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惭愧了！但当时并不是以一个拿笔的人的地位惭愧的，虽然我也写过报告，我是以一个拿枪还没有完全放下枪来的人的地位惭愧的。
跟在惭愧后面，愤怒来了！
我不相信，“伟大的作品”不产生于中国，而出现于日本；不产生于抗战，而出现于侵略！即使是从分量和写作态度来说，我也有反感。
这是耻辱！
那报告，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最近读了一篇关于日本文坛动向的论文，使我想到，大概就是《麦雨士兵、土雨士兵和花雨士兵》吧？作者大概是火野华平吧？
中国有没有“伟大的作品”呢？有的！
中国有血写成的“伟大的作品”！并且，墨水写成的“伟大的作品”假使是血写成的“伟大的作品”的复写，那不久也可以出现的。
那作品，将伟大于火野华平的《麦雨士兵、土雨士兵和花雨士兵》的！
否则，是中国的耻辱！
我是这样才写《南京》的。
但是自己没有伟大的野心，自己的心不过在愤怒着而已。
写战争，有许多的难处。
火野苇平是通信士，他明了某一战役的全般情况，又体验了士兵的战斗生活。这是他的作品得以完成的客观的条件。
在战争里，将军和士兵所知道的完全不同。将军不知道兵是怎样打法，兵也不知道将军是怎样判断，怎样下决心，怎样处置的。自然，这不过是就一般而言。世界上的大河并不是完全向东流的，而东流的大河也不是一条直线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是真实。在战争里，将军所看见的是森林，不是树；而士兵所看见的恰好是树，而不是森林。
所以，将军写出的战争，往往是将军式的战争，而士兵写出的战争，又往往是士兵式的战争。前者是大战回忆录，后者是《西线无战事》。
将军能够写得好，士兵也能够写得好。不反对将军用兵的写法，或者士兵用将军的写法，只要能够写得恰到好处。但是，不能勉强将军从士兵的地位去看去写战争，也不能勉强士兵从将军的地位去看去写战争，那是没有希望写好的。
何况是一个拿笔的人呢？他不是将军，或者他是将军而不是士兵，他不是士兵，或者他是士兵而不是将军，生、旦、净、丑集身，要求是制的不合理的。
因为，战场是瞬息万变的，像初秋的云，没有固定的形态，在你略一凝想的时候，一只小绵羊已经变做两朵白蔷薇花了。你能够把天所看见的云，完全描写出来么？你只能够说，今天所看见的是堡状积云和鳞纹云，不是伪卷云。只有这样。写战争，也只有这样。
况且，军事行动是那样秘密，比爱情还要秘密，甚至比外交还要秘密。往往将军所知道的，兵不知道；连长所知道的，排长不知道；这一单位所知道的，那一单位不知道。战地记者，在走马看花里，要把握一切，是很艰难的。
由于兵种的不同，任务的不同，步兵不完全知道炮兵，前卫也不完全知道预备队，在技术上，在战术上，在装备上，在动作上，在行动上，在空间和时间上。写战争，只说军事，也需要多方面的知识，这，即使是对于一个军人作者，也不能够求全责备。
但是，既然写起战争，这些问题都需要作者解决的。
我所以敢大胆的写，是因为自己修习过军事课程，在战壕里生活过几天。但是，动笔时，涌出的不是如泉的文思，而是重重的困难。譬如，第一次写的时候，才写成两章，就发现了两处技术性的错误，虽然在写作之前我曾经请教过有专门知识的人。
再以追击炮的射击口令做例吧。这口令，包括着炮弹种类、信管种类、药包数量、目标、射击方法，在间接瞄准的时候不指示目标，指示瞄准点。这些因素，是一个也不能够缺少的。没有目标，那就是无的放矢，那就没有方法决定射击距离，也就不可能命中目标。摆射、散布射、梯次射的口令更加复杂。一个口令就有这许多的问题。
所以，“追击炮！——两千公尺！——放！——”这样的口令是荒唐的；“洞！洞！……”那样的射击也是不可能的。
这是聪明人的错误。
自己也许也有这样的错误吧，虽然我的心是诚恳的，不敢卖弄聪明。
还有一个问题。
怎样使一篇小说情感完整，统一起来。
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在一起生活了半年的朋友楷。他和我一样，并不是学文学的。但是，这问题有它的重要性，值得重视，值得思考。一般说，一篇小说的情感发展，是和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发展相平行的。这是说，用一个或几个人物把一篇小说的情感贯串起来。读者的心的跃动，和小说人物的心相一致：他欢喜的时候，我们欢喜；他忧愁的时候，我们忧愁；他饥饿的时候，我们即使在苹果园中，甚至正在咬吃苹果，也忽然会失去味觉；他奋斗的时候，我们的肌肉会在手臂上凸起来，我们的血液会汹涌得像春涨中的江水；他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仿佛自己在风雪中逃走，仿佛自己病倒在只有旧蜘蛛网和在黄昏里乱飞的蝙蝠的破庙里；他胜利的时候，我们忽然变做英雄，好像天上的太阳也属于我们。
但是，在本书里，我却不能够这样做。
因为，写南京的一战，得从每一个角落写，得从每一个方面写，争取写出一只全豹来。
而且，事实上，抗战并不是某一个英雄的业绩，也不是少数人壮烈的行为，而是属于全民族、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每一个将士都有血肉在内的。
我怎么能够创造一个或者几个英雄，步兵也是他，炮兵也是他，淳化镇的一战有他，雨花台的一战有他，挹江门有他，渡江有他，和战车血肉相搏又有他？
那么，让我的作品的情感支离破碎么？
也不能！
怎么办呢？我固然相对的放弃了用人物把一篇小说的情感贯串起来的做法，但是我却企图把这个情感用事件贯串起来，用战争贯串起来，而求它的完整。这不过是我的一个大胆的尝这里，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本书是报告呢，还是小说呢？我回答不出。
书里有真实的故事，有从别处移植过来的、真实的故事，有部分真实的故事。这很像报告。
但是，书中也有虚构的故事。尤其由于材料搜集的困难，真实的故事往往是一个轮廓，仅仅是一个轮廓，不得不由我给以颜色，给以血肉，给以构想。这又很像小说。
我不敢把它作为报告，也不敢把它作为小说。
第二，书中有一些术语，所谓“军语”，还有近于操作的动作，这使本书颇像“操典”。
这是无法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田为所写的是战争，而又要求形象的写出。我只觉得写得太少。我诚恳地说，这无所谓卖弄军事的才能。——由于必要，我倒可惜我没有足够卖弄的军事知识。
两篇中篇报告完成以后，我就决心开始写南京了。
但是，没有写作的环境。而什么是写作的环境，又很难说。火野苇平不是放一枪又写一笔的么？想到火野苇平，我是怎样惭愧和怎样愤怒啊！
我决心：我和我的作品即使离“伟大”很远，像南极到北极，像麻雀比铁鹫，我也要写，我也那样写，那样写得多，那样放一枪又写一笔的写。我不能让敌人在兵器上发出骄傲一样，在文字上也发出他们的骄傲来！我们要在军事上胜利，也要在文艺上胜利！
但是，真正惭愧的是，我不但在写作上一无所成，在战争上也一无所献！
从受伤的那一天起，我就脱离了第一线。去年十月，为了梦想的王国？——当时的打算是，暂时脱下军衣来吧，我到北方来了，奔走在风沙里。今年四月，我病了，转到西安来，终于又是闲着两只手，半年了！
我的心在绞痛。无论如何，我在为了抗战的动机里实际上脱离了抗战！我不但放下了我的枪，两个中篇报告完成以后，差不多又放下了我的笔了！
可诅咒的我的牙齿？啊！可诅咒的我的小资产阶级的血液啊！我为什么只是等待凤凰呢！我应该有麻雀就捉麻雀！
直到七月，我受到鼓励，也受到心的谴责，才第二次开始提笔。
但是，这个时候。今年春天在我所爱的山水间写成的两章和别的文稿，全不在身边。搜集来的一些材料和地图，也没有带出来，为了想病好了再回去的缘故。一切得另行开始。一切又得在记忆中捉摸。没有报，没有书，手中所有的，仅仅是一本《在战场上》和一本《六个月来的抗战》，和偶然从旧书中发现的几张地图，这已经万分不易了。
本书终于写完了，假使能对抗战有一点点用处，我的负罪感才多少可以轻松一点。
胡风先生一次一次的激励我，给我宝贵的指示，在这里谨致谢意！“我希望你把握住现实主义的精神，不要被主观的激动弄得架空了。”当我拿起笔来写的时候，他的这一句话我是常常体味着的。
其次，对于几个朋友，楷、昌、宁、沐，他们也从各方面给我鼓励，尤其是以前并不相识的丽然，远远的从西康给我来信，给我不害怕困难的力量，我一并表示感谢。
一九三九年
十月十五日
西安北城上
