙十分高兴，邀请抗敌后援会的钱新之、吴开先、潘公展等人一起押送新车以及一大批慰劳品，直抵张发奎的指挥部，不仅在物质上给前线官兵以慰劳，还在精神上鼓舞了官兵的士气。
这部杜月笙以私人出资购买，以抗敌后援会名义赠送给张发奎的保险汽车，一直用到抗战末期张发奎驻防桂林时。有一次，吴开先途经桂林，张发奎为尽地主之谊，予以接待，谈及此事，吴开先才将此事的原委告诉张发奎，由此，张发奎与杜月笙的交情愈加深厚。
杜月笙不仅为国民党官兵提供军需后援，还一度为八路军的抗日活动提供帮助。有一次，八路军驻上海代表潘汉年写信给杜月笙，告诉他：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希望能得到帮助。
虽然杜月笙极少与共产党人来往，但民族大义当前，接到信件后，他立即组织召开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经过讨论，最后同意将一千套防毒面具捐赠给八路军使用。这些价值超过一万六千元的面具都是从荷兰进口的，款项从抗敌后援会募集的慰劳金里支付。
后来，抗敌后援会复函潘汉年：“兹由本会勉力购赠荷兰新到防毒面具一千只，请即劳驾慰劳委员会接洽运输手续，以便早日送达贵军前方将士备用。”
这次资助共产党人抗日的义行，也是杜月笙为数不多的与共产党人的接触之一，但足以证明他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抗日的决心与态度。
组建苏浙别动队
8月15日，日军突然向上海市区展开全面进攻。日本军机沿京沪铁路线展开猛烈轰炸，战况空前激烈，闸北和虹口遭受日军重创。然而就在这一天夜晚，法租界华格臬路的杜公馆却来了一位神秘而又不同寻常的客人。
当这位客人满面春风地步入杜公馆的时候，杜月笙欣喜莫名，霍然而起，赶紧微笑着拱手相迎，一迭声地喊：“雨农，请进，请进！”
这位贵客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头号特工，有“蒋介石的佩剑”、“盖世太保”之称的戴笠。戴笠原名戴春风，字雨农，浙江江山人，早年曾投身地方保安团，后又考取陆军军官学校，并加入国民党。由于他行事干练，聪明凌厉，日益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和宠信。
杜月笙与戴笠的结识还要追溯到1921年。当时的戴笠穷困潦倒，三餐不继，他听说大帮会头子杜月笙为人豪爽、喜欢结交朋友，于是就经常出没于十六铺的各大赌档，希望结交杜月笙。因为精通赌术，手腕灵活，很快引起杜月笙的注意。通过短暂的交往，杜月笙觉得戴笠精明干练，前途不可限量，于是建议他去考军官学校，日后必能飞黄腾达。
戴笠接受了这个建议。果然不出所料，从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凭借着聪明的头脑和玲珑的手段，他步步高升，最后竟然进入国民党最重要的特工组织“军统局”。出于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他渐渐赢得蒋介石的宠信，并迅速成长为蒋的左膀右臂。
如今日军兵临城下，国难当头，整个上海滩正处于血雨腥风之中，戴笠却飘然而至，这让杜月笙既欣喜又诧异。
二人宾主落座之后，照旧先是寒暄数语，戴笠便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此事让杜月笙大为踌躇。戴笠所言所语，在纵横上海滩几十年、威风八面的杜月笙看来，委实过于疯狂和大胆。
原来，就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华北战局急转直下，迫于形势压力，戴笠就电令军统局天津站长王新衡迅速组织了一支“便衣队”。出于奔赴国难的热情和对日军的深深仇恨，许多爱国青年纷纷投效旗下，短短几日便将便衣队的规模扩大到两千多人，拥有长短枪七百多支，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在敌军占领之地从事袭击任务。
这一次的成就大大激发了戴笠的雄心壮志，他亲赴上海拜访杜月笙，正是想利用杜月笙无人望其项背的影响力，在上海建立一支人数更多、战力更强的新军。
戴笠滔滔不绝向杜月笙透露着自己的惊人计划，他希望这支新军能有足够的兵力，分布于沪西、浦东和苏州河一带，正式协助国军作战。
如此庞大而复杂的计划，使得杜月笙不得不打断了戴笠的话，他试探性地问道：“依雨农所讲，所谓足够的兵力大概需要多少人？”
戴笠回答得简洁而干脆：“最低限度要一万人才行！”
“一万人！”杜月笙听了，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旦夕之间便要召集一万人之军力，谈何容易？若说打架滋事、呐喊助威，凭着杜月笙在上海青洪帮的无上地位乃至整个工商界的庞大势力，别说一万人，便要三万五万，也是顷刻可办。然而要说编制成军，在虎狼敌军的飞机大炮之下，叫这些纸醉金迷、游手好闲的白相人脱下绸缎，着上军装，在不经过训练的情况下就上火线杀敌，就算杜月笙自己敢为人先，他能拖得动上万子弟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吗？
戴笠见杜月笙踌躇不语，面露难色，顿时便加重了语气：“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此事关乎抗战之大计，民族之危亡，所以，我在离开南京之时，特别跟蒋委员长请示过了。委员长认为势在必行，并且还答应，只要能召集到人马，所有的番号、军械、弹药和粮饷，都可以由国民政府颁发。”
一听此事得到蒋介石的力推，杜月笙眼睛一亮。他知道，蒋介石万万得罪不起，况且抗日救国关乎生死存亡，是人心所向。看来，不管成功与否，唯有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朝这个目标去做。
于是他微微一笑，说道：“这是一件大事体，凭我杜某一己之力怕还不够，要想促成此事，就得多找几位朋友，大家分头设法才可以。”
“杜先生说得极是，”戴笠顺手掏出纸笔，说：“我们彼此商量一下，开出一个筹备者的名单来。”
两个人凑在一起，对上海滩工商、军政界的熟人做了一个简要的归纳，不多一会儿，便开出一个浓缩过的名单。大抵上，这些人都可以为此事出力，其中不乏上海市长俞鸿钧、新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金融界的钱新之，工商界的贝祖贻，还有军政界的刘志陆、吉章简、蔡劲军等人。
名单拟好后，戴笠兴奋地说：“筹备的地点就设在三极无线电学校。”
三极无线电学校设在法租界，与杜公馆相距不是太远，对杜月笙来说，这个安排还是相当方便。
虽然杜月笙的青帮弟子遍布上海滩，但是平日里多为散兵游勇，因此他对军队的编制及募集显得相当陌生。但戴笠却显得信心十足：“杜先生，募集一万人马其实并不难，我在京沪两地拥有一支负责情报和行动的队伍，集中起来至少有几百人，还有此刻正在受训的学生军，要他们投笔从戎，参加抗敌，我想也有两三千人。照这样算来，杜先生这边只要号召个六七千人，就足够了。”
杜月笙一听，也兴奋起来，登时便说道：“方才我也想到了，上海各区的保卫团有些人手和枪支，而且多少受过一点儿训练。他们的团长多半是我的学生，组织千把个人应该不成问题。”
“对啊！”戴笠激动地猛拍巴掌，又提醒道：“杜先生别忘了，你还有两员大将呢！”
“哪两个？”
“陆京士和朱学范。”
杜月笙恍然大悟，陆京士和朱学范在邮电工会中颇有影响力，上海有一百多万的工人，这些工人的爱国热情从不甘居人后，倘若在工人中征集几千人，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这一晚，二人一席长谈一举奠定了“苏浙行动总队”、“忠义救国军”成立的基础，同时也让杜、戴二人日渐亲密起来。更重要的是，由于这次会晤，竟使杜月笙的命运和前程全部为之改变。
经过杜月笙、戴笠及上海各界人士的努力，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竟然真的征集到一万余人投身行伍。这支仓促成军的新编劲旅，还分别由蒋介石特别电令，颁予“苏浙行动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番号。
“行动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分别由杜月笙、戴笠、刘志陆担任，另外还有十五位委员，除杜月笙、戴笠和刘志陆外，还有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界的俞作柏、张治中等人，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大亨张啸林竟然也位列委员名单。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三大亨中，除杜月笙以外，黄金荣年老体迈，闭门不出，张啸林则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静静观察着事态的发展，杜月笙为防患于未然，硬是把他的名字拖进委员名单，免得他日后附逆下水，当了汉奸，留一世骂名。
“别动队”的第一支队由杜月笙的学生何行健出任队长，共有两千多人，来源都是青洪两帮的弟兄。这些来自白相人地界的帮会成员着正规军装，扛三尺步枪，奔赴前线，跟日本豺狼之师以死相搏，由此可见杜月笙对于他们有多大的影响力量。第二、三支队分别由杜月笙的爱徒陆京士、朱学范负责，人数更是达到四千余人，这些成员主要来自各个行业的工人护工队。当征军通告下发之时，这些爱国的工人应者云集，四千多人很快集结完毕，并顺利组成两个支队。
戴笠在京沪一带拥有一支负责情报和行动的队伍，统统被编入第四大队，由军统干部张业任支队长。最后一个支队，则是由高中以上的学生军和受过军训的热血青年组建而成，并由戴笠的旧部陶一珊亲自负责训练和指挥。
行动队成立之后，由戴笠在青浦成立技术训练班，又在畲山成立教导团，更设特训班于松江，分批予以短期训练。训练的项目除开作战以外，另外加上了从事游击战所必需的技能：侦探、破坏、突击和暗杀。
行动队的武器装备、被服用品由当地驻军拨发一部分，另外一部分需自行解决。于是杜月笙又到处设法，征用民间所存的武器和弹药，发动上海金融界的朋友捐钱捐物，予以购办。
日本人威逼利诱
中日大战如火如荼，天崩地坼，整个上海滩到处都是烈焰腾烟，遮天蔽日。凄厉恐怖的战争场景让人触目惊心，同时也让国人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就在杜月笙毁家纾难，大张旗鼓积极参加抗战的时候，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发生了。
日本军要、特务首脑以及那些为日本军队充任先锋的汉奸流氓，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对杜月笙施以百般的利诱、千般的威胁，妄图钻个空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利用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庞大势力，帮助他们尽快占领上海，从而达到彻底侵华的无耻目的。
对于无孔不入的日本人来说，不仅要在正面战场上给予中国致命的打击，还要从人民内部实施分化，彻底瓦解中国人的抗日力量。显然，具备深厚社会力量的杜月笙成为他们眼中一个不可不攻的突破口。
日本住沪领事馆、陆军部、海军部等特务机关，甚至特别列出公关经费，专做杜月笙的工作。还派人跟踪窥伺、调查情况，然后分析研究，以此作为软化杜月笙的参考资料。
日本驻沪领事馆还通过法租界纳税华人会秘书、汉奸张师石手中得到一份资料——《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在这份材料中详细介绍了杜月笙的出身、经历，杜月笙与法租界的烟赌业、上海市地方协会，以及与黄金荣、张啸林、虞洽卿、王晓籁、钱新之、杨虎、陈群等人的关系。
这已经不是日本人第一次拉拢杜月笙了。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日本陆军部就在日本内阁中飞扬跋扈，迫不及待想吃掉中国，而日本海军部对中国的态度则是更希望从经济侵略的角度入手，而不是军事战争，他们垂涎中国的一切物力资源以及庞大的市场。日本海军部觉得，中国已是囊中之物，不必浪费兵力，挑起战火，而应该把更多的兵力投向南洋和苏联，因此日本海军部并不热衷于向中国挑起战事。
有一次，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途经上海的时候，在驻沪总领事馆翻译的陪同下，特地到华格臬路的杜公馆，登门拜访杜月笙。
杜月笙非常诧异，自己与这位日本海军大将素昧平生，何以不请自来？永野修身倒是一副貌似仰慕的神态，先是对杜月笙的声望和才能吹捧一番，又对他在上海工商金融界的发展和影响颇为赞赏，最后才点出正题。
永野修身提出一个让人疑信参半、又惊又喜的合作方案。他说，日本拟在上海投资三千万日币，开设一家“中日建设银行公司”，目前正在中国寻求合作伙伴，杜月笙无疑是最佳人选。并不无坦诚地表白，日本之所以这么做的目的，就是看重了中国庞大的市场，不能让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行”独占鳌头，一定要别别他的苗头，抢抢他的生意。
永野修身为杜月笙描绘了一幅极美的远景，凭着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的庇佑，陆军在华东及东北的强大势力，加上直接受他们指挥的日侨和浪人，配合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广泛人缘和帮会势力，一定可以控制整个华中和华南的资源和贸易，这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发财机会。
尽管永野修身说得天花乱坠，口沫横飞，但杜月笙始终保持着谨慎的微笑。他凝神倾听，等永野修身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杜月笙依然眉头微蹙，半晌才说了一句话：“我是中国老百姓，没钱没势，永野部长未免太抬举我了。”
永野修身见杜月笙说的都是敷衍之辞，赶紧声明自己的一番诚意，衷心诚意同谋财路，逼着要摊牌。杜月笙只好说道：“一个中国老百姓，去跟外国政府机关合资开办公司，这恐怕有点不合体制吧。”
如此执意推却仍然不能让永野修身知难而退，于是他又推出了第二套方案，那便是由杜月笙自行组建一家规模宏大的银行，其所需要的资金则全部由日方提供，合营的具体方法仍然沿用前一套方案的设想。
杜月笙见一时难以推诿下去，只好虚晃一枪，说道：“这是一件大事体，还望部长先生容我详加考虑。”
几天以后，不等永野修身再次登门，杜月笙便派人往见日本海军部驻沪代表，请其转陈永野修身：“前次所谈，极感盛意，碍于国家民族大义，未敢从命，歉仄之处，伏祈见谅。”
见杜月笙如此执著，永野修身只得悻悻而归，此事就此不了了之。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本特务仍然千方百计游说利诱，甚至于恫吓威胁，杜月笙仍不为所动。
见杜月笙不肯就范，日本人更是三番五次派出高级军政要人对他纠缠不休。根据以往对杜月笙的悉心研究和观察，日本人对杜月笙的生活情况也十分了解，他挥金如土，呼卢喝雉，对上海滩有着根深蒂固的感情。日本人觉得，上海沦陷不过是迟早的事情，杜月笙要想在上海滩安身立命，守住他的万贯家业，和日本人合作才是唯一出路，他绝不会舍弃他在上海尊荣的生活以及庞大的事业而远走他乡的。
更为重要的是，根据汉奸流氓提供给日本特务的情报资料显示，杜月笙风光无限的背后，经济情况十分拮据，债台高筑，至淞沪抗战爆发之时，他积欠各家银行及亲朋的款项，至少在三百万之多。
杜月笙绝不会离开上海滩，日本人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虽经多方游说劝促，杜月笙依然不为所动，但这一次，日本人竟然派出了日本关东军的重要人物，曾担任东北王张作霖军事顾问的坂西利八郎亲自登门拜访，利用他在日本军部的显赫地位、崇高权力，当面对杜月笙允诺，若杜月笙肯与日本人合作，一旦日军完全占领上海，他将给予杜月笙重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然而这些老生常谈仍然不能让杜月笙为之所动。他虚与委蛇，巧妙周旋，尽量避免正面答复，这让坂西利八郎渐渐失去耐性，最后竟然拂袖而去。
坂西刚走，另外一位日本军政界的头面人物旋即粉墨登场。这个日本人名头之响，但凡抗战之时的中国人都有所耳闻。他就是让中国人恨不能食其肉的日本侵华先锋，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土肥原有“亚洲劳伦斯”之称谓，但凡他所到之处，必将有让中国人罄竹难书的血泪史。抗日战争爆发之时，土肥原已经高升为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鉴于坂西利八郎在攻克杜月笙方面的失败，土肥原改变了一贯使用的利诱伎俩。
与坂西利八郎一样，土肥原贤二也认为杜月笙断然没有离开上海的可能，即使有，日本人也绝不会允许。他们将竭尽一切可能，截断杜月笙离开上海的后路，打消他远走高飞的企图。这一次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请自来，大摇大摆地登堂入室了。
“上海旦夕覆灭，杜先生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应该彻底而充分地与皇军合作！”土肥原气势汹汹地说：“如果杜先生不肯为皇军效力，我们要列举你对皇军的敌意行为，然后施以严惩！”
土肥原不是坂西利八郎，他面目狰狞，咄咄逼人，严词斥责杜月笙，说他出钱出力，奔走呼号，支持国民政府，鼓励国军与皇军作战，其行为已是与皇军为敌，造成皇军的重大伤亡。
如此强行霸道，蛮横无理，让杜月笙不由得怒火中烧，但他却拿土肥原无可奈何。在法租界，土肥原有权来去自由，旁若无人，更何况他是日本大本营的特务部长，阴险诡谲，异常狡诈，必然是有备而来，他断定杜月笙不敢将他抓去杀掉。
杜月笙唯有隐忍不语，以待时机，才能让对方无可奈何。
土肥原贤二不愧为日本大本营的头号特务部长，在他大放厥词的第二天下午，即调兵遣将，故布疑阵，以此对杜月笙实施恫吓与威胁。那时候，杜月笙为了与抗日后援会的委员们方便联络，经常到辣斐德路辣斐坊十六号四太太姚玉兰的香闺里见客。
这天下午，杜月笙正在与他的学生徐懋棠促膝密谈，突然门外传来一阵轧轧的声响，四太太姚玉兰觉得烦闷，出门一看，见头顶正盘旋着一架飞机，回头便拉着京片子味儿说道：“今儿可怪啦，这架飞机怎么一直在咱们的头顶上转呀！”
貌似打哈哈的一句话，让杜月笙登时警觉起来。他紧蹙眉头，越听越觉得奇怪，到了天井里面仰脸向天空眺望，不由得大惊失色——一架日本战机正在自家楼顶盘来绕去，轰轰作响。
这一定是土肥原耍的鬼把戏，杜月笙开始忧心忡忡起来，他知道土肥原阴险狡诈，手段残忍，说得出做得到，万一扔下几个弹丸，自己的万贯家业就要毁于一旦。杜月笙满面惊惶，匆匆折回客厅，往沙发上沉沉一坐，他两眼发直，任凭谁来询问都不理会，只是定定地坐在那里出神。
徐懋棠早就听说日本人近期常常对杜先生威逼利诱，无端骚扰，他立刻明白了杜月笙的心事，于是便低着声音喊：“杜先生，杜先生……”
杜月笙缓了缓神，呷一口茶，抬头望着徐懋棠，茫然问道：“啥事体？”
“法租界毕竟不是华界，我看日本人断不敢胡来，无非是逞逞威风。”徐懋棠安慰着说道。
“日本人肆无忌惮，能到闸北、江湾开仗，置国际舆论于不顾，还有什么不要脸的事情干不出来？最近租界又集结了那么多的日本人，说不定是真的来侦察什么的！”姚玉兰插嘴说道。
杜月笙依然不置可否，瞥了一眼四太太，无奈地苦笑一声。
外边的飞机依然盘旋不下，呼呼作响，客厅里倒是异常安静，三个人束手无策地沉思着。还是徐懋棠最先清醒过来，他双手一拍，激动地说道：“杜先生，我倒有个办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哦？”杜月笙眼睛一亮，问道：“你且说来听听。”
“杜先生，最近我在蒲石路买了一幢公寓，是一座十八层的洋房，房子还算讲究，如果杜先生不嫌弃，可以与四娘娘搬过去暂住，一来可以避人耳目，二来这幢公寓楼层高，杜先生可住中间层，这样东洋的飞机即使再来，也完全影响不到你的生活。”徐懋棠胸有成竹地说道。
一想到自己被日本飞机追着跑，杜月笙不由得怒火中烧，自己何曾如此狼狈过？但现实的残酷不得不让他做出决定，暂且避居蒲石路。说搬就搬，全家上下齐行动，就这样，四太太姚玉兰从辣斐德路搬到蒲石路，住进徐懋棠的十八层公寓，算是勉强逃过日本人无休止的骚扰。一直到杜月笙离开上海避居香港之前，四太太都居住在此，人称“十八楼太太”。
老兄弟各奔前程
自“四·一二”清党以后，杜月笙、张啸林这对亲密搭档因看法不同、追求迥异而渐行渐远，杜月笙看重名望和地位，寄望跻身社会名流，来摆脱帮会出身给自己带来的不佳形象，而张啸林对钱财极为看重，为谋财路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
“四·一二”以后，杜月笙声誉日隆，而张啸林相形见绌，更由于在开设赌场的问题上双方意见不合而让张啸林大为不快，自此以后，二人来往日疏。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时，杜月笙奔走呼号，力主抗战，总算还尽了一份心力，张啸林则不然，上海滩炮声隆隆，天翻地覆，此公居然躲在浙江莫干山一处优雅别墅内独享清闲。
在日军坚枪利炮的猛攻之下，淞沪抗战持续三个月之久，虽军民协力，奈何兵寡炮钝，渐渐呈现不支之态，眼见上海即将沦陷，日本人加速了对上海统治工作的准备。
要想彻底统治上海，就必须要争取本地人的有力支持，上海三大亨是日本人极力争取的对象。对杜月笙的拉拢让日本人陷入僵局。黄金荣年老体迈，已经构不成威胁，只要他能规规矩矩，便可保其平安无虞。唯一剩下的大亨张啸林远在莫干山歇夏，依然被摸上门的日本小代表一番甜言蜜语说得心花怒放，当即决定返回上海。
张啸林一回上海，杜月笙便得到了消息。多日不见，杜月笙兴冲冲穿过两家中间那扇月牙门，径步走向张啸林家的客厅，亲热地打了声招呼：“啸林哥，你回来啦！”
张啸林猛嘬了一口鸦片烟，侧过脸来瞥了一眼杜月笙，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月笙，你这一大晌很忙啊！”
一听这话，便觉得啸林哥似乎有些不对头，杜月笙嘿然一笑，陪着小心走过去，靠在沙发上，搭讪道：“还不是些应酬赶场的事体。”
张啸林也不应答，只顾自家在那里猛抽烟枪，吞云吐雾。兄弟重逢，怎么可以不搭腔呢？还是杜月笙忍不住先开了口说：“啸林哥，最近上海的局势不大好。”
“关我屁事！”张啸林把抽完的烟枪甩在一边，冷笑着答道。
“啸林哥——”喊了一声，杜月笙顿了顿，关切地询问：“照这种局势下去，上海迟早会保不住，你还要留在上海？”
“那又怎样？东洋人难道还要打进租界不成？”
杜月笙勉强保持微笑说道：“打进租界我看还不至于，不过……”
“既然东洋人不会打进租界，你喊我跑个啥？”还未等杜月笙说完，张啸林打断了他的话。
“不过，日本人若是占领了上海，租界只能是孤岛一座，难道我们还要在这里坐困愁城？——出了租界，到处都是日本人的坚枪利炮。”杜月笙着急地说道。
张啸林一个欠身坐了起来，目光闪闪盯着杜月笙：“出了租界又怎样，你杜月笙名声在外，东洋人能把你怎么样？”
“只怕日本人不肯放过我。”想起这些天来日本人对他的威逼利诱，杜月笙肯定地说。
“东洋人凭什么不会放过你？就因为你是几十个大大小小的董事长？”张啸林不屑地说道。
此时此地，张啸林还在拿他打趣，这让杜月笙颇感不快，他清声朗气地说道：“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杜某人决不做亡国奴，受日本人的欺侮！”
“东洋人什么时候欺侮过你了？”
“啸林哥，你听到外面轰隆隆的炮声没有？你知不知道，日本人每发一弹，不知有多少上海市民被炸死！”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只要炮弹不在我的头顶上开花就好。”张啸林阴阳怪气地答道。
“啸林哥……”
张啸林又不搭话，身子一歪，又把烟枪拾起，续了一袋烟泡。
二人静坐，尴尬了半晌，杜月笙下定决心，毅然说道：“无论如何，这一次我们两兄弟要一道走，不能做日本人的板上肉。”
“去哪里？”张啸林故意打岔说。
“香港。”
“香港？你在那里有田？有地？还是有银行和工厂？”张啸林瞥了一眼杜月笙，反问道。
“我什么都没有，但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只要我们想做，到了香港，一样可以办事业，办厂呀！”
“你省省吧，月笙！”张啸林提高了嗓音，不无嘲讽地说道：“前几年为了清党，咱们出尽了力气，还花光了钱财，最后还不是被政府视为莠民、流氓，闹得我们兄弟俩吵过一架。本来我打定主意，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喜欢开银行办工厂，那是你的自由，你想当议长、会长，十七八个董事长，你尽管去当；我呢，我喜欢钱，我要发财，我还是做的烟土，做我的赌档，赚到钱更好，赚不到钱，我就回家啃老本，这样有什么不好？”
张啸林倒豆子一样，叽里呱啦说了一堆，前尘往事齐上心头，让杜月笙愈发觉得难过，只是喃喃地喊了声：“啸林哥！”
张啸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接着说道：“月笙，今天我也算披肝沥胆，直言不讳，虽然我们以后路归路，桥归桥，各走各的路，各修各的庙，但今朝事体不同，能想到见到的，我若怕你懊恼而不说，那就是我对不起朋友。”
“啸林哥有话请讲，不必讳言。”
“我刚才讲过，你杜月笙所爱的，什么名望呀，地位呀，现在都有了，在上海滩你求风得风，求雨来雨，做阿哥的不得不佩服你。但是你何曾想过，除了这些，你究竟还得到些什么？社会公职挂了几十个，一个铜钿都拿不来，还要倒贴开销。董事长理事长也挂了十七八个，说句难听的，月笙你给我数数看，有哪一家真正是你杜月笙的财产？民国十六年，咱们兄弟几个帮国民党打共产党，赔钱又赔力，那年你便欠下三百万的大洋，还不是拆东墙补西墙？就是现在，你还不是背着三五百万的债？你人在上海，还可以通融商量，真要踏出上海一步，哪个会买你的账？到那时候，你拿什么钱去还？”
本以为提到这个闹人的问题，杜月笙必然哑然无语，垂头丧气，岂料杜月笙竟然哈哈大笑地说道：“谢谢啸林哥指教，不过呢，我对钱财有自己的看法，我不说什么‘钱是身外之物’之类的话，我只是保定一个主张，钱是过手财香，总要花得完，交情吃不光用不竭，所以别人存钱，我存交情。”
几句话说得颇有大家之风，张啸林被咽得一时语塞，怔了半天，方始缓和些语气说道：“月笙，你倒说说，东洋人有哪点不好？”
杜月笙深沉一笑：“要说东洋人有哪点不好，我只知道一桩，那就是，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从不曾跑到东洋去杀人放火，到处开枪！”
“我再问你一句，月笙，东洋人对我们会不会有什么好处？”
杜月笙一听这话，不禁担忧张啸林会不会被日本人拖下水，便试探着问道：“即使有好处，那也是毒药，好处没捞到，日本人反倒不肯放过你。”
张啸林不在乎地冷笑一声：“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怕日本人逼我投靠他们，当初在杭州，日本人欺侮我，还不是被我打得落花流水，来硬的，咱们就‘拳头对拳头’！要是他们客客气气和我做生意，对我有好处的话，我为啥不做？这叫‘你拱手，我也磕头’！”
杜月笙没想到这位义兄为了私恨和贪财竟如此无理可讲，不得不直言指责：“我们可不能做‘汉奸’啊！否则将来没面孔见人！”
张啸林“呼”地昂起身，怒睁一对虎眼吼道：“汉奸？帮日本人就是汉奸？金荣哥替法国人当差，算不算是汉奸？你在公董局做华董，是不是也算汉奸？”
杜月笙没有话可说，也说不出话来。
“日本人要想统治上海，还要靠我们上海人才行！”张啸林振振有词地说道：“月笙，你想过没有，当年国民政府禁烟禁赌，我们的烟赌两档生意每况愈下，全都收了，如今东洋人来了，说不定，你、我还有金荣哥以及其他老弟兄，也许可以再开一家比三鑫公司更大几十倍几百倍的大公司。”
“烟赌两档我都收了，今后也再不想沾。”杜月笙笃定地说。
“既然这样，月笙，我们不必再往下谈了，人各有志，不必勉强。”张啸林憾然苦笑地说道：“既然你要走，我也不留你，我只想送你几句话，物离乡贵，人离乡贱，我只巴望你不要有朝一日懊悔起来，不该离开这寸土寸金的上海滩。”
“不会的，啸林哥。”
“你想明白了就好，”张啸林叹了口气，问道：“你几时动身，让我为你饯行吧？”
杜月笙微微一笑道：“还早，安顿好后我会通知你。”
“你我的话都说尽了，”张啸林不惜重复一遍：“从今以后，不论你我的遭遇如何，我们就算是问心无愧，彼此都很对得起了。”
“啸林哥——”
“你去忙吧，我没有事，还想抽一袋。”张啸林忽又语气舒缓地说道。
杜月笙悒悒不乐，只得黯然告辞，多年孟不离焦、焦不离孟的交情，就这样一下子风流云散了，不禁让杜月笙怅然若失。
这一次见面，也是杜月笙离沪赴港之前最后一次与张啸林见面。他非常清楚，自此以后，两人真的要各走各路，各拜各神了。可谁又想到，分道扬镳只是开始，几年后，这位与自己并肩作战几十年的结义兄弟，竟真的沦为日本的走狗、国人的败类，并最终死于乱枪之下。
与张啸林不欢而散，杜月笙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黄家花园看望黄金荣。此时的黄金荣正躲在家里唉声叹气，他的“大世界”被虞洽卿自作主张，临时改为难民收容所，影响了正常收益，让他老大不快；自己花园的假山也被炮弹击中，到处是断瓦残石。
见了杜月笙，黄金荣抱怨说：“中国和日本开战，那就是小鸡和老鹰打架，自讨苦吃。”
杜月笙也不寒暄，开门见山说道：“现在国军已经开始撤出上海，金荣哥有什么打算？”
黄金荣拉着麻皮肥脸，沉吟片刻叹道：“我已经六十多岁，吃不起苦了，若是叫我离开上海，没了大世界，没了黄家花园，我吃什么住什么？我看，姑且留在租界，等等再说。”
“可是日本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杜月笙提醒着说。
黄金荣摆出一副坦然的姿态，说道：“不管是‘一·二八’还是‘八·一三’，我都没有公开抗日。再说，我住法租界，为法国人办过事，谅他们也不敢动我。”
杜月笙连忙解释道：“我不是说他们要硬来，只怕他们会请你出山，当个什么维持会的会长，你怎么办？”
黄金荣笑着摇摇脑袋，说道：“你放心，我绝不会下水，蒋介石封我少将参议，我总要对得起他。我学不了岳飞，但也绝不做秦桧……”
既然黄金荣准备避守法租界，杜月笙也不再说什么，应酬了几句，便匆匆告辞回家。至此，名震上海滩的三大亨，除杜月笙以外，黄、张二位都没有离开上海的打算，大难当头，各奔前程，从此，黄、杜、张三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沉轮船阻遏日舰
杜月笙回到家中捱了一会儿，管家万墨林来报，陆京士回来了。
杜月笙心中一喜，匆忙将陆京士唤了进来，开口便问：“京士，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陆京士身形疲惫，神色黯淡，低声说道：“行动队五个支队一律集中，上面让我们分驻南市和浦东，协助五十五师，掩护国军从上海撤退。”
“啊？”杜月笙神情沮丧，不胜惆怅地说：“如此说来，上海失守就在眼前了……”
陆京士强颜欢笑说道：“日本人曾夸下海口，只要二十四小时就可拿下上海，如今我们却守了三个月，我们的装备虽不及日本，但我们还能打。”
杜月笙没有想到，国军这么快就撤退了，更没想到，这次日本人不像“一·二八”那样，在停战后就结束整个战争，而是贪得无厌，步步进逼。
见杜月笙心事凝重，陆京士又报告说：“行动队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都要被派到浦东掩护撤退，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守卫南市，第四支队和特务大队及其他官兵学员，大概要跟着国军往九江一线撤退。”
良久，杜月笙才缓缓说道：“京士，行动队有三个支队都是咱们青洪帮的弟兄，你和这些弟兄现在身为军人，为国家效力，责任很重大。”
陆京士慷慨陈词：“先生放心吧，弟兄们穿上这身衣服，就已经下了为国牺牲的决心。”
杜月笙听了，不觉心中一阵难过，于是他亲昵地拍拍陆京士肩头说：“京士，你为国抗敌，我不会让你牺牲的，只要你万事小心，到最后关头，我一定会有妥善的安排。
师徒二人又谈了一阵当前军情战况，陆京士才起身告辞。
此时浦东和南市的敌军攻势越来越猛，军情越来越急，束手无策的杜月笙只能愁眉苦脸地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如同热锅里的蚂蚁。
陆京士走了以后，便与朱学范、何行健等人率领着苏浙别动队三个支队赶赴浦东阵地，与日军展开周旋战，掩护国军大队徐徐撤退。就是这样一支由青洪帮弟子和大批劳工组成的“乌合之众”，利用熟悉的地形，在敌机和重炮连番轰炸的情况下，居然与日军鏖战三日，堪称淞沪抗战之中的一个奇迹。
杜月笙眼见着南市和浦东烈焰腾霄，上海沦陷即在眼前，不敢再等下去了，还没等他盘算好如何撤离，戴笠却突然来访。
来不及寒暄，戴笠开门见山说道：“苏浙别动队掩护任务已经完成，再打下去，只怕会全部牺牲，为了保存实力继续从事游击战，别动队需要立即解散。我已经把部队进行了调整，化整为零，一部分人撤退到租界，一部分另行组建‘忠义救国军’，在苏南和浦东一带打游击。”
杜月笙觉得这个办法不错，起码青帮的徒子徒孙能喘口气，于是问道：“雨农，但凡有需要的事体，尽管开口。”
“有两件事，唯有杜先生帮得上忙。”戴笠说道。
“哪两件？”
“首先，杜先生要亲自与法国领事馆联络，南市的中国军队撤退到租界，请他们给予便利协助，这件事，只有您能办得到。”
“还有一件呢？”
“蒋委员长要我带信给你，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准备在江阴要塞附近的江面上布置封锁线，将停泊在汉口附近的日本军舰全部封锁在内，要你发动上海各轮船公司，在那里沉掉几艘轮船。你是上海市轮船公会的理事长，这件事只能委托杜先生了。”戴笠企盼地说道。
杜月笙犹疑了一下，觉得中国军队撤至法租界问题不大，至于第二件事体，发动上海轮船公司沉船，实在没有太大把握。谁愿意将自己苦心经营的产业付之江底？况且大达航运公司是自己的重要产业之一，毁之一旦实在可惜，但反念一想，若是上海沦陷，焉有自己立锥之地，因此他坚定地点了点头，答复道：“你放心，这两件事体都包在我身上。”
送走戴笠，杜月笙立刻致电法国总领事说明情况。法国总领事回复说可以照办，但退下来的军队，按照国际公法的规定，必须解除武装。
于是，杜月笙开始组织大批从南市退下来的别动队，按秩序退入法租界，并解除武装交给巡捕，恢复自由身。杜月笙特意派人为这些与日军鏖战三日的弟兄们进行犒劳和慰问。
第二天，杜月笙以上海市商会理事长的身份，召集上海市各轮船公司的老板，在市商会总部开会，并传达蒋介石的命令，组织大家在江阴要塞沉掉几艘轮船，以达到封锁日军军舰的目的。
各大轮船公司的老板面面相觑，极不情愿。虞洽卿资格最老，与杜月笙过从又密，因此首先诉起苦来：“不瞒诸位，这次我运送两万多同乡同胞回宁波，非但一张船票没收，还搭上了不少的燃料费，损失这么大，再要我沉船，那等于把我整个公司都沉掉，我只有跳黄浦江给大家看了。”
其他的老板窃窃耳语，议论纷纷，认为这是杜月笙想借机把其他轮船公司毁掉，好让他的大达轮船公司一家独大，于是，在座的老板们明显表示出不满的神态。
面对一片狐疑的表情，杜月笙霍然而起，目光炯炯地宣布：“诸位既然不愿表态，我杜某人就第一个表态，身为上海市轮船公会理事长、招商局理事，我们大达轮船公司的所有船只一支不留，全部沉掉，否则我们这些社会的闻人，何以对得起国家，还有啥面孔见人？沉船阻遏日舰，是蒋委员长的指示，如果有人要是不识相，就别怪政府不讲情面了！”
在杜月笙一番软硬兼施的言语下，船主老板们也只得纷纷响应。
这次沉船事件虽然鲜有人知，但在百年跌宕的近代民族工商业史上，却有着特殊的意义。一艘一艘载满残石乱瓦的铁船自凿沉入长江，此起彼伏。这些近代工商资本家，在民族存亡断续之际，以自己的方式，无比悲壮地展现了自己的力量，以一种近乎于殉葬的方式来拯救中国的命运。
截至1938年4月，前后进行两次大规模沉船，第一次沉船在江阴要塞，杜月笙的大达公司和虞洽卿的三北公司以及国营的招商局共沉船24只，被凿沉于江阴下游的鹅鼻嘴。
第二次参与沉船的企业，除了杜月笙、虞恰卿的公司，还有大通、民生等民营公司，先后在镇海口、龙潭口、宜昌及武穴田家镇等长江水面实施沉船行动。这一惨烈的“自毁行动”，最大限度地阻止了日本军舰沿长江西进的速度，西部的抗战大后方得以保全。在此过程中，招商局沉船占总吨位的百分之四十，虞洽卿的三北公司折损一半，杜月笙的大达公司全数损失。
避战火大亨出走
1937年11月5日拂晓，日军以大雾天气为掩护，从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咀偷偷登陆，开始对淞沪实施迂回包围。此时，中国沿海守备部队已抽调部分战力支援市区作战，对日军的突然包围猝不及防，阵地相继失守，战局急转直下。
6日，日军占领金山，8日，蒋介石被迫下令全线撤退。大批的难民、富贾在军队撤出上海的同时，亦走上茫茫逃亡路，巍巍大上海沦陷在即。
华格臬路杜公馆内，空气凝结、气氛肃穆。用过晚餐后，杜月笙的古董间里只剩下了他最信赖的几个学生，分别是陆京士、朱学范和徐采丞。
徐采丞跟日本人打过交道，与日本驻沪特务机关的川本大佐十分熟悉，他抢先发言说：“听说日本人这次占领上海以后，专门作了布置，就是为了防止像宋子文、俞鸿钧以及杜先生这样的人物离开上海，我们还是早作打算。”
“离开上海是当务之急，关键是怎么走？”陆京士说道。
徐采丞看了一眼杜月笙说道：“今天，川本大佐请我转告杜先生，日本人占领高桥之后，头一件事就是派宪兵队将杜家祠堂保护起来，禁止闲杂人等前去骚扰。”
杜月笙冷笑一声，说道：“依我看，日本人的目的无非是想拖我下水，他们一定以为我在离开上海之前会回去祭祖，趁机将我捉牢。”
徐采丞接着说道：“第二件事，日本人已经在沿江一带布置重兵，严防杜先生等出境，十六铺及杨树浦两地都有大批日兵把守，如果杜先先从租界码头上船，必要的时候，他们不惜闯入租界也要阻拦。”
“看来东洋人是决计要把我杜某人困在上海滩了！”杜月笙眉头一皱，说道：“京士，你怎么看？”
陆京士已知杜月笙必走之心，因此说道：“目前来看，大家是非走不可的，还是先做好准备，须找个稳妥的时机方可动身。”
杜月笙默许地点儿点头，猛拍一下桌子，喊道：“好歹让东洋人死了这份心。”
“先生大概都问过了吧，现在还有哪些人准备撤出上海滩？”陆京士问道。
于是，杜月笙又将这几日以来劝告或试探的结果屈指数来。黄金荣年岁大了，不愿背井离乡；张啸林有奶便是娘，早晚要附逆下水；金廷荪犹疑不决，决定留下来看看风声；“八股党”中的四大金刚，顾嘉棠、叶焯山已经准备放弃上海的产业，与杜月笙同去香港；至于租界里还未离开的大佬，如宋子文、俞鸿钧、钱新之、胡笔江、徐新六等等，也都有各自的计划，随时准备离开。
听完杜月笙的介绍，大家互望了一眼，感慨不已。这么多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佬们，如今也不得不在东洋人的坚枪利炮之下狼狈出逃。
缓了一口气，杜月笙意味深长地说道：“你们不必为我担心，还有那么多人在上海，现在的问题是，你们几个打算怎么个走法？”
陆京士回答说：“我早已决定了，先到宁波，然后假道长沙转汉口，学范决定直接去香港。”
听说这几个学生都有了安排，杜月笙点点说道：“很好，时间不早，大家都回去各自准备，今日就此别过，他日重逢一定为期不远。”
于是，大家又互道了一番珍重，才依依不舍离开杜公馆。
接下来的几天里，随着国民党部队的相继撤离，阵地失陷，日军开始全面占领上海。躲在租界里的杜月笙忧心忡忡，一直到11月25日夜里，宋子文才打来电话，通知杜月笙说：“船票已经买好，法国‘阿勒米斯’号，明晚公和祥码头上船。”
挂掉宋子文的电话，杜月笙十分高兴，为防走漏风声，他并未过多声张，只是将管家万墨林、三房太太和几个儿女全部召集起来，做了简单安排，一颗心才算落地。临到最后，杜月笙又颇感无奈地表示：“明天我走，难免要冒三分险，所以谁也不带。”
第二天，杜月笙又百般叮咛万墨林，务必关照公馆内的一切事务。万墨林频频点头称是。杜月笙又让账房黄国栋核算了一下账目，以便做到心中有数，接着又打电话关照一些最亲近的学生，留在上海保持各方面通信联络，随时响应活动。
挨到天黑下来，杜月笙轻装简从，只身一人出门。为了掩人耳目，他先是坐汽车到蒲石路，抵达四太太姚玉兰的公寓，让别人以为他和平时一样，会在此留宿，但他并未上楼，而是从前门进了公寓，穿堂而过，迅速从后门离开，并登上早已准备好的另一部汽车，直接驶向公和祥码头。
一路平安无事，快到公和祥码头的时候，杜月笙一眼望见灯光灿灿的“阿勒米斯”号客轮倒映在黄浦江里，方始知道自己终于平安脱险。就这样，杜月笙毫无阻拦地登上了“阿勒米斯”号客轮。当他一进入灯火辉煌的大餐间，就看见宋子文、俞鸿钧、钱新之、王晓籁等人早已先他一步坐在那里了。
见杜月笙翩然驾到，大家都欣喜异常，上前嘘寒问暖，关心备至。杜月笙一眼扫去，这些沪上的闻人、行业的大佬，如今却为了能逃离虎口而额手称幸，不胜唏嘘。
黄浦江上，汽笛呜咽，法国客轮“阿勒米斯”号终于起锚了。当客轮徐徐通过黄浦江，离开吴淞口，驶向烟波浩渺的大海时，杜月笙不顾凛冽的海风，站在甲板上向两岸眺望。
他看到十六铺、杨树浦一带码头上，密密麻麻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日军岗哨，不禁为自己成功逃脱而庆幸。但在庆幸之余，他感到万分的惆怅，既依依不舍，又黯然神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